张虎林的“三农”情怀

　　                   文/李罡

　　2008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抵达河内，对越南进行友好访问。在访问团的成员中，有个年龄最大、惟一不在职的退休专家引起大家的关注。他就是中共中央党校“三农”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张虎林。张虎林曾担任中央党校办公厅副主任、组织部长、校委委员等职。他是一个“在国内三农领域、政府领域能够自由转换身份的人”。他曾多次参与过中央重要文件的起草。他提出“去费免税”建议被中央采纳。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为三农奔波，时刻守护在农民的身旁。

　　在各种光环下的他却这样形容自己：“我从农村来，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为人民服务是理所当然的，一个人不管做什么事，处在什么位置，都不能凌驾在人民之上。要把自己当成一个普通的百姓。说实话、办实事。人民是主人，我们是党和人民的公仆”。在何种场合，他都十分安静低调，凡与他有过接触的人，一定会用亲切和朴实来形容这种感觉。

　　从不刻意的低调、敢于直言的率真、踏实研究的热情，这就是让人们肃然起敬的张虎林。

　　

　　      “信阳事件” 与农结缘

　　

　　出生在山西省左权县潘老村的张虎林，抗战末期参加过儿童团。1948年因父亲随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而辗转来到河南息县，在那里度过了天真烂漫孩童时光。1957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农经系，开始了他“三农”事业的第一站。当时正值“反右”教学改革，大学四年有一半的时间在农村。这个时候张虎林开始全面了解农村，了解农民，掌握了大量的基层实践。这为他日后从事的“三农”事业奠定了实践基础；后来张虎林又读取研究生，在校时大部分时间学习资本论、哲学、历史等科目，更加强化了他的研究理论基础。

　　1959年“信阳事件”发生了，浮夸、虚报蔚然成风导致严重后果。还在上大学的张虎林突然接到消息：在河南信阳做专员的父亲因为看不惯浮夸风，说了实话，被打成右派。或许是“信阳事件”启发了他，让他从小就树立了矢志不渝的“三农”情怀。

　　1965年1月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红旗》杂志编辑部农村组工作。在《红旗》杂志工作期间，参与了几次中央重大会议，养成了从宏观上、理论上、全局考虑问题的思维习惯。1968年，张虎林被分配到北京市农村工作组所属的农村干部管理学院工作。2年后，为了与“三农”贴的更近，他来到了中共中央党校。

　　 在党校的日子

　　1978年，张虎林正式调任中共中央党校工作。“在党校我基本什么都做，干了一圈。”张虎林笑着回忆道，“先是去了学员部搞教学工作，同时担任了党校校刊经济组主编。1990年担任省部班教学组长，还总结出一套教学经验。”之后，张虎林又被任命为中央党校办公厅副主任，3年后又被任命为组织部部长。

　　时光如梭，在张虎林担任组织部部长6年的时间里，时刻关注着“三农”，参加农口重要会议，80年代初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连续指定五个“一号文件”，他都参与而且唱主角。1998年，他申请成立了中共中央党校 “三农”问题研究中心，这是中国首次成立把“三农”问题作为课题进行系统研究的机构。1999年还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为时三天的新闻发布会和论坛，从此揭开了中国“三农”研究的序幕。

　　张虎林认为，农业、农村、农民是一个整体，不能分开，解决任何问题必须从整体来考虑。“三农问题是我国最重要、最基础的问题，是我国整个国民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整个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基础。我们讲现代化建设，我觉得最关键的就是要解决三农问题，三农问题不好好解决，我们所有的理想、愿望都是空谈。” 张虎林如是说。

　　 “三农”问题专家

　　 “三农”问题研究专家，这是他退休后的称呼，也是他最喜欢的称呼。终于可以如愿以偿一门心思做学问的张虎林，忙碌中多了一份淡泊。隔着茶几，他的眼神看起来依然“睿智”，或许正是这丝掩盖不住的犀利使得他总能最先发现问题并找到问题的症结。

　　中共中央党校“三农”问题研究中心刚成立的时候，他搞调研跑遍了山东的半个省，组织校内教师、校外专家、实践者给中央提建议，如实地、客观地通过《三农研究参考》内参反映情况，正式退休后，能静下心来研究、写作，作品也相应多起来。他的主要著述有：《中国农村经济学》《农村经济学》《农村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讲话》《跨世纪的角逐》以及参与写作的《中国农村经济管理概论》《中国农村经济改革探索》《当代中国经济建设》等共二十多部作品。这些著作中有许多新思路、新观点受到了决策层的重视，在各界引起很大的反响。“有人让我研究局部。”张虎林说，“但我认为，研究局部影响不了全面，局部解决的再好，也不会影响全面效果。”他将自己的主要精力投入了全面、宏观的解决“三农”问题上。

　　

　　守望“三农”志不渝

　　

　　2003年，政策开始向农村倾斜，张虎林非常激动，连夜写了4000多字的关于解决“三农”问题的文章，他说：“这是我多年来的心愿，是每日每夜都在思考的事情，所以提笔的时候根本没有停顿，一气呵成的写了出来。”文章中将“去费免税”列为重点，并刊登在《三农研究参考》内参上。文中强调“三农”的重要性，阐述了“三农”是国民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党和国家建立和稳定的基础，要想解决“三农”问题，必须“去费免税”。此外还应解决最基本的两个问题，一是加强农村的教育问题，提高农民的素质；二是尽快把农民组织起来，但这种组织必须遵循“自愿互利”的合作社基本原则。组成合作社、农民协会、专业协会等组织解决农民自己无法解决的问题，帮农民承担自己无法承担的风险。

　　“去费免税”这个建议最终被中央采纳了。2004年两会提出五年内免除农业税，后来改成三年，现在基本上都实现了。这为农民争取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受到广大农民的一致好评。谈及此事，张虎林深表欣慰。

　　张虎林认为，解决“三农”问题应该以农村工作六字方针即“多予、少取、放活”为基础。国家虽然对农民的费用不再收取，可有些地方却转嫁到了农民企业。农村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天地，目前财富还要从农村流向城市，这是非常不合理的。他强调解决“三农”问题是个长期艰巨的任务。要真正做到多予少取，加强农民教育，提高农民文化素质，改变农民观念，增强农民的抗风险能力，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才是正路。争取让全国的农村都能成为“华西村”。“就拿山东一个农村窑洞里面种蘑菇来说，农民卖给商户不到2元一斤，商户用盐水一泡，到香港后却成了30元至40元一斤，商户从中赚走了大部分利润。所以，农民们一定要组织起来，发挥协作生产力。”

　　在谈及目前国家投资4万亿拉动内需这一举措时，张虎林认为：“应该加大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教育、医疗、卫生、文化设施、道路、管道等方面都应加大资金的投入。重点解决发展大规模生产的问题，实行土地流转，以发展集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为重点，以家庭经营为基础，实行合作制，发挥农民的积极性。”

　　张虎林认为，我国的国情和外国的不同，不能盲目的模仿，要根据我国的国情选择适合我国的“三农”发展道路。我国是靠农民原始积累实现的工业增长，现在只有放慢城市的步伐，加大农村的发展，才能缩短城乡的差距。“城市和农村都一样，有明亮的路灯，平整的马路，便捷的自来水。那才是新农村建设搞好了。”张虎林说。

　　

　　   感悟张虎林

　　

　　    张虎林将一生大部分时光献给了中国的“三农”事业，现在已年逾古稀，孩子和老伴都希望他能够放下工作颐养天年。但他却说：“心里放不下，总觉得还要做点什么”。张虎林希望有生之年还能为“三农”事业做点事，为中国的“三农”历史再添一笔。

　　我行故我在。张虎林把研究“三农”作为自己一生的事业，他在用心去践行自己的承诺和责任。他的人生道路与一般人不同，是因为他不仅仅注重个人人格的完善和提高，更注重对社会的责任和义务。

　　在遇到困难时，他的豁达让人肃然起敬，“要想做好事，做大好事，不遇到困难是不可能的。所以不用将困难放在心上。而应该想办法去解决问题。”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在从事“三农”问题研究的过程中，为了向中央和基层提供有价值的决策信息，70多岁的张虎林还创办了《市县领导月刊》和《三农研究参考》两本杂志，每天都将大部分时间用在调研和写作上。

　　这位头发花白的老人将毕生倾注在了“三农”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