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际安全》夏季号刊登一篇书评，题为《美国霸权的衰落——是虚构还是现实？》，作者是克里斯多夫·雷恩。他是得克萨斯农业机械大学乔治·H·W·布什政府和公共服务学院教授兼罗伯特·M·盖茨情报与国家安全讲席教授。全文如下：
斯蒂芬·G·布鲁克斯和威廉·C·沃尔弗斯：《失衡的世界：国际关系与挑战美国的首要地位》（新泽西州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8年）
帕拉葛·汉纳：《第二世界：新的全球秩序中的帝国与影响》（纽约：兰登书屋，2008年）
马凯硕：《新的亚洲半球：全球力量向东方的不可抗拒的转移》（纽约：公共事务公司，2008年）
国家情报委员会：《2025年的全球趋势：一个经过改造的世界（华盛顿特区：美国政府印刷局，2008年11月）
法里德·扎卡里亚：《后美国世界》（纽约：诺顿图书出版公司，2008年）
两个特征界定了冷战结束后的国际政治景观：单极性——以及美国随之而来的霸权地位——和全球化。美国的国力支撑着一个日益互联的世界，其特点是货物、劳务、人员和思想跨越国界的显著流动。然而今天，人们的普遍看法却是，国际政治体系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美国占有卓越地位的冷战后时代正在逐步走向终结。
在今后20年里，影响国际政治的将是，国际体系好仍将是单极的呢，还是变为多极的。美国能否保持其首要地位，还是新的大国的出现将使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分配得到重新安排？如果美国的国力每况愈下，那么力量转轨的动力学是否会带来安全方面的竞争，以及爆发战争的可能性的增加？尤其是，中国迅速崛起并获得大国地位的涵义是什么？如果美国不能维护自己的霸权主义角色，那么二战结束后它带头创建的、从那时以来一直为国际秩序奠定基础的安全与经济框架的遭遇将会如何？在已经不再由美国的霸权所界定的世界上，美国在二战以后建立起来的并在冷战结束后加以扩展的全球化和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会变成什么样子？本文中所评论的这些出版物都对这些问题做出解答。
美国拥有单极世界的长久时刻
自从冷战结束和宣布进入“单极时刻”以来，单极性一直使美国的国际关系学者、决策者和外交政策分析人士魂牵梦萦。单极性具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它描述了美国的军事和经济力量使所有其它国家的力量相形见绌的、1991年以后的国际体系。单极性还有一个政策的方面：苏联解体以来，从老布什总统执政期间开始，在一个单极的体系中维持美国的卓越地位一直是每届政府压倒一切的宏观战略目标。初步的迹象表明，贝拉克·奥巴马政府——其外交政策的关键职位基本上都由克林顿政府的资深人士充任——也同样会与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密切相关。
由于去除了对美国的国力与野心的唯一真实的遏制机制，所以苏联的灭亡给美国提供了一个机会，以利用自己的能力，对国际政治体系加以更加强有力的控制，美国充分利用了这一机会来扩大其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影响。连续几轮的北约扩张把北约联盟不仅扩展到东欧和中欧，而且扩展到前苏联自己的领土上。此外，美国在莫斯科自己的后院里对其提出挑战，将力量投送到中亚地区。它于2003年入侵了萨达姆·侯赛因的伊拉克，不仅是为了巩固美国在波斯湾的主宰地位，而且还为了通过提倡传播民主来改造中东。美国宣称，自由市场民主主义是世界上唯一可行的政治与经济发展模式，在此之前它倡导了建立在“华盛顿共识”和多边机构基础上的一个开放的、全球化的国际经济体系。这里所评论的出版物所解答的至关重要的问题就是，美国的首要地位是不是可以维持的。
美国的霸权地位是独特的吗？
回顾起来，苏联垮台以来美国在单极世界上的主宰地位似乎是一个早已得出的结论。尽管如此，差不多从那一时刻开始，就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论，这场辩论不仅涉及学术界，而且涉及政策领域，问题如下：单极性能够持续多久？美国的宏观战略是否应当谋求维持单极性和美国的霸权？其它国家是否会设法与美国抗衡？
一些新现实主义学者警告说，单极性会使美国自食其果。他们预计，单极状况会是短暂的。这些学者运用力量平衡理论和防御现实主义，认为在国际政治领域，有一项几乎是铁的定律，即大国与渴望成为霸主的国家在内部或外部，或者从两方面相抗衡。他们支持了自己的预测，指出了有关以往的争霸者命运的历史记录：在欧洲，争霸的企图，包括哈布斯堡王朝（在查理五世和菲利普二世统治下）、法国（在路易十四和拿破仑统治下）以及德国（在威廉二世和阿道夫·希特勒统治下）的企图，都被其它大国的抵抗所挫败。他们争论说，美国企图维护自己在冷战结束后的霸权地位，将会遭受同样的命运。然而，局势发展的结果是，早些时候的霸主们的命运并没有落在美国的头上。
从1991年以来是否有抗衡美国的力量，这是一个人们激烈辩论的问题。然而无可辩驳的是，美国仍然享有超越与之实力最接近的对手的占居压倒地位的影响力。美国的一些著名的国际关系理论家利用新现实主义、霸权稳定论、威胁平衡论和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提出了对美国的霸权为什么持续了将近20年而没有受到任何重大挑战问题的几项解释，并指出，美国能够使自己的首要地位延续到今后很长时间。坚持“单极稳定性”的现实主义者认为，倾向于美国的目前的单极实力分配是不可逾越的，其它国家不会抗衡美国，因为它们从美国的霸权中获得了重要的安全与经济上的好处。另外一些现实主义者援引威胁平衡论，断言美国采取让步性的政策，消除了别国对美国主宰地位的担忧，从而消除了抗衡霸权主义的活动。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家和威胁平衡论者断言，美国之所以一直很成功，是因为它是一个“仁慈的”的霸主。他们说，只要美国通过国际机构采取多边的做法来实施其主导作用，从而表现出自我克制，其它国家就会默认美国的霸主地位。此外，美国的“软实力”——其政治与经济制度及其文化的据说是独一无二的吸引力——把其它国家吸引到华盛顿的轨道上。
世界是处于不断的变迁之中吗？对美国霸权地位的日趋严重的怀疑
2007年秋季以前，美国外交政策机构的大多数成员仍然假定，美国的首要地位今后将会长期存在。实际上，美国的外交政策圈子仍然一门心思地进行有关“美国帝国”的辩论，这场辩论在911恐怖袭击和美国主导的推翻阿富汗塔利班政府的活动之后加剧了。然而到2007年年底，有关美国衰落的窃窃私语、对美元作为国际体系的储备货币的长期前景的怀疑，以及有关新近出现的多极状态的叨念开始悄悄地进入外交政策的辩论之中。由于2008年秋季严重的金融与经济崩溃——使得美国和全球经济陷入了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下滑——这些悄悄出现的怀疑情绪已经让位于一种公开的推测，即美国霸权的时代即将逝去。本文评论的5篇著作考察了美国能否在单极的世界上保持主宰地位，以及如果它不能这样做的话，可能会对国际政治造成的影响。
国际政治的改造
要获得有关今后20年可能会影响国际政治的趋势的概览，一个很好的起点就是国家情报委员会的报告《2025年的全球趋势：一个经过改造的世界》。虽然阅读这份报告并不轻松，但与典型的政府报告相比，它要富于洞察力得多，在知识的探求上也大胆得多。其关键的地缘政治结论是，在今后20年里，美国主宰的单极世界将让位于多极性，起刺激作用的是两个因果机制：新的大国（可能还有重要的地区大国）的出现；以及可能会侵蚀美国实力的经济、金融和国内政治上的制约因素。
正如国家情报委员会所说，自从二战结束以来，美元作为所向披靡的储备货币的地位使美国获得的金融特权一直支撑着美国在国际政坛上的显赫角色。因此，“美元的贬值可能会迫使美国在实现宏观的外交政策目标和付出高昂的国内代价支持这些目标之间进行艰难的取舍。”此外，美国日益依赖流入国内的外国资本，这种情况“可能会以出人意料的方式限制美国的行动自由”。国家情报委员会的结论是，美国“发挥领导作用的兴趣和愿望可能会受到更多的限制，因为美国作为世界领袖的经济与军事成本以及机会成本受到了其选民的重新评估”。最终，虽然从现在起20年以后，在一个多极的国际体系中，美国大概将会在同等国家当中居于首位，但是与它自从1945年以来所习惯的情况相比，它的国力将会较弱，外交政策方面可供选择的方案也会较少。
多极状态将意味着什么？国家情报委员会的答案是含糊不清的。虽然它预测，像欧洲一样，新的大国将会反对继续保持美国主导下的单极体系，但是《2025年的全球趋势》报告并没有预测，新兴的大国将会像德国和日本在19世纪和20世纪所做的那样，谋求彻底改变国际体系。尽管如此，种种因素可能会导致更加令人担忧的国际环境，其中包括：美国延长的威慑力量安全担保的信誉每况愈下，从而可能会刺激新的地区军备竞赛；争夺自然资源，尤其是能源控制权的竞争可能会使大国之间的竞争愈演愈烈；金融与经济危机的不良后果可能会使国际经济体系进一步带有重商主义色彩。最后，在多极的世界上，传统的国际机构可能会无法应付经济与金融动乱、能源稀缺和全球气候变化所构成的挑战。在这样一个世界上，非霸权主义的美国将会缺乏实力来重振这些机构。虽然没有人说得准，今后几十年中将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但是这份报告雄辩地阐明，多极的世界将会与美国地位显赫的冷战后时代截然不同。
亚洲的地位上升——美国地位下降
在美国以后的世界上，扎卡里亚争论说，中印两国是崛起中的大国，在今后几十年里注定要成为第二大和第三大经济体。但令人奇怪的是，他说他的这本书“并不涉及美国地位的衰落，而是讲所有其它国家的崛起的”。实际上，扎卡里亚对美国国力的发展轨迹的看法是非常乐观的。他说，中印两国没有构成传统的地缘政治挑战，而是注重在软实力方面挑战美国的首要地位。因此，中国采取了一项“非对称的”战略，包括巧妙的外交手段和经济上的治国之道，并凸显了自己的政治与经济发展模式，以使自己成为“一个有吸引力的合作伙伴，尤其是在美国被看作专横的霸主的世界上”。
虽然扎卡里亚的这本书的书名具有挑衅性，但他在著作中采取的做法相当于商业上的“上钩调包”诱售法，因为他断定，美国的相对国力实际上并没有严重衰落。虽然他在口头上赞成一种看法，即1991年以后的单极世界秩序即将消逝，但他坚持认为，美国能够基本上保持自己在国际政坛上的主导地位。他说，美国正在经历着的衰败是经济上的，而不是地缘政治上的，而且是表面的，而不是深层次的。扎卡里亚还说，困扰着美国经济的问题——过度消费、低储蓄率以及经常项目和预算方面的赤字，还有依赖外国债权人等——都是可以解决的，除非美国的政治制度失灵，无法实行必要的改革。
扎卡里亚看到美国的“衰落”的时候，所看到的是一只仍然差不多装满水的杯子，而不是只有半杯，而且正在渗漏。他说，在现代化、全球化、人权和民主等方面，世界正在朝着美国靠拢。“在更加富裕、更加生机勃勃、更加激动人心的世界上”，美国有机会“继续扮演核心角色”。它只需摒弃成为小布什行政当局特征的单边主义和笨拙的外交，并恢复自己的通过多边机构发挥作用和依靠外交与说服手段的传统。扎卡里亚认为，美国能够在今后很长时间里继续处于国际体系的核心，因为“美国的力量仍然有兴旺的市场，不仅由于地缘政治，而且也由于经济上的缘故。但是更加具有核心重要性的则是，它仍有强大的意识形态需求”。通过满足崛起中的大国对自身地位认证的需要，避免把自己的偏好强加于世界其余国家，以及进行“协商、合作甚至妥协”，美国能够保持其在国际政坛上的核心地位。扎卡里亚说，对美国来说，保持在新兴的国际体系中的显赫地位的途径是通过发挥软实力，而不是硬实力。
马凯硕的《新的亚洲半球：全球实力向东方的不可避免的转移》一书持有与扎卡里亚的《美国以后的世界》相同的起点：由于力量从美国（和欧洲）向着东亚，尤其是中印两国的引人注目的转移，国际政治正在得到改造。然而从这里开始，马凯硕走向了不同的方向。他庆祝了亚洲的崛起，谴责西方陷入过去的历史不能自拔，无法接受西方的全球主宰的时代即将结束。鉴于马凯硕作为“亚洲价值观”的啦啦队长的名声，所以无怪乎，该书全面抨击了西方，包括西方的政治与经济主宰地位，有趣的还有其有关垄断软实力的断言。
按照马凯硕的看法，西方应当欢迎亚洲的崛起，因为亚洲代表着一种和平的文化。他尤其断言，中国真诚地致力于“和平崛起”。与扎卡里亚形成对照，马凯硕认为，与美国相比，亚洲的软实力的吸引力要大得多，因为亚洲要比西方享有更多的“真正的自由”。他认为，西方从绝对的而不是相对的角度界定自由，这是不妥当的。他对人的自由的定义包括摆脱贫困的自由、安全（即没有政局动荡）的自由、选择就业的自由，以及思想的自由。马凯硕利用中国作为诠释，认为今天的亚洲人所享有的这些自由要比自己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丰富得多。
马凯硕的基本立论是，亚洲是西方应当予以容忍的一股害人的毁灭力量；如果它不这样做，就会冒被摧毁的风险。他写道：“改革世界秩序的时机已经到来。我们现在就应当这样做。”鉴于他所说的美国和欧盟作为全球领袖的“不称职”，所以西方应当从实现全球治理的民主化、以适应亚洲影响力的增强做起。应当改革国际机构——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以反映有利于亚洲的新的力量分布。马凯硕断言：“西方明白，它在世界上占有的政治与经济空间正在缩小。合乎逻辑的后果是，西方对几个全球机构的主导权必须减弱——对于这一前景，许多西方国家是不乐于见到的。”然而，对于西方的衰落，马凯硕却幸灾乐祸。他说，全球领导角色历来都是由新兴大国——今天是中国——提供的，西方最好是根据这一转变做出调整。也许是如此。但是，马凯硕坚持认为，西方是否应当欢迎亚洲的崛起却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是帝国之间的冲突吗？
帕拉葛·汉纳的《第二世界：新的全球秩序中的帝国与影响》认为，今后几十年的国际政治将受到两股力量的影响：（1）全球化，（2）三个帝国——美国、欧盟和中国围绕着全球领导地位和“第二世界”的归顺的地缘政治竞争。第二世界包括跨越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之间鸿沟的各国，位于地缘政治和全球化发生碰撞的地理空间——譬如俄罗斯、乌克兰、东南亚、北非、中东、巴尔干地区和中亚。与扎卡里亚（据说的）美国以后的世界形成对照，汉纳认为，美国必须适应于一个非美国的世界。在其中，它的影响受到欧盟和中国的挑战与遏制。这两个实体的崛起使得国际政治陷入激烈的竞争，因为全球化为所有这三个帝国侵入别国的势力范围提供了便利。汉纳宣称：“全球化一度被认为与美国化是同义语；而它却急剧地加快了美国统治下的和平的灭亡。”
在汉纳的论述中，欧盟占有重要地位。尽管如此，欧盟作为一个帝国的最终成败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因为还不清楚，布鲁塞尔是否拥有制度上的凝聚力，以便在进入局势日益动荡的地区时保持扩展的推动力。虽然汉纳对于欧盟的帝国扩张计划的结果爱恨交加，但他对中国崛起中的帝国的看法却很乐观。中国构成了一项双重的战略威胁，因为它能够就欧亚大陆腹地的控制权问题挑战欧盟，也能就太平洋沿岸地区的控制权问题挑战美国。由于有了经济与软实力——以及不断增强的军事实力——的强有力结合，中国正在亚洲获得卓越地位。实际上，在整个东亚和东南亚，各国都寄希望于一种可能性，即美国的首要地位很快就会由于中国的崛起而相形见绌。汉纳说，中国作为东亚的一个帝国力量中心的出现仅仅是回归未来的问题——中国正在重新获得其作为地区霸主的历来的“中央王国”地位。
汉纳为衰落中的美国描绘了一幅凄凉的图画。美国、中国和欧盟围绕着全球主导权和第二世界的效忠问题，陷入了一场愈演愈烈的竞争——而美国不大可能会赢得这场竞争。汉纳断言，由于帝国的过度扩张、国内的政治失灵、经济上的虚弱以及每况愈下的软实力，美国的国力处于一个下降的弧线上。汉纳写道，“由于美国的硬实力和软实力都没有发挥有效的作用，所以它正在领教到，历史发生在每个人——甚至包括美国人——身上。”
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什么？在这里，汉纳含糊其辞。一方面，如果美国、中国和欧盟建立起地缘政治平衡，就可能有和平与稳定。假如它们不能这样做，它们之间就有许多热点问题可能会引发武装冲突。至于哪种结局将会占上风，汉纳说，“答案仍然不得而知。”
美国超越盟国
以上讨论的4部著作通过几个共同的主题联系在一起：全球力量的分布正从美国和欧洲转移到亚洲；中印两国是崛起中的大国，而美国则是一个每况愈下的大国；世界是多极的（或者正迅速变得如此）；美国左右国际政治的能力不断下降。在《失衡的世界：国际关系与美国首要地位的挑战》中，斯蒂芬·布鲁克斯和威廉·沃尔弗斯对这些论断提出了强烈的异议。
布鲁克斯和沃尔弗斯论点的明显的核心是，在很长时期里，世界都仍将是单极的。因此，没有任何结构性的制约因素严重影响美国的国力。虽然这两位作者对国际关系领域中的若干项观点提出指责，但他们的主要打击目标——鉴于沃尔弗斯本人就是一位现实主义者，所以具有一定讽刺意味——是新现实主义的力量平衡论。他们说，与新现实主义的预言相反，其他国家并没有形成一个对抗霸权主义的联盟来抗衡美国的单极力量，其他国家也没有从事旨在抗衡美国军事优势的大规模扩军活动，从而进行自己内部的平衡。新现实主义的力量平衡理论——涉及各国如何应对崛起中的霸主问题——并不适用于由一个现有霸主主宰的国际体系。他们认为，实际上，在霸权主义占上风的情况下，新现实主义的力量平衡论就被驳倒了：一旦一国实现霸权，“它就越过了一个临界点，国力日益增强的效应就被翻转过来：居于领先地位的国家越强大，其主导地位越是稳固，与其抗衡的动力就越不大可能出现，因而也越没有约束力。”
由于美国把占压倒优势的经济和军事力量独特地结合起来，所以它在国际体系中享有无双的卓越地位。它相对于潜在的挑战者的强大军事优势使得别国不敢与之竞争。此外，由于还有集体行动方面的问题，所以对企图从外部抗衡美国的国家来说，美国的硬实力优势构成了不可逾越的障碍。布鲁克斯和沃尔弗思还说，别国之所以不会抗衡美国，是因为与它们在本地区面临的地区安全方面的威胁相比，美推行霸权主义的——但地理位置遥远的美国所构成的“威胁”是次要的。他俩还说，不存在结构方面诱发的针对美国的软抗衡。虽然别国在口头上可能赞成“多极状态”，但它们同时还想要获得与美国合作的益处，因而不会与之抗衡。
布鲁克斯和沃尔弗思还认为，由于对美国发挥威力没有系统性的制约，所以美国既有机会，也有动机要利用自己的霸权，重塑“国际机构、合法性标准和经济上的全球化”，从而改革国际体系。在单极的世界上，美国能够改变国际体系，而又不担心别国对抗其霸权所带来的不良后果。他俩援引卡尔的观点，认为应当利用现在享有的“20年机遇”来改造国际体系，以推进自身的安全利益。
极的划分、美国的国力和国际关系理论
此处评论的5部著作提出了有关今后年代中国际体系结构、美国在世界政坛上的角色以及相互竞争的国际政治理论的正确性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其中每部著作都讨论了3个具体问题。第一，在今后几十年里，国际体系是否会从单极变为多极或两极？第二是衰落中的美国国力问题；如果是衰落了，那么为什么？第三，如果美国的霸权终结，对全球化和国际经济的开放性会产生什么影响？
国际体系的新结构
单极问题仍是国际关系学者激烈辩论的焦点。如上所述，在这个问题上，现实主义者分为三个阵营：单极稳定学派（布鲁克斯和沃尔弗思是主要的例子）；力量平衡的现实主义学派；以及威胁平衡的现实主义者（他们与自由主义制度学派和软实力的倡导者们结成紧密的联盟）。
单极稳定性？从表面上看，布鲁克斯和沃尔弗思很有说服力地阐述了单极稳定性。但是，他们的论点要比表面看来的肤浅。他们的理由建立在国际体系中的实力分布的一种定格基础上。他们并不认为，像所有霸权主义体系一样，美国的单极时代也包含了其自身灭亡的种子。霸主之所以跃居大国群体的前列，是因为其建立在生产率和技术创新基础上的经济领先地位。然而渐渐地，专有知识、技术和管理方法在整个国际经济体系中传播，从而使其它国家得以赶上来。类似地，居于领先地位所带来的成本也使霸主的力量削弱，迫使其陷入衰落。一个关键问题是，21世纪的最初几十年是否将见证美国霸权的衰落。在这方面，有关单极稳定性的辩论造成误导。毕竟，尽管他俩在该书的开头断言，单极地位是牢固的，美国的霸权将会持续到今后很长时间，但是他们实际上承认，单极地位不大可能会再持续20年以上。而这段时间并不长。这不仅是支持单极地位的虚弱的理由，而且也是暗中承认，虽然事情还没有眉目，但是其它国家参与了抗衡美国，而这刺激了一个持续不断的多极化过程。
迈向多极状态吗？新的大国的崛起将是多极化的最强有力的证据。表明这种情况是否正在发生的两个最重要的指标就是相对的经济增长率和在世界GDP中所占的份额。在这里，有证据表明，正如国家情报委员会、汉纳、马凯硕，在一定程度上还有扎卡里亚所说，全球的经济力量正从美国和欧洲流向亚洲。经济影响力朝着东亚的转移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可能会推动中国的崛起，从而加快美国国力的相对衰落，而且因为新兴的地区多极状态可能会引发未来的大国战争。
当然，中国是亚洲崛起的典型代表。许多分析人士一致认为，中国是最有可能挑战美国霸权的崛起中的大国。不出所料，布鲁克斯和沃尔弗思对中国的崛起持怀疑态度。他们对一个看法不屑一顾，就是中国可能会在任何有意义的时间框架内，成为抗衡霸权主义的美国的一支强大力量。然而，他们的分析是静态的。可以肯定，美国在他们所衡量的类别中仍然占有可观的领先地位。然而展望未来，趋势线看来却有利于中国，因为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主要的制造业国家。而这顶桂冠美国戴了一个多世纪。在今后10年到15年内，中国的GDP也可能会超过美国。高盛公司于2003年预测，中国可能会在GDP方面在2041年以前超过美国。但是2008年，它把这一时间框架调整到2028年。2009年年初，经济学家周刊情报部预测，中国的GDP将会在2021年超过美国。此外，在实证分析方面，也有迹象表明，单极时代即将结束，今后几十年可能会见证一场力量的转移。
然而，这些趋势并没有得出结论，表明国际体系正在走向多极。仅仅有关未来GDP的预测并不意味着，中国（或者印度、俄罗斯、日本、欧盟）等国将会变成国际体系中的新的力量极。国际关系理论仍未产生有关大国出现的一项统一的理论，尽管一些学者做出了重要贡献，从而使有关这一地缘政治现象的理解加深。然而我们的确知道，大国的出现是由于结构性制约因素（对安全的担忧）和各国层次上的决策（崛起中的国家必须决定把自己日益增加的财富转变成硬实力和地缘政治影响）的复杂的相互作用。此外，仅仅渴望获得大国地位并不会确保成功。动员经济与社会资源，并将其转变成军事实力和外交影响力并非易事。各国经常受到戴维·鲍德温所说的“力量得不到实现的悖论”的困扰。在这方面，国家实力问题——国家的行政管理和政治机器的有效性及其领导人的素质问题——成为首要问题。
评估多极或两极状态的前景之所以更加复杂，是因为很难衡量一国的国力。例如，考虑一下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一项具有严重错误的普遍看法，即日本将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主要的经济大国，并可能会成为一个羽翼丰满的超级大国。主张这一观点的人们忽略了最终限制了日本的种种重要因素，包括日本的经济泡沫、国家实力的欠缺和政治腐败，以及不利的人口变化趋势。
“中国的崛起”学派可能会由于类似的原因而犯错误。虽然从80年代中期到2006年，中国经历了两位数字的年度经济增长率，但是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它能够在今后20年里保持类似的经济增长。根据目前的经济增长率直接推测未来可能是错误的。此外，目前的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的长期效应也是一个重要的未知数。现在还不清楚，美中两国相对的经济增长率将会如何受到影响。舆论在哪个国家更有可能获得相对的好处问题上有分歧。最后，另外一些因素——例如国内的政局不稳、环境恶化、公共卫生问题和人口变化趋势——也可能会破坏中国的崛起，使之无法获得大国地位。然而如果中国保持正确的航向（正如本文所评论的除了《失衡的世界》一书之外的所有出版物所预言），它很快就会成为国际体系中的一支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力量。在这种情况下，根据历史和进攻性的现实主义理论的教导，我们可望看到日益富裕的中国把自己的经济实力转变成军事实力，并在亚洲谋求霸权。
用软实力来维护美国的霸权。像美国的许多国际关系问题学者和外交政策问题分析家一样，扎卡里亚认为，美国能够利用自己的软实力来维护自己在国际政坛上的“核心”地位。然而正如国家情报委员会和马凯硕所说，对于增强美国的影响力来说，与扎卡里亚等人所认为的相比，软实力可能是一支虚弱得多的力量。之所以如此，原因有二。
第一，全球范围的金融与经济危机已经使美国软实力的支柱之一——美国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更为宽泛而言就是自由主义本身（从经济和制度角度讲）——信誉扫地。正如美国前副财长罗杰·奥尔特曼所说，这场崩溃使“美国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模式受到怀疑。”第二，正如马凯硕所正确地指出，美国并非拥有软实力的唯一国家。中国在这方面越来越擅长。中国如能比美国更好地经受住这场经济风暴，就会有条件扩大自己在发展中国家当中的作用。甚至在这场崩溃发生前，中国就利用美国一门心思进行“反恐战争”的机会，在东亚和东南亚建立自己的软实力。中国还正通过提供不带附加条件的发展援助和增加武器出售来进军拉美、非洲和中亚。类似地，中国正在利用其经济影响，在全世界大量收购原材料和自然资源，从而使一个个国家进入其政治轨道。
美国的霸权与国际机构。布鲁克斯和沃尔弗思以及扎卡里亚认为，国际机构能够促使美国的主导地位永久化。通过巩固这些机构，美国能够“锁定”它在二战结束后建立的霸权秩序，从而确保这一秩序在单极状况结束后继续存在。布鲁克斯和沃尔弗思还坚持认为，单极状况为美国提供了一个20年的机会之窗，以改造国际体系，从而提高其国力的合法地位，推进其安全利益。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在国际机构舞台上，一个真正的美国以后的世界可能正在形成，人们也初步感觉到了多极化的影响。
虽然存在一种共识，即国际机构需要改造，但要求改革的压力正向与布鲁克斯和沃尔弗思规定的相反方向推进，因为改革的冲动来自中国等新兴的大国。这一点在2009年4月的20国集团伦敦会议的准备阶段变得明显，因为中国等崛起中的大国争论说，需要改革国际机构，以使它们获得更大的发言权，还必须减少美欧所享有的国际特权。这些事态发展凸显了机构方面的“锁定”和“20年机遇期”论点的一个弱点：既然他们认为美国正在衰落，中国等崛起中的大国就只需等待一二十年，以便依靠自己的力量改造国际体系。此外，由于一种观点认为，美国的硬实力每况愈下，这场崩溃也打击了美国的软实力，所以有一个实际存在的问题，即美国的霸权是否保持了信誉与合法性，以领导机构改革。
美国正在衰落吗？
本文所评论的这些出版物探讨了美国是否已经陷入（或正在走向）相对力量的衰落。但越来越多的分析人士持有异议。目前的经济危机的长期影响将会裁断谁是对的（公平地讲，布鲁克斯和沃尔弗思是在危机的影响变得明显之前撰写该书的）。尽管如此，甚至在崩溃发生前，30多年来一直积累的长期结构性弱点就造成了美国经济实力的衰弱。
有关美国衰落的警告性迹象包括一场阴森逼近的财政危机和对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前途的怀疑。这两者都涉及一种担忧，即经济复苏后，美国将面临严重的通胀威胁。乐观派认为，一旦美国经济复苏，有关财政危机的担忧就会消逝：虽然二战后美国面临着较大的债务与GDP之间的比率，但它却进入了经济持续增长的时代。不过，战后时代是美国工业和金融占据主导地位、贸易有顺差和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黄金时代。而2009年的美国则与1945年的美国截然不同。这就是为什么，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当前的危机也会给美国留下宏观经济上的种种严重的不利因素。这些不利因素主要有货币供应的增加（因为美联储和财政部将大量美元投入流通，以拯救经济）以及1万亿美元以上的预算赤字。布鲁金斯学会和国会预算处预测，起码在10年内，美国都将遇到如此巨额的预算赤字。若把预测的预算赤字与美国持续存在的国际收支经常项目赤字、福利支付方面的遗留问题和两场正在进行的战争的开销加在一起，就有理由对美国长期的财政稳定性感到担忧。
正如乔纳森·科什纳在金融崩溃前夕所说，美元的虚弱地位“对美国当代的政治与军事主导权构成了潜在严重的和被低估的限制。”美元若丧失储备货币地位，就会削弱美国的主导地位。最近的局势使得这场金融与经济危机爆发前出现的担忧放大了。首先，国际经济中的其他主要参与者现在要么是军事对手（中国），要么是抱有自己的野心的、不再需要美国的保护以避免苏联威胁的“盟国”（欧洲）。其次，由于人们担心美元将会逐步贬值，所以它面临着捉摸不定的前途。由于这两个因素，正如埃里克·赫莱纳所说，假如美元今后大幅贬值，就有“出现产生‘羊群效应’势头的纷纷抛弃美元的风险。”
为了捍卫美元，在今后几年里，美国将承受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其通过削减预算、增加税收和提高利率来避免通胀失控。鉴于后两项选择可能会窒息经济增长的恢复，所以很可能会有很大压力要求削减联邦政府预算。由于若干原因，几乎不可能在不深度减少防务开支的情况下对联邦开支进行有意义的削减。第一，可自行支配的非防务性开支仅占联邦政府年度开支的20%左右。第二，有明显的“是要大炮还是要黄油”的选择。正如科什纳所指出，由于美国的防务开支处于如此高的绝对程度，所以要求大幅度削减防务开支的国内政治压力很可能会大大增加。如果本项分析是正确的，美国就可能会被迫缩减其海外军事承诺。
全球化的前途
全球化之所以成为可能，是由于在1991年以后的单极体系中，美国在军事和经济上占据主导地位。实际上，有一种观点认为，在许多方面，全球化就是美国化（和自由化）。然而正如科什纳所写道：“全球化既不是不可抗拒，也不是不可逆转。”由于全球化建立在美国的国力（与偏好）基础上，所以今后岁月可能会使霸权主义稳定论经受考验。
结束语
在经济与金融崩溃的背景下，本文所评论的这5部著作帮助国际关系领域中的学者们和外交史学家们确定了一项研究议程。它所重点研究的问题是永恒的，而且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相干。什么因素会推动朝着多极状况的转变？关于演变中的美中关系，力量转移理论都暗示着什么？大国何以崛起——又何以衰落？是什么造成了大国间在安全方面的竞争和战争？一战前时期和1929年至1939年时期在国际政治的今后时代问题上都告诉了我们什么？国际政治经济学和大国政治之间有什么联系？对地位每况愈下的霸主来说，都可以采取哪些宏观的战略选择？美国的国力与国际体系目前的制度结构之间的关系如何？如果目前的制度架构无法得到维持或改革，今后会出现什么情况——在创建新的国际秩序问题上，哪些国家将最有发言权？
正如尤吉·贝拉（美国职棒大联盟的前捕手总教练——本刊注）所说：“做出预测是很难的——尤其是在有关未来的问题上。”单极状况和美国的霸权是否会在今后20年里终结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然而如果其真的终结的话，国际政治就可能会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尤其是如果美国霸权的终结引发去全球化的话。在这种情况下，阻止大国间战争的自由主义制约因素就可能会削弱，因而今后几十年可能会成为一个民族主义和重商主义抬头、地缘政治不稳定和大国间竞争的时代。换言之，由于欢度了摆脱美国统治下的和平历史后的一个很长的假期，国际政坛可能正在朝着回到未来的方向前进。如果这真的是我们目前的前进方向，美国就需要重新思考自己在世界上的角色和宏观战略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