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今天是3月12日。这几天，老板的电话不多，每晚交流一下，都是很客气的。他说我们几个领导晚上如果加班，就到外面吃夜宵，费用可报销。这几天公司的日常事务照样干，突发事务照样尽可能妥善地处理，来电、来访照样应付、接待。前天晚上写了一篇杂文，昨天修改定稿，这是我来深圳一个多月来写的第一篇作品。昨天下午抽空又写了一篇，昨晚开会后修改，今天上午又改了一点，定下了稿。

如果老板像这几天这样，我工作起来会开心的，我会工作下去的。上次那位在我们公司住了两天的记者说：“我发现，你在公司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如果真的如他所言，那对企业来说，也是一件好事。

堂侄那儿铺出去230箱货了，补货的却不多，货款回笼很少。海报已送来，这几天堂侄去各店贴海报，希望有些效果。又叫汕头发来100箱货，这样算起来，投入就上万元了，还看不出什么好势头，有些心虚了。这几天自己的工作很正常，不忙不闲，不松不紧。昨天星期天，原计划继续写此信，却一头扎进网上，又学会了一点网络知识和电脑知识，比如在论坛上“贴图”什么的。又到一些论坛上注册，发了一些推广个人网站的帖子，好久没有推广自己的网站了。今天上午，撰写了两个企业文件，调整了一些职员的工作。下午，在我以前所积累起来的牛奶知识文稿中，精选一些出来，发在深圳一些网站的论坛上，文稿后面是广告：“欢迎订购牛奶，免费送货上门”，附上堂侄手机号码。这样一弄，一天又要过去了。有点累，休息一会，再干些无愧于目前工资的事。

近期工作正常、生活正常。有时与老板一起走走、坐坐，又恢复了朋友的感觉。我是重情谊的。一有了朋友的感觉，我就觉得上次给他的那封辞职信，是有点过分了。还有上文有关他的一些内容，可能也不够客观。尽管心中有这些想法，我还是很坦然地面对他，没有表现出一点儿不好意思来，好像压根儿就没有发生过什么不愉快。我也并不自责、内疚，因为我有时也觉得我并没有错，上次那封信恰到好处，因为有了那封信，才会有朋友的一些让步，才会有现在这种良好的关系。上次那封信，也把那4000元是报酬还是债务问一问，这一点对我来说很重要。我对朋友说如果你认为那4000元不是给我的报酬，而是借给我的，就用我的工资抵还。朋友吩咐财务部发工资给我了，也许可说明那4000元不是债务了。也许他心中有些不情愿，但因为还要用我，不好意思不发我工资吧。

ZB那儿的事，却有点不妙了。他也失去了前段时间的干劲和信心。我虽感到压力大，还是不断鼓励他，让他知道只要这生意做成了，我们可以越做越大，可以成为饮料商，可以办厂，可以创办物流企业。但也有意让他明白我的压力，知道我已经投进了多少钱，知道我为了这摊生意自己多么节约，不要让他以为我吝啬，没有拿更多的钱给他，老是叫他能省就省。客观地说，尽管叫他能省就省，但我对他生活方面还是很关心的，总是怕他没钱了，自己身上有时只剩下几十元，也挤出来给他。打进较大规模的商场、超市要进场费、货架费、广告费等，如果没有派人临场促销，牌子不响是很难卖得动的。派人临场促销，除了促销员工资外，还要向商场交纳管理费。ZB打进一家规模不大的商场，需要“条码费”400元，我也支持他，要求他打进去后，每天晚上和双休日，就去促销。由于没有派专职促销员，那家商场原先说要征收管理费，我让ZB去向他们请求我们不派专职人员促销，每天只促销两小时，不要收管理费，对方也同意了。但要我们提供产品检验报告、卫生许可证等。我发信息让汕头的前同事将有关复印件加盖公章寄来，这两天可以收到。希望尽快打进这个商场，让ZB又有事可忙了。ZB工作至今一个半月，铺货已铺了110多家小店，补货的只有六七家，要求退货的也有六七家，铺货至今没有卖掉一瓶的有十多家，已经拆迁、搬走、转让而找不到店主的，有三四家。本来打算铺100家后就转入直销，但在电子广场一些柜台和附近住宅信箱发传单、直销优惠卡等宣传品，一点效果也没有。海报贴下去之后，效果也不明显，有些海报一贴下去，就被撕掉或被其它产品海报覆盖掉。在住宅信箱塞宣传品还得向保安行贿或向物业管理处交纳费用，每个信箱1至2角钱。如果让ZB继续铺货，他每天还是能铺下几个点的，但货铺完了卖不出去、货款不能回笼怎么办？所以我们只好暂缓铺货。直销又做不开，现在只好寄望于这个商场临场促销了。ZB也不容易，我要多体谅他、关心他。到目前为止我投在他那儿是3200元现金、8000多元货款。

有时公司晚上人多，有些员工要加班，有些员工按照我的要求，进行内部培训，我就不让ZB来我公司学电脑。昨晚本来说好了要让他来我公司学电脑的。我已教他几个晚上了。可他昨晚却和他新交的朋友去网吧学电脑。一小时三四块钱。我打电话给他，他说反正是朋友请他，不用他花钱的。我就有点生气了。他的朋友只是个每月几百元的小伙计，有多少钱可以请他？别人的钱就可乱花吗？可我还是没发火，只是好言好语，让他过来我这边学。后来等他不来，我再打手机去，他手机居然关机了。我更生气了，但转念一想，他不会这样对待我的，他的手机一定是没电了。后来我自个儿上网聊一会天，换一下脑筋，一点脾气也没有了。他来了，有点怕我不高兴的样子，忙着解释手机没电。我笑了，说我知道是手机没电。然后我就继续教他学电脑。幸好我没发脾气。好多时候，还是不要发脾气好。昨天是星期六，今天休息，所以昨晚让他学到很晚，叫他今天也晚一点起床。

从3月12日到今天4月4日，20多天过去了。今天又把题目改为《我的甲申年及瞻前顾后》，打算写成“世界最长的信”，我并不知道世界最长的信有多长，只管写下去就是了。

今年的清明节在4月4日，就是今天，又没有回乡扫墓，心香一炷祭祖先。

老板说我需要钱就向财务部拿，我还是喜欢固定为满一个月领一次工资。领了工资立即寄钱给母亲，这个月多寄一点吧，因为母亲清明节会代我买一些祭品。

现在公司的网站每天访问量达到2000人次以上。公共频道根据我的意见开通后，我给自己一个任务，每天更新二到三次，每天摘编40条以上的行业资讯发到各个栏目上去。我还“公私兼顾”，在每篇稿后面加上“本站编辑/南山月”，选中“南山月”三字击右键，插入超级链接，所链接的正是我的个人网站。我这样做并不特殊，不少网站的编辑也是这样做的，不同的是，他们插入的链接，是自己的信箱。

我的个人网站，到3月29日就一周年了。为了让它在一周岁时总访问量突破一万，从3月16日我就开始朝着这个目标努力，不外是在各网站论坛上大发广告帖，向各网站注册用户发信、发留言；在各论坛上注册，用自己的网址作个性化签名，然后大量发帖、跟帖；也向一些论坛管理员申请建立友情链接，却只得到一位网友的回应。与我建立链接时，她的论坛只有8个注册用户，而我的网站已经有190多个注册用户了。至此刻4月4日16时15分，我的个人网站总访问量为10350次，注册用户为211个，论坛帖子总数为4901篇。尽管这段时间的不断推广、“拉皮条”，结果还是过路客居多。我的网站只发表自己的作品。仅靠自己的作品，就目前而言，无论从数量质量还是从我的知名度和作品的可读性看来，都不可能有多少人气，用于凝聚人气的就靠网站的论坛，论坛可供网友自行发帖。去年网站开通一两个月后的那段每天访问量五六十、论坛日发帖量最高达173篇的“黄金时代”，似乎一时还难以再现。近期虽然每天首页访问量不低于五六十，但论坛发帖数、文章的点击数和评论数却很低。网站去年那段所谓“黄金时代”，其实就是有你、阿涛、阿全三人以及雪语莲香、丝落、玫月、西泥等几位美女每天上去发帖、跟贴，当时除你们三位男士外，还有几位男网友也颇为活跃。雪语莲香在网上颇具人缘，许多网友寻踪而至。其实任何网站上只要活跃着一些美女，自然会凝聚人气；论坛上只要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用户群，就会使许多过路客成为回头客、常客。人气这东西，是最能体现马太效应的，多的更多，少的更少。你想，如果人家发了个帖，一两天后回来看看，没有跟帖，点击数低得可怜，几次都是这样，人家还会来吗？你想，如果人家每次登录，发现里面除了他或她自己，连个鬼都没有，他或她不会感到冷清吗？发帖就像唱卡拉OK，“欣赏者”越多，会唱得越起劲，哪怕自己的尽兴对别人是一种折磨。

回首检点一下，如果说是我当时的两次“失态”赶跑了人气，可能有一定道理，但说我的两次“失态”全是我的错，却是不够客观的。也许是代沟使然，也许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本来就不容易吧。丝落批评我的那本书，说实话，我一点也不反感。30岁以前还有点年少轻狂，30岁以后，我对我写的那些东西的态度，越来越冷静、清醒、淡薄，即使是自己比较满意的，也只有在刚写出来时有几分自得，现在，即使时来运转被吹捧得很高，我也绝不会自以为是的。当时，看到丝落的批评，我不但不生气，反而还十分高兴呢，因为这是在我的论坛上对我的书的第一篇评论。我对她的好多方面的批评也能接受，只是为制造出争鸣的气氛，也恰好有话要说，抓住一点借题发挥，草就一文，进行所谓“反批评”。如果你批评一个人得不到半点回应，那么也可能是对方在摆谱、不屑置辩呢，不是说沉默是最大的轻蔑吗？如果说一些多谢赐教之类的客套话，看似虚心实为虚伪也有可能。这两种做法都不符合我的性格。我“反批评”之后，尽管我对“反批评”的动机一再说明，却都得不到大家的理解。这便是所谓第一次“失态”吧。

第二次“失态”就是“传书活动”引起的。我参照美国某个网站的做法，想借“传书活动”为网站增加一点人气、增加一点内容，我对大家是否看我的书并不怎么在意，我当时在意的只是“传书”这个游戏。第一个收到书的是阿涛，我当时很希望他参与这一游戏。他却只是一味鄙薄我的书。我当然知道他是调侃，但游戏这东西，却是要认真地按游戏规则去做的。倘若游戏一开始，游戏规则就受到公然挑衅，不被遵守，那以后就很难被大家当一回事了，游戏就玩不下去了。我当时生气的主要是他对游戏的态度，而不是他对书的态度。这本来是显而易见的，又被误会了，以为我逼着人家看我的书、评我的书，不看不评我的书，我就对谁不高兴。我都一大把年纪了，还会这样小家子气吗？如果当时没有这两次“失态”，当时那些网友会一直聚而不散吗？也不一定，人总是流动着、变化着的，大家在一个地方呆久了，也许会换个地方，上网的时间久了，也许会有一段时间不上网。

昨晚写了一份个人档案，打算配上近照发在个人网站的《自我介绍》一栏中。自网站开通至今，该栏只有两篇东西，是个人履历和部分发表在省级或省级以上的作品篇目，也需增加点新内容了。所谓个人档案，就是东施效颦那些明星档案吧，还有我们填注册表时的那些东西，什么英文名生日属相星座血型身高体重籍贯出生地口头禅座右铭性格爱好专长愿望以及最喜欢的书、音乐、地方、动物、饮料、食品、运动、演员和最不喜欢的什么东西，等等。不少项目我填“没有”。我还写上家庭成员一项。有些项目尽量填得别致一点。不过不会马上发，我想等到体重达到65公斤左右时再发，我174厘米的身高，现在才55公斤左右，真的瘦得三分像人七分像鬼了，电影上的鬼总在天上飘来飘去，看上去很瘦。我以前人不像现在这样瘦时，拍过一些看起来很帅的照片。在你家乡教书时，和几位同事去游游，拍的那些照片“真的很帅”。“帅”可不是我说的，是那些女同事说的。可惜这些相片都被女学生们拿去留念了，一张也没留下来孤芳自赏或顾影自怜。我一直没有放相片在网上。2000年以前榕树下评我为频道之星时要我寄一张相片去，我当时也没有电子版的相片，就近拿一张寄去，扫描效果很不好。现在我工作用的相机就是数码相机，拍出来的相片就放在电脑上。只是现在人很瘦，有碍观瞻，故不愿放到网上去。

人家说我像非洲饥民，我说为什么要舍近求远扯到非洲去呢？我们这个伟大的国家就没有饥民吗？不要说官方公布的那几千万贫困人口，就说我们这些繁华都市中也有饥民，不要说那些找不到工露宿街头近期在广州惨遭驱逐的流浪者，就说在工厂打工的那些人。美国某著名零售商的中国供应商中的劳工的福利状况和工作情况被美国媒体披露出来，其惨状在我国好多人眼里也许习以为常，但在美国人那里却有点触目惊心，令美国人愤怒而迁怒于该零售商，纷纷表示不再向该零售商购物。那些因为没有出口美国而没有被美国媒体披露的中国工厂呢？当前中国被官员们视为政绩而津津乐道的所谓国际竞争力，正是中国大量的用之不竭的超级廉价的劳动力呀！官员们在虚报自己势力范围内的GDP时，哪里想到那些吃草挤奶的中国劳工的血、汗、泪呢？

昨晚所写的个人档案，“近期最希望达到的目标”一栏写的是：调养好身体、增肥。我有慢性病，我的身体是很需要休养、调治的。想起以前开书店输掉了几万元，想起现在投在ZB那里的一万多元看来也可能泥牛入海了，十分惋惜。如果用这些钱到专科医院住院调治，会有多好呀。

昨晚堂侄ZB在附近打工的哥哥来看他。他的哥哥当然也是我的堂侄，按理说，来了应该告诉我。昨晚我叫ZB来学电脑，等他不来，再打电话过去问，他说他有空就上来。又等了一会，不见他来，再打电话去问，他才支支吾吾说他哥哥来了。看起来他对我似乎有什么看法，似乎不够诚实。有时打电话给他，他似乎也有些不耐烦。其实我打电话给他并不多，不像我的老板前段时间对我瞪得那么紧。我打电话给他主要也是关心他，问工作上的事并不多。今晚约侄儿辛贤与他一起来坐坐，叔侄几个谈谈心，顺便问他为什么不告诉我他哥哥来了，并告诉他，他哥哥来了，兄弟俩也可以一起到我这里来坐一坐的。

转眼又过去了好几天。今天是4月10日。这几天去采访了网站几个可以培养成供应商的单位注册用户，采访一个单位要花去半天时间，回来写稿，往往也要一到几个小时，再加上公司日常事务和摘编几十篇行业资讯，一下子就感到一天时间挤满了工作，有时晚上还要加班。不过我现在自由度较高，也没人给我定任务，想干多少就多少。有时不加班、少发几篇稿也可以的，一切凭兴致和精力吧。一整天呆在电脑前工作，这段日子常感右腹郁结不适，有胀痛感，出去外面走走，就好了。以后还是要常常出去，对身心健康、对人际资源的积累、对社会世态的了解，等等，都有好处。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说不定会撞上什么好运。我这个人就这样，坐久了，要出去采访，倒觉得有点懒，到外面跑一跑，就觉得整天坐着会有点闷。不过，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不爽的感觉只是一点点，现在的情绪不极端，真的很好，经常能保持稳定愉悦的心情。以前，我很害怕工作、人际、生活中的一些小改变，比如怕合作得很好的同事离开单位，怕新来的同事不好相处，也怕自己的工作变换了内容。说怕变，却又不时来些大变，比如到新地方新单位从事新行业新工作。我究竟是怕变还是不怕变，我自己也说不准。

克文，我现在处事较稳重，待人也从容，说话颇得体，似乎有了恰到好处的自信。与一个年轻同事一起去采访，我跟他说，不管对方如何接待我们，我都无所谓的。有时碰上对方冷漠、不近人情，我君子大度、不卑不亢，倒把对方衬托得十分小家子气。我多少也是个作家，免费为客户写稿，网站免费为客户宣传，还未有一家客户请我们吃过午餐，尽管采访结束时将近中午。这没什么的。我也不贪吃，不喜欢随便给人家请吃饭。倒是同去的那位负责客户联络的年轻同事，有时会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向对方“讨”吃，我将其当成纯属玩笑，心里既不赞成同事的做法，也没有批评他。我对我现在的交际应酬能力基本满意，以前在这方面是很差劲的，现在我表现不是十分出色，但却颇为得体，符合我现在以至以后的性格，不要锋芒毕露，不要太出风头，淡定、洒脱。我现在认为，表现太出色了并不好，过犹不及。当然，心里不想太出色，有时却成了真正的出色。

我现在的这位老板，忽然变得颇有人情味了。以前我觉得他对员工很缺乏人情味的。许多员工也是这样评价他的。难道他的变化是我对他的影响的结果吗？我真的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吗？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如果缺乏人情味是他的本性，我能让他不缺乏人情味了吗？许多同事也认为，老板是改变了不少。我刚来时，他还跟我说要找个理由把一位跟了他八年、在他最困难的时候仍与公司同舟共济、对公司有过较大贡献的老员工炒掉，他说她老了，不中用了。我反对。我在会议讲话中谈到老员工对公司的贡献，我说老员工理当获得全体同仁的尊重，全体员工要像这位老员工一样跟公司一起成长，公司壮大了也不会轻易抛弃为它的成长做出贡献的员工。他对我发布在办公系统中的会议记录却是一直有认真看的，有时还会指出一点需要修改的地方，对这次讲到老员工的内容，却没有提出一点修改，想必是认可了。现在，是这位老员工主动提出辞职，他却再三挽留，让我请这位员工一起去吃饭，与她谈心，请她留下来和大家一起干下去。后来，他又亲自出面，请那位员工出去喝茶，又谈了一场。昨天，年纪与我相仿、对我十分敬重的那位行政部经理，因嫌工资低而辞职。我多次挽留未果。我也三次向老板提出为他加薪，老板没有答应，我心里是很想让这位同事得到提薪，但后来越来越不反感老板没有接受我的意见。我理解了老板。他认为这位行政部经理其实只是一个打杂的，名义上是行政部经理，却没有当这个经理的能力。老板也曾对我说想找个理由炒掉他，也许是由于我的反对，也许老板也只是说说而已，没有炒掉他。我的意见是：每个月1200元，包吃住，对一个杂工来说，是不少了；对一个行政部经理来说，就少了。这位经理有当行政部经理的能力吗？反正他已经走了，我也不说他什么了。老板不因为我的意见和他的辞职给他加薪，也不挽留他，却让我带两位要员和这位经理介绍来的、在公司工作得不错的几个同事，一起去为他饯行。我以为他已经找到了新工作，其实不然。

老板为什么会变得这样有人情味了呢？也许是他本性上还是有人情味的，只是商场上的磨砺，使他显得没有人情味了。一经触动，人情味又溢了出来。

人家辞职，为什么要在我的任上呢？ 其实，在我来之前，一直都有人辞职，也一直都有人被老板辞掉。我来了也许可以减少老板炒掉人，却不能改变员工辞职的情况。人家如果嫌工资低，找到工资较高的工作，我能利用他们对我的敬重而留住他们吗？我又不能给他们加工资，凭什么留住他们。问题是：如果我减少了老板炒掉人，却不能减少员工辞职，老板心里会失衡吗？随他去吧。

再说近期采访单位注册用户而写些专访稿的事。由于我的稿不用谁来审定，加上这类稿我并不当一回事，写起来十分轻松随意。发到网站上，老板满意，客户也满意。这就好了。

汕头我的一位前同事与我通电话，我问她我是不是已经欠了公司的货款，她说还不会。我的工资算至2月整个月。我本来是要求从2月10日起停发我的工资。其实我心里也曾希望这边市场做得好，3180元的工资能一直保持下来。以前一位同事辞去公司职务去做经销商，我向老板提议，公司多给他四个月的工资抵货款，给他一定数量的产品用于促销，专门为他印了一批传单。产品加上四个月工资，共计12000元。在那家公司，我的许多提议都得到老板的支持，这一提议也不例外，我立即形成决议，发至财务部、销售部，让其变成事实。可悲的是，我这样支持，这位雄心勃勃、颇有促销经验的同事还是做不起来，半年后停业，还拖欠了公司3000多元货款，由于我这个助理总经理没有去追究这位前同事的欠账，没有要求销售部或财务部去索讨，这笔帐也就不了了之。算将起来，加上宣传品，加上欠账，公司共计为其投入17000元左右。而他也说自己亏了2万多元，不知是真是假。而我是以“前往深圳开发市场”为借口淡出公司的，老板并不同意我离开公司，所以我也不好要求什么支持了。如果像那位前同事一样，公司支持我18000元，那该有多好。现在每一分钱都是自己的，已投进一万多元了！现在除了对ZB这摊生意的支持，一切节俭。今天寄钱给母亲、妻子，汇费1%，这十多元汇费，都让我有点想法了，如果把邮政汇款改为银行汇款或存款，汇进或存进母亲或妻子的账户，就不用汇费了。但存进账户，就没有让她们在家门口收到汇款单的快乐，没有让她们去邮政局拿钱的欢乐。钱在账户中，她们会存着，一时用不上时，不会取出来，钱再多也只是一个数字。其实妻子现在并不需要我每月汇款去，钱放在我这里，回家时再拿给她和女儿也一样。我汇款，就是要让她们快乐，尤其是女儿，在邮局拿到我汇去的钱时会很高兴。家乡人看到我母亲不时收到我的汇款，也会给我一个较好的名声吧。尽管到邮局汇款要走较长的路，尽管妻子带女儿去邮局取款也比用卡去取款机取款麻烦得多，但我觉得这样做会产生较多的快乐，就这样做吧。给她们寄钱时，我的心情很好。走较长的路去邮局，相当于散步。中午吃好饭就去，来回约40分钟。

说到钱的事情，说到节俭，便想起在汕头时，每期福利彩票我都买上7注固定码，每注2元，共14元，每周三期，共42元，现在想来也有些惋惜。由于中国政府承诺不会向民众摊派奥运会成本，除了广告、转播权收益外，发行体育彩票成了政府最有效最快捷的集资方式。民政部门也提出，要在“十五”期间发行1000亿元福利彩票。还有“专家”说，发行彩票能增加税收、减轻财政负担，能提供近五万个长期稳定的就业机会。政策以及官方传媒的舆论氛围使彩票炙手可热，风靡神州。我买了两三年福利彩票了吧，算将起来，每年也投进两千多元，显然比我施舍乞丐的付出要多，尽管我只要身上有2元以下的票子时，逢乞必施，尽管好多人说乞丐很多很多，到处都是。不肯施舍乞丐的人说了一万条不愿施舍的理由，没有一条是说自己怎么了，而是说乞丐怎么了，其中就有一条是乞丐太多，施舍不过来。我在汕头施舍乞丐时，人家说你到深圳就不会施舍了，因为深圳乞丐太多。现在我在深圳，也是只要身上有2元以下的票子时逢乞必施，并发现深圳的乞丐并不像人们和官方传媒所说的那样多得施舍不过来，可能并不比汕头多。官方传媒一般是用于歌功颂德，乞丐的数量又不是GDP，说多了不是给政府抹黑吗？这个问题很快就被我弄明白了，原来它们把乞丐数量拔高的目的是，增加人们不要施舍乞丐的理由：乞丐太多，你想施舍也施舍不过来。而且，它们还会说：乞丐太多，不是我们真的有那么多人民不“小康”，而是因为有许多乞丐是假的，是懒惰，是寄生虫，残疾小乞丐是被恶人弄残、操纵的，大家都不要施舍乞丐，施舍乞丐是助纣为虐。已有些城市实行禁乞或正在准备实行禁乞。最让我悲愤难平的是，假如真的有许多小孩被恶人弄残而被操纵着出来求乞，那么，为什么那些曾一度积极借“鸡”生蛋、与妓女合作抓嫖以创收的执法者，不去跟踪一下这类小乞丐，捉拿弄残他们操纵他们的恶人呢？有些抓嫖创收的执法者不是很喜欢打人吗？不是热衷于拷打处女逼其自诬为娼、碰到性格刚强的女子便美其名曰“拷打江姐”吗？那就请你们高抬贵手打这些小乞丐后面的黑手吧，黑手罪大恶极，死有余辜，往死里打吧，打个痛快，打个尽兴，英勇神武，为民除害。不去捉拿这些黑手，却要捉拿仅仅是因为没有暂住证的大学生孙志刚、仅仅是因为去发廊理发的一位某大学教授，致他们死于非命，这是什么道理！乞丐后面有黑手，是斩断黑手，还是叫人们不要施舍、政府实行禁乞呢？我不是“公仆”，也不是“人大代表”，我弄不清楚那些人的逻辑。我只能让一颗悲天悯人之心不时地笼罩着悲哀，我只能写些容易被删除的文章到自由发表的网站上发一发。我知道现在许多人讨厌乞丐、不喜欢施舍乞丐，但对“政府禁乞得到了绝大多数市民的支持”这句出自官方传媒的话我还是不大相信。我相信乞丐中确实或多或少有些败类，我也从不认为不施舍乞丐的朋友有什么不好，我也从不敢拿我施舍乞丐之举作为标榜。但这几天刚好看到广州等城市实行禁乞，在官方媒体上再也看不到一点反对禁乞的声音，只看到许多妖魔化乞丐和歌颂政府禁乞战果的言论，联系到许多恶警欺民的事，便有了上面这些“偏激之辞”。话扯远了，回头再说我买彩票的事。我买福利彩票只为中奖。我也知道政府发行福利彩票所得，50%用于“社会福利”，中奖还得交纳20%的税收，这种博弈很不划算，但我总是怀着一丝侥幸之心，就当买个希望吧。我从不认为自己买福利彩票像广告所说的是在奉献爱心，虽然我有爱心，但我猜不透那用于“社会福利”的50%有多少真正用于救苦救难，我只是对用作奖金的50%充满兴趣。我只希望，摇奖能公正公开。因为这个社会公正公开的事太少了，所以彩票如果能真正做到公正公开，会使人对社会公正产生信心。

现在我在深圳，到现在还找不到我买了两三年固定码的“南粤风采”福利彩票买，开始时很是引以为憾，因为觉得瞪了那么久的七注码，我不买时可能就蹦出个五百万大奖，现在倒觉得省钱好，但还是觉得要给自己买个希望，路过体育彩票销售点时，就买5注随机打出的码，花费10元。目前大致是一周买一次，一个月花掉四五十元。

最近，有一位彩民中奖领不到奖金却被诬为伪造假彩票，他爬上高高的广告牌想自杀以表清白，这一事件被传媒披露后，有些彩票发行机构出卖政府公信力，与彩票发行承包商、公证处互相勾结的黑幕被逐渐揭开，我购买彩票的热情锐减。

 

（八）

克文，我从不隐瞒我与老板的矛盾，其实我也深知这有损于我在员工中的影响力，因为有些员工是势利的，即使你是为着他们的利益与老板发生矛盾，他们也会认为你不受老板器重了、你无权了而不再那么敬重你。作为一个领导，如果得不到员工的普遍敬重，又没有对他们奖罚升降之权，工作就难以开展了。不管在什么单位，我都发现有些员工总喜欢揣摩公司中谁是老板的红人，由于职位的距离，他们不一定能到老板那儿去巴结讨好，但他们会对老板的红人曲意逢迎。不管员工们对我多么敬重，我也不会自以为是，由此自得起来，因为我知道，有些人敬重我，只是敬重我后面的老板，尽管他们私底里也会对老板产生不满，但如果他们不想辞职，或者还找不到比这里更好的工作，他们就会看老板的眼色行事。当然，我这样想只是让自己冷静、清醒，并非刻意把一些人往坏处去想。其实，我也没有刻意去推测哪些人是真正敬重我，哪些人会见风使舵。我对所有敬重我、支持我的人都怀着感激。在会议上披露我与老板的一点矛盾，除了表现我的光明磊落外，从实用主义的角度看来，也不是只有弊没有利的。老板总催着我叫员工们写工作日记、工作汇报、工作总结，叫员工们多干活，晚上多加班，多开会，等等。我不喜欢开会，不喜欢做表面文章，不喜欢搞形式主义，喜欢实实在在做些事情，也鼓励员工多干些实事出来。如果开例会和写工作日记，已经没有必要，完全流于形式，我就会取消。因为员工们对这一套已经反感，我如果不把我与老板在这方面的分歧说出来，员工们会以为搞这一套是我的主张。当然，有必要时，不用老板说，我也会召集员工开会的。

员工B是个比较活跃的人物，本来我对他印象不错，但后来通过一些细节，发现他为人不那么地道。我与老板找他谈话，我说话时，他总在观察老板的眼色，似乎想从老板那儿看出老板对我的意见是否赞同，并以此对我的意见做出回应。但我现在也不会凭自己好恶来看待一位员工，尽量不对任何员工产生偏见或成见。我批评他时总会做些相应的解释，尽可能善化彼此关系。比如有一天，我在网上即时信息上给他发出了这一段话：“昨晚让你把你和C总的杯子冲一下，举手之劳，你好像很不情愿的样子。我觉得有必要与你沟通一下：一、你年纪最轻，不好让我给你洗杯子吧；二、O先走，她把自己的杯子洗后送回，这就显示出了素质；三、Q是知识分子，我把他定位为总工程师，在好多方面我对他总是很宽容；四、喝饮料的杯子应立即清洗，水一冲就干净，不能等到第二天让阿姨洗；五、举手之劳，不会影响你休息，你何必说太晚了要睡觉了；六、我把你定位为‘外交’人员，在待人处事方面对你的要求会严格一点。”他立即做出回应，言辞恳切地承认了错误。我也立即予以肯定：“知错就改就是好同志！”这句话几乎成了俗语，便不再一本正经，有了幽默色彩。这段话中的O和Q，就是那两位年轻的要员。我们几个人一起在会客室谈工作，也喝了饮料。

小Q：星期天上午的事，我也有错的，当着那么多员工的面，我向你问话的态度确实不好。后来你不在时，我也对在场的员工做出解释，承认我也有错。展位地址你发在后台上我没看到，责任也在我这里的。但是，我打电话给你，明明打得通却被你切断了，偶尔这样，也许是有事，但上次Y总让我找你，我打了你好多次电话都被你切断了，这又是为何呢？这次又被你切断了电话，让我想起上次的事，才会这样说你。我知道你忙，我很少打扰你，偶尔在MSN上向你请教有关电脑的问题，也是让你有空时再解答，如果不是我们网站和办公系统上的问题，我可以向我的学生请教，他们中也有高手，我是不用问你的。我打你电话就更少了，试想一下，共事至今，打你电话可能不到15次吧。一打你电话，就肯定有事。关于展位地址，你发在后台上，我没看到就被C总删除了，我问了B等人，他们也都不知道，我问你，也不至于让你责问“你是怎样工作的？”吧，当然，你责问我这句话时，是我先责问你“为什么要切断我的电话？为什么不把展位地址告诉我？”在先。话说回来，我发重要信息在后台上，都会用MSN通知有关人员去看的。此前，我问你要不要带电脑、投影机去，是想让你去测试一下，因为第二天你没那么早起跟B他们去，我怕他们弄不好。你也好像很不耐烦、欲理不理的。我对你的理解是，你还年轻，情绪还不稳定，加上工作一忙，有时就有点烦。不要说你，我有时也会很烦的。我尊重人才，也认为术有专攻的知识分子一般都有一种怪脾气，所以凡此种种，我总是一笑置之，并不见怪。但如果是我理解错了，是你恃才傲物，不把我放在眼里，那错的是你。你以为然否？

按公司要求，我们一上班就都挂在MSN上面，大家的交流一般就是用MSN。我在前面几个地方提到网上即时信息，就是指MSN。

Y总是某官办商会的副会长，是我们网站的支持者。我们的网站既是我们公司独立运营的电子商务网站和电子行业网站，名义上又是Y总任副会长的这个商会的网站。

克文，下面这些话你可能觉得我有点阿Q吧。为给公司省钱，我因公外出路较远时，像一般员工一样去坐公交车，却容许小Q小O去坐出租车。我现在不会觉得我这样做是低他们一等，反过来，我觉得这是一种高姿态，好像企业是自己的，尊重人才，厚待人才，自己却能省则省。老板让我路太远时就坐公交车，我也觉得不是老板不器重我，而是把我视为老朋友，好说话。

昨天星期一，也就是4月13日，我本想拖到下午再把给小Q的信发给他，但在网站后台发行业资讯时，忽然被告知：你无权访问。难道这小子如此小气，把我从网站后台赶了出来吗？也许是系统出毛病。我必须问他一下，问他之前，就先把信发给他了。过了五分钟左右，他回信了，并在公司网上办公平台的留言版上，公开向我道歉：

“尊敬的李总： 就昨天上午我顶撞您一事，现在正式向您道歉。为了表示我的歉意，特发此留言！我不应该在员工面前顶撞您，是我错了！请您原谅！ 小Q/ 2004年4月12日”

我立即作了回应，对他的君子之风表示敬意。

说到为公司省钱，不由想起员工福利、待遇。善待员工，企业文化和精神、领导者的管理方式，等等，固然重要，但在有些时候，可能比不上给员工一些实惠更让他们振奋。初来时我拿这里的工资与我在汕头工作的那家效益差的公司相比，觉得这里的工资很低。理由是：这里是深圳，深圳白领阶层的工资水平应该比汕头高；这家公司效益比汕头那家公司好，工资怎能反过来低于汕头那家公司呢？比如有两个新来的女大专生，每月才650元工资。除了我、小O、小Q三人，其他部门经理和业务骨干的工资都在1200元左右。而在汕头那家公司，部门经理都是2000元左右的工资，普通员工则在1000元以上。我当时是忽略了食宿费用，这里是包食宿的，汕头那家公司的员工都家在汕头，不用公司包食宿的。这里每个员工每月食宿、水电费用，平均为450元。这样一算，就不觉得这里的工资比汕头那家公司低多少了。还有一点，我是拿汕头那家公司的白领阶层来比较的，没有拿下面的工厂和牧场的员工来比较，而在这家公司，老板并没有把所有员工都认定为白领的，事实上也不是，有些人主要在做搬东西、打杂、跑腿、卫生、后勤的工作，并不是所有在写字楼工作的人，就是白领。

信写到这里，我忽然想到，中国的所谓国际竞争力，说白了就是非常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资源，没有对工人、农民的压榨和剥夺，中国现在的许多经济成就都难以产生，是劳工的血汗铸就官员们津津乐道的“经济业绩”，深圳也不例外。深圳劳动力市场摩肩接踵，许多人找不到工作，找到工作就是撞上好运，有些人只求找到工作，有个吃饭睡觉的地方，哪里能计较什么工资呢？与其它公司相比，这家公司的工资可能并不算很低。当然，在深圳不少公司，职位较高的白领，月薪上万也不算高。

与老板关系一改善，我有时也会觉得，我以前担心领不到工资纯属杞人忧天。但此前确实有一位副总经理领不到工资，也许是他的工作让我的这位朋友很不满意吧。我领到了自感不低的工资，对企业便会产生一些感激，就会觉得应该为企业的发展多出一分力。可这个月的工资从出纳员那里拿来后，第二天，出纳员说可能多发给我100元了。听他这么说，看他也是个老实人，我便拿100元还他。我这么做，不是变成了我多拿了钱却要等他说了才退还他、如果他不说我还想贪这点小便宜吗？我只能对他说，我很相信你的，我有时候领工资是没有自己数一遍的。其实这是假话，我领了工资都会仔细数一遍，只是没有当着财务人员的面数。没有当面数钱，如果对方少给了，那可就得吃哑巴亏了，可我却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事。如果出纳员多给了，按我的为人，我是会退还的，可这次我数了一遍，不多不少正好3500元。出纳员说如果我没有多拿100元，他只能从自己身上拿100元把账补平。他的工资是800元，100元对他来说是三天多的工资。我以我领了工资没有数一遍、可能是他多给了为由，给了他100元。他推辞了一下，便收下了。

早就知道朋友公司的办公电话是有录音的，我以为只是以此监控那些文员，对我这位副总的固定办公电话是不会录音的，后来听人说，才知道也是有录音的。初来时，我可能用这个电话与一位女网友开开玩笑，说了一些别人听起来会感到肉麻和产生误会的话。也可能与家里人和ZB说过关于ZB生意上的事。电话录音主要是让老板去听，但是老板总是显得很忙，哪里有时间去听电话录音呢？我要听也是有权的，但是我也不想听。设置电话录音是小Q的事，要删除还得请他去做，我也不想请他删除，不要反而让他生疑，希望他也没有去听。如果老板或小Q听到我的那些电话录音，会怎么想呢？事情还没有发生，想得太多也没用，就不必去想了。

 

（九）

克文，如果你看到这里，还愿意接着看下去，那么，你的耐心和涵养真的让我肃然起敬。第一次写“长篇”就这样弄，败坏了大家的兴致，今后还会有谁对我所写的长篇感兴趣呢？也许我靠写作谋生之心早已经死了，现在，纯粹是凭着自己的性情写，“写作”于我，纯粹是发泄和排泄，发泄的是一些时评、杂文，排泄的就是这封长信之类的东西。

接下来我觉得不要谈太多的日常事务，琐琐碎碎的，还是接上以前的回忆说下去比较好。我可能已经说过，我到汕头某报社工作，是1994年，肯定是新学年开学之后，也就是在9月1日之后。记得我还教了一段时间的初一语文。这学年我被调为初一语文老师，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学年我也不用当班主任了。大家不要以为这是学校对我的照顾，其实更可能是对我的教学能力和管理学生的能力的否定。我坦然接受学校的安排。那段日子我可能对人生产生了憧憬，觉得自己的苦日子快要熬到头了，因为要转正了。代课老师，名不正言不顺的，转了正，就有了身份，有了保障，工资也会增加不少。申请转正的各种事务，比如填表、笔试、业务评审、体检、送资料，等等，似乎都是在上半年已经做完了。暑假和下半年这一段时间就是等待，从一个代课教师转为公办教师，许多人还是看得很重的，视为人生一大转机。即使条件过关，好多人也不敢掉以轻心，怕被不够条件却有关系的人挤掉。许多人热衷于找关系，我也不敢例外。有人找关系行贿，我找关系却没有行贿，因为我行不起贿，只是送了一些水果和香烟，记得当时花费最多的一次送礼是送了两条中华，花去了一个月工资。

即使心里隐隐觉得转正已经是十拿九稳的事，表面上也不敢高兴得太早，有过很多失败、挫折的我，在胜利没有完全到达之前，在没有把成功紧紧地握在手里之时，我就不敢预支胜利的欢乐，怕成功稍纵即逝，怕好运被欢乐的风吹跑，怕预支来的欢乐是一笔心情的高利贷，要用加倍的痛苦偿还。那时候，我的一位林姓文友被汕头一家报社聘用，县文联的一位作家，也就是介绍我到县城城郊风岗中学代课的作家，在与我谈起林姓文友被报社聘用时，睥睨着我说了一些对我有所触动的话，具体说了些什么话我已忘记，大意就是夸林姓文友的为人和本事，有拿我与他作对比而否定我的意思。我对这位我称为老师的作家一直是尊敬的，即使他对我说过一些势利的话，我也当成是十分正常的。我一点也不认为他当时那样说有什么不好。我在社会底层艰难谋生之时，再难听的话语、再轻蔑的眼神，我都领受过。但这位老师当时对我的轻蔑，不知为何激起了我再次到汕头一家新办报社求职的念头。这家我从1994年11月前后进入、至1997年4月前后因报纸停办而离开的报社，我在前面已经提到，是用某报社来指代的，其所办报纸则以某报代之，下文仍用这个代称。

其实，在文联的这位老师刺激我之前，我向汕头某报社求职也是很用心的。自从在报上看到某报筹备组的招聘广告之后，我先后寄了几次资料，资料中包括措辞恳切的求职信、发表过的文章的复印件、新闻专业大专学历证书的复印件等，因为没有收到回复，便一寄再寄，总认为有行动就有希望，多寄一份资料，就多一份被发现的可能，但所寄资料都如泥牛入海，便自己找上门去，被没有编过一期某报的总编赶了出来。

于我而言，好多时候，求职就是为了谋生，我一直是把求职看得很重的，我是以对待生存的态度来对待求职的。那时候我不知自己除了教书、编辑、写稿，还有什么谋生手段。把写稿作为谋生手段，是指进入一些单位当文书、秘书、资料员、报道员、记者、专业作家什么的。那时候出版业不像现在这样繁荣，如果没有一份工资，单靠稿费过日子是不容易的，那时候没有单纯靠写作过日子的自由撰稿人，业余写作的人则被称为业余作者。“业余作者”还似乎是一种荣誉，在地方上多少会有点名气。县文化馆，也有意在各个公社都培养几个业余作者。在我之前，红场公社就我父亲这样一位业余作者，所以他很自得过，以为红场就数他一支笔。其实我很快就发现，这个地方就你一位业余作者，并不是说你在这个地方写文最好，而是别人没有这个爱好。在父亲之后，在公社改为区公所之后，红场的业余作者就是我，不久又增加了李瑞林。我的朋友李瑞林读师范时就喜爱写作，但没有发表过作品，1985年我在红场区公所工作时，他找上门来，那时候爱好文学的人，很容易走在一起，成为好友。以发表作品论之，我比瑞林出道早，但他的写作水平，很快就超过了我。在我到曲江文化馆工作那段时间，我发现他的文学创作水平有了一个飞跃。这段时间他发表了不少作品，在我手上也发表了一些。那时候发表作品的地方也不多，不像现在。

我写稿的水平，现在我知道实在不怎么样了，这辈子可能写不出什么名堂了，但以前却没有这份自知。在上学的时候，作文成绩常常在班级中名列前茅，昔年没有见过世面，读书也少，很容易夜郎自大，曾为自己的写作水平自得过。可能是1983年，也就是我辍学那年，我在《汕头青少年报》的一次诗歌征文比赛中获一等奖。其实我写的那首“诗歌”，应称为小快板比较合适，篇幅不长，过去了那么长的时间，我居然还能背下来，我能背下来的拙作很少。现录兹于下，就像人家保留一张自己光屁股的儿时相片，虽然丑，但可作纪念：

月儿挂树梢，四周静悄悄，电影映完弟未回，急得妈妈四处找。

忽闻熟耳歌声飘，瞧，弟弟回来了！妈妈惊喜细盘问，回答好像放鞭炮：

孙悟空除妖，我正看得兴致高，忽然邻座五保姆，又吐又泻病不小。

我招来小强和小宝，七手八脚忙开了。搀扶老姆返回家，又请医生又熬药。

服侍老姆转平安，再回剧院把脏物扫。折腾半天才回家，惹得妈妈多心焦。

妈妈听了微微笑，夸奖弟弟做得好。弟弟低头没吭声，天边朵朵红云烧。

可能是在1984年以后，我在广州出版的《中学生报》和《中学生之友》杂志各发表了一篇学生作文。从投稿到发表，好像隔了半年以上时间。文章是当中学生时写的，发表时，我已经不是学生了。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我在1974年入学，在家乡的小学读了5年小学和1年初一，便到红场中学读初二和初三，1983年9月到两英中学读高中，只读了一学期，就辍学了。准确地说，我辍学时间是1984年年初，而不是履历中所写的1983年底。说是年底，是就农历而言的，我们在农村长大的人，往往习惯于用农历来记得事情。不久又在省群众艺术馆主办的《木棉花》发表了几首民谣体的东西，在《潮阳文艺》发表了一篇小小说。也可能是在这些时候，我写稿十分勤奋，为伊销得人憔悴，衣带渐宽终不悔。但因先天不足，后天缺乏营养，缺乏高人指点，没能折腾出什么值得一提的东西。我那时候所看到的文学作品，也就是我所吸收的文学养料，就是父亲拿回家的《潮阳文艺》季刊，间或有《汕头日报》的文学副刊。那时候我以《潮阳文艺》中的文章作自己学习写作的范文，以《潮阳文艺》的水平作自己写作的目标，以为能在《潮阳文艺》上发表一些东西就很了不起了。父亲在《潮阳文艺》发表一些民谣体的东西，便十分自得，到处吹嘘，以大文人自居，这对我也会有些影响。具体记不起是什么时候，父亲带我到达濠去找他的一位文友，通过这位文友，找到《汕头日报》文学副刊的编辑陈老师，从此之后，我也偶尔能在《汕头日报》文学副刊上发表一些小小说。这在当时的潮阳业余作者群中，是令人瞩目的。那时候我所写的东西，以“小小说”为主，间或写些追求押韵的短“诗”。那时候我很看不惯没有押韵的诗。那时候没有押韵的诗也不像现在这样普遍。那时候我所写的所谓小小说，其实就是一个以“巧合”为主要手法的小故事，语言粗糙，也不懂得重视语言。看文学作品，也只是被故事情节牵着鼻子走，缺乏对语言的感觉。1995年2月到区公所工作，便写了大量的“短新闻”在潮阳广播站和汕头人民广播电台播出，那时候写得最多的是农民勤劳致富，也写春耕生产、计划生育、封山育林、推广经济作物、调整生产结构什么的。

如果不能从事写、编、教方面的工作，我也不致没有生路可走吧，还可以去打一份小工或回家乡去种田，但我这个人如果去打工和种田可能会活得很困难。因此，在当代课教师转正无望之时，只要一有机会，我便全力以付地向文化事业单位求职。

我艰难谋生、尴尬求职的经历，在1996年所写的一篇题为《三十岁祭》的短文中，有简单粗糙的记述，现摘录几段话如下：

……1987年我回家乡，到学校代课。由于那时公办教师离职者众，师资奇缺，我曾一个人任两个人的课，任教初二、初三两级三班的语文。工资是公办教师的一半。写到这里我忽然想起一些自称是“为政府打工的廉价劳动力”的人，一杯茶，一根烟，一张报纸看半天，却满腹牢骚，埋怨社会不公，就是不想想自己终日无所事事，究竟为社会做了些什么。

我一直坚持参加自学考试，用五年的业余时间，以较优秀的成绩取得新闻专业大专学历。文凭满天飞，已经贬值了。我这张姗姗来迟的大专文凭在一些人眼里也许一文不值了，但它却花费了我多少心血呀！不管考风如何，我从不作弊。有些人带薪读书，得到文凭就能得到不少好处。而我的自学是在忙于工作中挤出点滴时间，参加考试所需一切费用，都是从自己微薄的工资中挤出来的，取得了学历却得不到半点实惠。

那次在民办代课教师中考试转正一批公办教师，文化考核我成绩优异，交报名费、试卷费、考评费等，还顺应潮流到那些手握“生杀大权”的领导同志家里去串门。说来惭愧，我到领导家里去肯定是不受欢迎的人，因为别人多是一个“信封”放在兜里，我却是大包小包十分招摇，像探亲或看望病人似的。我转不了正，理由很充分：教龄不足十年。既然如此，为什么又要让我们这些教龄不足十年的人去参加考试，去凑这份热闹呢！原因很简单：参加考试的人越多，那些领导的门庭越热闹。

我从没放弃业余写作。迄今为止，发表过各类稿件200多篇。

县文化局一位领导说要推荐我去某镇文化站工作，约我去他家面谈。我去了两次，先后花了几百元，也是大包小包，水果、烟酒什么的，现在想来，领导同志肯定不当它一回事，甚至反感厌恶。那时空手上门，临别时不动声色地留下一个小小“信封”，已经是很流行的举措，也有在礼物里面藏“信封”的。现在想来，领导在我走后检查礼品时一定大失所望，说不定会大骂我乡巴佬不懂世道行情。我之所以记得这一点，是因为花几百元可以说是我失败的主要原因，而在那时却是我一二个月的工资。花掉后，这一二个月的日子很不好过。最后领导让他的侄子去那个文化站工作，没我的事。那时候我还遵照一些热心人士的指点，去拜访那个镇的主要领导和文化站的负责人。记得是夏天，在炎炎烈日下东奔西跑，一次次鼓起希望，又一次次陷入深深的失望。当在电话里得到失败的确凿消息时，沉重的压抑感使我几乎喘不过气来。

县文化馆需要一名馆刊编辑。在业余文艺创作会议上，馆长拍着我的肩膀和蔼可亲：“如果你有城市户口，就可招工来编馆刊。”犹如在沼泽里抓到一根藤蔓，我在父母的帮助下，凑了6000余元，买了个城市户口，兴冲冲地提着一百多元礼品，敲开了馆长的门。馆长听我说已买了城市户口，神色愕然而语塞。现在我已记不清他当时说了些什么，用什么伪善的理由把我打发了。我记忆犹新的是，离开馆长家时，已是暮色苍茫，那份凄凉的感觉，淹没了我。

1994年11月，我到汕头一家新办报社工作。这个报社的人员走马灯似地换，要站稳脚跟委实不易。我靠多年来艰苦谋生培养起来的埋头苦干、任劳任怨，站住了脚，不久被任命为副刊部副主编，实为主编，工资一千多元，是我当代课教师时的三倍。

报社要帮我把户口迁进汕头。户口进汕头要交增容费，具有大中专学历的交5000元，中专以下学历的则要交20000元。我向公安局递交了几次申请，总得不到批准，一拖再拖，拖了半年仍没个准信。后来，在报社一位很有门路的领导帮助下，前门后门一起走，很快就把户口迁进来了。有趣的是，有人帮忙，连学历也不重要了，只送了一份很容易伪造的学历复印件。单位为我交了5000元增容费，我自己负责2000元人情方面的费用。有些同事知道我只用了这点钱就把事情搞掂，都说“很便宜”。后来还迁“粮卡”什么的，自己又花了500元。

……不管我现在身居何位，不管我今后如何风光，我将永远记住我在社会底层艰苦谋生的日子，记住提着礼品站在某些人的家门口时的那份忐忑心情，记住那些人的家属子女睥睨我的目光，记住离开时在我身后那一声关门的脆响……失意时，以此勉励自己；得意时，以此使自己冷静，并永远对弱势群体充满关注和同情。

在上面这些引文中，有些内容与我这封长信有些地方重复，可能还略有出入。在这封长信中我可能已经说过，我的好多带有自传色彩的文章，在谈到同一件事时，因为记忆的偏差，也肯定与写作时的心境有关，可能会不尽一致，我也不想在谈起某一件事时，去思索以前有没有记述过，去寻找以前的记述，以求表达的统一。我认为这种统一，倒不利于对真实情况的表现。比如某一件事发生的时间，我以前写为某一年，后来又记得是另一年，要求与以前的记述统一，可能是错误的，但后来的记忆，也不一定就是准确无误的。我也不想去考究，我允许偏差存在，我也相信，这种偏差微乎其微，无损于真实。有时在写一篇短文时提到某一件事，为了节省篇幅而绕开一些枝蔓，扼要地直接地把那件事表达出来，当较详细地陈述同一件事时，便可能略有不同了。比如“任教初二、初三两级三班的语文”，详细的说法是这样的：我原来教初二两班的语文，但因为原来教初三语文的陈致和老师离职，调整我教初二、初三两级的语文，初二两个班合并成一个班，记得这个合二为一的班，学生90余名，把教室挤得密密麻麻的。

《三十岁祭》中所写的“在民办代课教师中考试转正一批公办教师”，可能是指1993年那一次，显然不是1994年这一次。1994年这一次，我是能够转正的。后来转正不成，是因为我去了汕头。我去汕头之后，还到校长家去意思一下，请他找一位退休教师来代我的课，帮我保职。他答应尽力帮忙。放了寒假之后，他调离这所学校，当时听说是因为“乱收费”引起学生家长不满。这位校长对我付托的事，是重视的。在他调离这所学校时，打了我好多次寻呼。当时有一位与校长同姓的学生，也常常打我寻呼，我因为复机不方便，要花钱，便不再理他了。我那时候只有寻呼机，没有手机，办公电话被锁了长途。那时候到公共电话亭打一个长途电话，要下楼，要走一段路，要付3元钱。校长打我寻呼时，寻呼机显示寻呼人的姓，我以为是我那位对我十分亲近的学生没事找我闲聊，便不回复他。如果当时校长与我取得联系，把人事变动通知我，我会到接任的校长家意思一下，请他帮我保职。后来我到这所破祠堂学校看望前同事时，新校长怕我埋怨他，解释道：“我当时连你的面都没有见过，怎么帮你保职呢？”当时的政策是，教师是不能停薪保职的，但通过私人关系，不要公开，还是有人去打工，去做生意，却保住公办教师这个旱涝保收的“铁饭碗”，留一条退路。现在可能还有这种现象存在。在我的转正通知发下来之前，我的离职就被这位新校长报了上去，我的转正也成了泡影。现在想来，当时保住那个职位，可能也是白白花钱而已，因为时至今日，我觉得我可能再也不会回去教书了。但留下一条退路，有时也是很不错的，起码能让自己自信些。最重要的是还有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按社会行情，用一个公办教师的工资雇一位退休教师来代课，学校是有赚头的；如果与校长关系好，停薪留职者是可以分到一点好处的。之所以要雇用退休教师，是因为退休教师不用上报备案。其他代课教师是要上报备案、争取转正的。

却说我当时已经要转为公办教师了，为何还要去汕头某报社求职呢？上文已经说过，是受到一位作家的刺激，也许还有虚荣心或上进心的因素，认为在汕头工作比在潮阳好，当记者、编辑比当教师有前途。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个原因与“鬼”有关。23点30分了，该睡觉了。卖个关子，把“鬼”放到下一章吧。

克文，我们潮阳县大致是在1995年改为市的吧。市的政治文化中心，就是以前的县城。

我在县城郊区一所很偏僻的初级中学任教。那所中学叫凤岗中学。校园原是一个颇具历史的大祠堂，从大门一直往里走，有三个厅堂三个天井，左右两边的厢房便辟为教室。后厅原是陈列祖宗灵牌的，现作为教务处、集体办公室、会议室等多功能厅。后厅两厢各有耳房一间，作为教师宿舍。有一间住着三位女教师，她们只在那里午休，她们家在县城，放学后就回家了。另一间便是我的栖身之所。我的小说《破祠堂的那一夜》，便是以这所学校作为场景的。听说这旧祠堂有鬼，我一个人在那儿住了好多个夜晚，却是没有亲眼见过。然而，这个所谓校园，白天热热闹闹的，阳气十足，倒没有什么异样的感觉，一到夜里，冷冷清清，雕梁画栋斑斑驳驳，大门一关，便有些阴森森了。我一个人，茕茕孑立，形影相吊，不要说怕不怕，单这情景，便很令人凄怆。有人劝我到外面租房住。那时我每月400元左右的工资，租了房，就不用吃饭了。还有人告诉我，邻近一所学校，晚上也只有一位老师在那里住，让我去和他合住。一位与那位老师相识的人，还带我到那所学校去找那位老师。那位老师也是一位代课教师，似乎有点孤僻，虽然同情我的境况，但并没有接纳我。他的居住环境与我相比，有天壤之别。他那里不闹鬼。他喜欢一个人独来独往独住。但他还是留我在他那儿过了一夜，他把自己的床铺让给我睡，自己去教室睡。我看出他没有接纳我的意思，就不好意思再去打扰他了。不知这位有过一宿之缘的老师，现在过得好不好。不知他是否记得我。

夜里我经常会听到一些奇怪的声音，课桌椅没来由地砰砰作响，一些脚步声似的声音，由远而近，在我门口停了下来，如果不转移思想，我仿佛能感觉到什么东西正站在我的门外。过了一会儿，那声音由近而远，仿佛离去了，不久又转了回来，停定在我门口。我不敢开门看个究竟，只是把它想象成关了大门的破祠堂里有可能出现的动物，猫或老鼠，或者纸片或其它东西被风吹动摩擦地板的声音。尽管彼声和此声有很大的距离，但我故意模糊自己的判断。写到这里我要感谢我的母亲，她总为我求神，我的家乡有一位声名显赫的神明，叫孤圣老爷，相当于乡里的保安队长，专治在人间作祟的孤魂野鬼，香火甚旺。母亲求来了孤爷的香灰，包在红布里，让我带在身上。晚上睡时，我将其挂在床头。夜里不管外面如何怪声起伏，我的房间里总是风平浪静。

尤为让我恐惧的是，我所住的小屋，只有一面墙连接屋顶，另三面墙与屋顶有一段距离，当祠堂里面、我的小屋外面的空间怪声迭起时，我总怕墙头忽然探过一个头颅来。恐惧到了一定程度，人似乎变得胆大，我有时故意张开眼睛瞪住那些墙头，说服自己，即使看到鬼也不要怕，平生不做亏心事，不怕半夜鬼叫门。

后来我有了女儿，我发现自己是那么地疼爱孩子。我想，我在风岗中学的那种境况，要是有个孩子与我相依为命多好呀！人怕鬼，可能是因为孤寂。有个孩子，不管他或她多小，我在浇灌父爱的同时也得到深深的慰藉，便不会疑神疑鬼了。孩子对我的依赖、我保护孩子的父性本能，会使我感到强大。我甚至想到要用这个学校作为场景再写一篇小说，我要写我当时有一个孩子，这个孩子的来历可以是友人临终托孤，可以是私生子，可以是弃婴。我对她无比疼爱，就像我后来疼爱我的女儿一样。只是她不会像我的女儿那样乖张，那样娇惯，那样任性。她是个苦命的可怜的孩子。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苦命的孩子早懂事。我是她唯一的亲人，她对我深深依赖。她很乖，我上课时，她抱着布娃娃坐在教室门口的一把小板凳上，静静地等我上完课陪她玩，喂她吃饭，教她读儿歌。放学后，我抱着她或拉着她的小手，到学校后面的田垅上散步，我采了一束野花给她，夕阳照在我们的脸上，花香弥漫在我们身上。我们到商店买东西时，她知道我没钱，瞪着玩具或糖果看，没有吵着要，只是瞪着看，我虽然没钱，但我宁可自己节衣缩食，也要买东西给她。她甜甜的笑容让我心醉！晚上，我在查作业，她在我脚边玩。她困了，要睡了，我一手抱着她，一手查作业。后来看了三岁女孩李思怡被活活饿死的事件，我心痛不已，悲愤难平，我曾打算写一篇题为《如果有来世，请做我的女儿，好吗？》的悲情散文来纪念李思怡，后来却写成了咒骂罪恶的血泪杂文。如果哪一天我要写上面那部小说，就把孩子的名字叫做李思怡。

关于李思怡的人间惨剧，不知你是否在网上看过。关于这类惨剧的报道也只能在网上才能看到。但你现在可能搜索不到了，因为不少网站把“李思怡”三字设置为过滤字符，把关于这个孩子的文章删除了。为了让你对李思怡事件有个大致的了解，我将拙作《为何我的眼睛总是满含泪水》中关于李思怡的内容摘录如下：

2003年6月4日，吸毒女李桂芳因偷窃被捉，被抓去强制戒毒。在审查时，李向派出所王所长、卢副所长反映其三岁女儿在家，无人照顾，请王、卢帮助联系其姐照顾。据王、卢说，与其姐联系不上，通知实习生小穆帮助联系。穆未将“联系不上”向上汇报，到6月21日，李的邻居闻到尸臭报警，李的三岁女儿已死亡多日，幼小的身体已经腐烂。《成都商报》记者李亚玲在采访手记中写道：“据一个和李桂芳同时被抓的吸毒人员称，当时李曾跪地哭求，说她家中还锁着三岁幼女，哀求对方让她回家把孩子放出来交给亲友，再来戒毒。但警察不许。于是三岁的孩子就在这大热的天里，没水喝没食物吃没人理睬，不知她熬了多少天才咽气！回来正在写稿，公安局已经打电话给市领导，说什么记者不采访警方乱报道，市领导通过市委宣传部把报道封杀了。事实是警方拒绝采访。当了八年记者了，阴暗面见得多了，我已很少愤怒。可是这一次让我无比愤怒，因为我不仅是一个普通的记者，更是一个普通的母亲，我为这孩子放声大哭！”

这个三岁幼女有个好听的名字，叫李思怡，她很乖，她母亲外出时把她锁在家里，她不哭，她母亲带她出来散步时，她遇到人会甜甜地打招呼……她母亲是个失业者，为了养活她会小偷小摸。她的悲惨遭遇让多少七尺男儿泪如雨下。我在自己的一条呼吁施舍乞丐的帖子上，一再对那些厌恶乞丐、说乞丐是骗子的人发问：如果李思怡和她的母亲向你求乞，你会施舍吗？许多人说当然会施舍。我又问：那么，你又是如何看得出她是李思怡而不是“骗取同情心的骗子”呢？也许多一些施舍和救助，会少几个小偷，会少一些惨剧。然而，李桂芳不同于那些值得同情的失业者，她经常与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来往，也许正是这些不三不四的人让她染上毒瘾，为她提供毒品。小偷当然要抓，吸毒者当然要强制戒毒，只是那些执法者把人关起来可以不通知亲属吗？说什么联系不上，李桂芳的姐姐一家人在同一城市好端端地住着，怎么会联系不上呢？李桂芳的姐姐也疼爱小思怡这个无辜的可怜的孩子，不时给孩子送来食物、衣服。就在小思怡尸体被发现之前，李桂芳的姐姐还给小思怡送来几件衣服，门叫不开，以为家里没有人，就从门缝把衣服塞进来。那时小思怡的尸体还没有腐烂，闻不到尸臭。

“三岁的孩子就在这大热的天里，没水喝没食物吃没人理睬，不知她熬了多少天才咽气！”

当我在网上看到这一事件时，仿佛有一只利爪，把我的心扯了几下。我无比悲痛地闭上眼睛，任由泪水汹涌而出。我不敢让人听到我压抑的哭声。

当我在网上抒发自己对这一事件的真实感受、表达自己的满腔悲愤时，有人说我煽情，有人说我煽动，有人说我的眼泪太贱了。我无法理解这些人的心理，就像一些人永远无法理解我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