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成为新闻主角的背后

 被诸多中国媒体人景仰的胡舒立，注定将为中国媒体的市场化变革，付出更多探索。必要之时，这种探索还会以“凤凰涅磐”的方式进行。

自8月18日知悉《财经》杂志可能生变以来，整整两个月多过去了。不能不说，自9月底之后，“财经事件”几乎以令人遗憾且无可抑制的态势，一夜之间几令世人尽知。

《财经》杂志，这个几乎象征着中国财经媒体市场化最为成功的硕果，也经历着十年来至为重大的考验。

人们似乎无须担心胡舒立。当年，正是这个极具新闻理想的女人，聚拢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媒体人，呕心沥血、披荆斩棘将《财经》带到了今天。所以，她同样有能力带领她的团队，再造一本与《财经》神似甚至更为升华的“财经”。

人们似乎也无须担心《财经》乃至“联办”。以《财经》2008年1.8亿的营收，即便自此下滑，也能支撑几年，并如既往一样充当起“利润奶牛”之重任。当然，若联办当家人王波明选才得当，《财经》获得新的重大突破，也完全有可能。

如今，追问“财经事件”的原因何在，似乎已并不重要。《财经》方面给出的说法，是“在未来发展的理念上有冲突”。

“未来发展理念”，并非托词——至少它不像一些公司发生重大人事变动时所称的“个人原因”、“健康原因”。

如果你近几年对《财经》杂志较为关注，你或许会知道，至少最近几年来，舒立一直在苦苦探寻并试图主导《财经》未来的大发展。譬如，重金砸向《财经网》即是一例。至今仍深深记得，10个月前，曾就一些事情求教于舒立，她说过一句令我震撼许久的话，“我们觉得在中国做高质量的来劲的新闻，空间大得多，而且互联网提供的机会也大得多。现在的兴趣就是在财经杂志的基础上，发展财经网呀。”

——某种程度上，《财经》大规模招兵买马，试图打造好财经网（如今也初见成效），还是一种投资未来的策略。

那么，还有什么与“未来发展理念”有关呢？

除了老生常谈的资方投入与成本控制问题，其实还有另一层涵义，即，媒体人能否分享媒体高增长的成果？在中国，这是一个极其容易被投资人忽视或者故意忽略的问题。

业界较为一致的看法是，《财经》采编系统的收入，与其地位、影响力、收益或许并不匹配。关于舒立及其骨干团队，这个适用与否，不得而知，但3、4年前，据说《财经》杂志高层有“MBO”之打算，由此来看，至少他们认为仍有分享的空间。

新媒体的崛起，其实已提供了参考。为什么诸多优秀的传统媒体人才纷纷投奔互联网？最简单的一点是，中国的网络媒体，几乎是媒体形态中最为市场化的。无论收入还是平台，他们都会有更为充分的想象空间。

实际上，以我对联办当家人王波明有限的了解，他也是一个极有理想的掌舵者，至少当年放弃美国安逸的生活，回国打拼，就证明他不是一个轻易满足的人。

所以，在这本杂志的早期，才会有堪称诸多传奇式的重大报道。彼时，联办高层与《财经》高层，处于一种“蜜月期”。一个例证是：1998年底，创刊半年左右的《财经》，邮发订户就达到5000份。不过，当时还几乎没什么广告收入。但是，联办没给《财经》任何压力。章知方还曾说：“不就赔200万嘛，这么好的杂志，没问题！”

不过，随后几年，伴随着《财经》崛起，以及联办在媒体方面所铺的摊子越来越大，乃至财讯传媒的上市，王波明的压力也会与日俱增。毋庸讳言，其旗下的数个媒体，能够且正在充当利润奶牛的，恐怕只有《财经》杂志。

由是，王不想放手，也在情理之中。而且，最初“不干预采编部门”的承诺，也会遭遇越来越强烈的冲击。为何？采编乃杂志的灵魂，是最重要的生产部门。所以，《财经》的盈利能力越强，影响力越大，联办恐怕也想把缰绳收得更紧。譬如，联办不会放任新闻理想主义，尤其是在独立报道方面，刊发那些容易惹下麻烦的报道，还是越少越好吧——如果因此而重蹈当年《21世纪环球报道》的覆辙，至少在联办看来，是毫无意义的。所以，这也很容易导致一轮又一轮的谈判。

“蜜月期”结束了。实际上，“蜜月”注定是短暂的，无论何种形式的蜜月。

可以预见的是，尽管这一事件几乎世人尽知，但《财经》至少在2、3年内，在营收方面仍会保持平稳（金融危机的影响除外）；而且，如果未来的接任者调配得当，这一时间还会继续延长。

还可以预见，如果联办在选择接替者之时，双方没有就舒立团队所遇到的问题达成充分一致的话，类似隐患仍将存在，只不过，5年或者10年之后，王波明对面的谈判者换了人而已。

——当然，如果期间联办将《财经》卖掉套现，则另当别论。

但是，此事的真正意义，或许会在5年、10年乃至更长的时间里，渐次被释放出来。

尽管传统媒体仍非市场化最好的“试验田”，但是，至少舒立尽其所能，将一些问题充分暴露出来，给此后的总结与探讨留下了充分素材，也给此后避免类似悲剧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版本。尽管，于联办、于财经而言，这都是情非得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