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的黄亚生教授把脉中国经济时指出：中国人不消费的主要原因并非社保不足；中国国民收入分配过度偏向机构，反危机政策应聚焦于提高居民收入等

    对此我很赞同，也是我一贯的政策主张，并在建言中得到切实体现。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是经济总量数字很漂亮，但结构堪忧，同时政策组合强化了国有企业，富人等强势集团的利益，当然也帮助了农民等弱势群体，但对后者的帮助远不如对前者的扶持。在我看来，这实际上拉大了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缺口。因为国有企业，富人等强势集团在获得资源之后，一般会倾向于扩大投资，增大整个国家的生产能力，弱势集团在得到帮助之后一般会增大消费需求，但这些增长的需求远赶不上供应能力的增加，所以迟早产能过剩将成为这种模式发展下的祸害，恶果，所以我建议给一些想进入市场的民众必要的授信额度（当然黄教授建议基建资金全分给百姓全分给百姓是个极端的观点，出发点在于对政府投资效率较低的评价，同时我认为不应该分，而应该给与信贷支持，将来至少还可能收回很大一部分，这样才更具操作性，可行性）其产生的呆坏账用节省的部分投资所冲消，这样至少能保证政府投资的效率不比以前差，因为之前大型工程的漏损率多大各方是很清楚的，30%甚至更多，而给民众授信支持，会有30%的漏损率吗？根据茅老师所做的扶贫试点经验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农民是最讲信用的一个群体，然而遗憾的是资金并没有按照信用水平投放，而是按照权力，按照其他规则去投，所以政府应该弥补这个缺憾，并担当重任，促使更多的民众进入并融入市场，增强适应市场的能力，增加创造财富的能力，从而更快的富裕起来，至少相对收入不至于差得那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