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重建中国的社会共识而努力
--为《21世纪幸福宣言》发表英语版而写
徐景安
2009.10.23.
一个国家、一个社会需要达成一定的共识，在共识的基础上才能形成道德、法律、制度。如果没有共识，虽有名义上的道德、法律、制度，也不会遵守、不会尊重、不会有效。当今中国，最缺的就是社会共识。
毛泽东时代：为人民服务
毛泽东时代的核心理念是为人民服务。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人民成了最崇高、最时髦的一个词。从人民政府、人民银行到人民公安、人民铁道，以至人民公社、人民大会堂，一直到人民当家作主。为人民服务成为政治、经济、道德、文化的最高原则与宗旨。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理论，以及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都是为了使人民不受二遍苦、二茬罪。
对建国30年的这段历史，功过评价不一。毛泽东时代举全国国力建立了工业化完备体系，以及二弹一星上天，为我国经济现代化与国防现代化作出了贡献，结束了中国被挨打的局面。这是不争的事实。用建国前列強侵略、内战不断的参照系来评价，毛泽东时代取得到了丰功伟绩。但是，用毛泽东提倡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来衡量，评价就不同了。经济上，人民普遍贫穷，城市居民靠发票证维持最低生活水平，农民不得温饱，以至发生饿死数千万人的惨剧。政治上，人民没有权利，不但当不了国家的主，连穿什么衣、理什么发、听什么乐都不能自主。思想上，人民没有自由，只能按一种声音说话、一种思想思考，全国人民都要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
为人民服务的理念与实践出现如此严重的背离，值得反思。为人民服务，什么是人民，由提供服务的“仆人”定，说你是敌人，就不在服务之列，还把你列为专政对象。一个饭店的服务员，说你是资产阶级老爷，同样也可不提供服务。即使你属于人民，提供什么服务，“主人”说了不算，而由提供服务的“仆人”决定。当时，人民最需的是拥有自己解决温饱的权利，但却提供全面专政、继续革命的服务。实践证明，当着人民权利没有制度保障的情况下，为人民服务就被异化为向人民专政。
有人留恋那时城市居民可享受免费的医疗、教育、住房，殊不知城市居民的这种“贵族”待遇是建立在广大农民不能温饱的基础上的，他们的口粮被统购来供应城市。我的一位副省级朋友说，自1953年实行统购统销以来，作为鱼米之乡的浙江农民就一直吃不饱。我家是上海居民就经常寄全国粮票给浙江的亲戚。留恋那个时代的人，有几个真的愿意回到过去？
邓小平时代：为人民币服务
邓小平确立了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策，号召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为人民币服务成为上下共识。政府以发展为第一、民众以挣钱为第一，形成了波澜壮阔的追逐财富的经济大潮。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功，很快将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为人民币服务比为人民服务要实在得多。一个浅显的道理，人们要吃、喝、住、穿，这就得有人民币，所以必须为人民币服务。“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1）这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发现的真理。只有吃、喝、住、穿不需要掏人民币的人，才可能做到“毫不利己”、“大公无私”。普通人总是有私的，可那时连“一闪念”都不许。中国人一旦不用“斗私批修”、不怕“割资本主义尾巴”，被压抑的追求物质利益的热情与动力尤如火山一样喷发。君不见，今天的中国农村，女孩子漂亮的、男孩子能干的都往城里跑，留下的大都是老弱病残，并且不用当年城里人坐着大卡车帮助秋收，农民基本实现了温饱。地还是那个地（其实耕地已大幅减少），人还是那个人（其实农村人口也大幅减少），却使中国千百年来没有解决的挨饿的问题解决了。这是改革开放的成就，谁也不能抹煞。
为人民币服务，提供服务者有利可图，被服务者有权决定接受什么服务，服务者与被服务者处于可以博弈的交易关系，对我国经济、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今天我国的服务水准、服务态度比之为人民服务的时代有了很大的提高与改善，这就是为人民币服务的结果。但不可否认，为人民币服务带来的问题也越来越严重。政府以发展第一，不顾一切；民众以挣钱第一，不择手段，造成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关系的恶化。环境破坏、资源短缺、贫富扩大、腐败泛滥、道德堕落、自杀严重，孕育着严重的生态危机、社会危机、政冶危机、精神危机。
两份精神遗产
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与邓小平的为人民币服务，是留给今天中国共产党人的两份精神遗产，是难以克服的意识形态难题。处理的办法是照单全收、谁也不得罪。为人民服务被列为社会主义道德原则，为人民币服务被列为不可动摇的方针国策。为人民服务与为人民币服务，同为指导思想，这就造成了当今中国的人格分裂、行为分裂、精神分裂，说是为人民服务，做是为人民币服务，言行不一、假话盛行。
胡锦涛为首的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科学发展，是为重建中国社会的共识进行了可贵的尝试和努力，可是没能逾越毛泽东与邓小平的这两份精神遗产。解释“以人为本”，是“以人民利益为出发点”，与“为人民服务”保持一致；解释“和谐社会”，是“首先是发展”，与“为人民币服务” 保持一致；解释“科学发展”，是“发展是第一要义”，还是 与“为人民币服务”保持一致。这样阐述提倡什么、反对什么不明确，口号没有变成理念，不能引伸出新的方针、新的规范、新的制度，起不了新共识的作用。
两个接受主体
当着体制内不能提供新共识的情况下，体制外的各种流派涌现。“当今的中国有新儒家，新法家，新道法家，新墨家，新马列主义，新毛泽东思想，新自由主义，新自由左派，新自由右派......”（2）这无疑是一件好事，百家争呜，解放思想嘛！但是有一点必须明确，各种流派提出的主张是作为俱乐部的宗旨，还是成为当今中国的新共识？如果是前者，只求一派同乐，那怎么说都可以；如果是后者，要成为中国的新共识，就必须满足两个前提：一是当今中国是共产党领导，必须为共产党所接受，必须与共产党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相衔接，而不是取代、颠覆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二是中国的未来属于年轻人，再好的主张不为年轻人所接受，也是白搭，而当今中国很大一部分的年轻人崇尚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价值观。这是重建中国新共识又一个难题。中国新共识必须为这两个主体所接受，而这两个主体奉行的价值观是对立的。共产党倡导的，年轻人不接受；年轻人喜欢的，共产党不接受。
当今中国的许多流派恰恰无视这两个接受主体，一是无视共产党领导的事实，对我提出的“必须为共产党所接受”不屑一顾、不以为然甚至十分反感。胡锦涛表态“决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决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所以自由主义、传统文化、老社会主义都不可能成为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他们只能有两种选择，一是放弃文化，搞武化，至少我所认识的文化人都不主张搞武化；那只能是第二种选择，寄希望于共产党以后，这就意味着对重建当今中国新共识选择弃权。我的一个文化朋友对我说，他的主张就是等100年以后。之所以对“必须为共产党接受”原则产生异义，不是政治策略上的不同，而在于共产党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是否过时，社会主义信念是否正确？
二是无视未来属于年轻人这个事实，要今天的年轻人抛弃崇尚的自由与自我，倒退回去接受传统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传统社会主义实行扼杀自由与个人的集体主义，是否是马克思主义呢？马克思的理想是“自由人联合体”，主张“联合起来的社会个人所有制”，倡导“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从来没有要求个人利益无条件服从集体利益，更没有主张以集体利益为名可随意剝夺个人利益。马克思的理想是解放全人类，一个剝夺自由、蔑视个人的社会怎么能为全人类所接受，一个不能为全人类接受的理念、主张、社会能实现吗？如果连本国的年轻人都说不服，只能反省坚持的是不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
三股思潮
当今中国的流派很多，但在民众中产生巨大影响的就是三股思潮：
一是以自由主义为代表的西方文明派，这股思潮在理念层面，事实上成为我国的主流。改革开放就是融入现代文明，而现代文明就是西方文明，发生这种现象是必然的。
二是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派，我国现代化以及全球现代化发生的种种弊端，成为儒学兴起的理由。中国人不能忘记自己的根成为响亮的口号，世界上也没有一个国家要铲除自己的文化根基。
三是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派，对改革开放产生的贫富不均的不满以及对西方现代化的弊端深恶痛绝，成为重返毛泽东时代的理由。更多人怀念毛主席是基于对现实的不满。
这三股思潮水火不容，成为重建中国新共识的又一难题。
重建共识的尝试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创办了创建中国新文化（北京）论坛，从
2007年11月3日起，至今已两周年，一共举办了14次研讨会。在各种思想碰撞的基础上，我起草了《21世纪幸福宣言》，为重建中国的新共识做了有意义的尝试。签名支持者有320多名，其中有著名学者茅于轼、周瑞金、杜光、辛子陵等，还有解放军的少将、副省级干部，也有中国儒学研究会会长、南京玄奘寺住持、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的官员，还有教师、律师、诗人、医生、媒体工作者、工人、农民、商人以及近30名80后的年轻人。
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不少签名者在签名时都有所保留和建议，比如中国将军书画研究院副院长曹学德少将说：这份宣言写得很伟大，但最好写上马克思主义。南京玄奘寺住持很赞同宣言，连同意大利籍的灵侠法师也签了名，但建议写上因果报应。我向他们解释，如果写上马克思主义、写上因果报应，那么不信仰马克思主义、不是佛教徒的就不签名了，而宣言提出的实现资源有限条件下幸福最大化的核心理念是符合马克思主义、也是符合佛学的。马克思主义与佛学都是为了实现人的幸福，区别在前者是现世幸福，后者重视来世幸福。
这份宣言将幸福作为人的终极目标与人的共同追求。提出幸福来源于物质层面、情感层面、精神层面，在肯定物质追求的同时，倡导向情感幸福、精神幸福提升。
如何实现幸福，宣言在整合西方文明、传统文化、社会主义三股思潮的基础上，提出了“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西方文明的自由、民主、人权，就是承认爱自己、鼓励爱自己、保障爱自己。传统文化倡导的孝道仁爱精神，就是爱他人，即孝敬父母，尊敬师长，宽厚待人，诚信对友。社会主义的原意就是集体的、公共的、社会的，也就是维护公共利益。所以，社会主义就是爱大家，即公平分配、完善保障、政治民主、实行法治、保护环境、爱惜资源。“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继承了5000年的传统文化、500年的西方文明、200年的社会主义运动，既坚持社会主义，又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可成为中国新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理念。
宣言针对现代人信仰的缺失，进行了重建信仰的努力。所谓信仰就是人的终极追求与心灵的敬畏。基督教以赎罪上天堂为终极追求，而敬畏上帝；佛教以西方极乐世界为终极追求，而敬畏来世；儒学以光宗耀祖为终极追求，而敬畏祖宗。宣言提出的新信仰是，幸福是人的终极追求，尊重生命是心灵的敬畏。新信仰与老信仰有区别，但与老信仰有共同点，那就是都是为了人的幸福。这既可以为无信仰者提供信仰，也可以得到有信仰者的认同。
宣言整合东西方文明，提出追求自由与约束自己，拥有权利与承担责任，勇于获取与慷慨付出，外求开拓与内省修行，作为完整的道德观。
撕裂还是重建共识
值得每一个中国文人思考的是，你究竟是在撕裂共识呢，还是努力寻求共识？每一个流派有每一个流派的主张，在多元化的社会中，这是十分正常的现象。应该说，一个尊重事实、尊重常识的严肃的流派，一定有其合理的内核，尽管主张不同，都值得尊重。一个有生命力的流派也一定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不认为穷尽了真理，不奉行两个凡是，凡是自己都是正确的，凡是他人的都是谬误。
茅于轼先生是我敬重的学者，他是自由主义的代表，但他不固执一派。2008年5月17日在创建中国新文化（北京）论坛第六次研讨会上，茅于轼对我的主讲论文《创建中国新文化以承认“爱自己”为出发点》发表意见说：“爱自己是出发点，终点还是爱自己也不错，但是就不够了，所以终点不但要爱自己，还得爱别人。”茅老超越自由主义，向传统文化靠拢。茅老还说：“我们不能容忍一个社会贫富差距太大，但是怎么做，大家可以讨论。打土豪，分田地，是一种方法；征收累进所得税也是一种方法。其原则是允许一定程度的不平等，它不但可容忍，而且对社会有利。但是这一差距太大，那是不能容忍的。”茅老不能容忍贫富差距太大，而主张采取措施缩小结果的不平等，这实际上就是社会主义的主张。
在这次会上，韩德强表示：“爱自己作为出发点，我没有任何异议。”“爱自己，你不说大家都爱自己，你不需要说，大家天生都是爱自己的。”韩德强作为左派一直反对自由主义，写了“自由与和谐”、 “自由与美德”、“自由与意义”一系列文章，其实自由主义的实质就是爱自己。韩德强对自由很反感，但愿接受“爱自己”，这证明了他在这里是承认事实的，也证明了我理念转换的成功。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我与司马南围绕普世价值观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但他十分赞成我提出的普世价值观。他说：“幸好，徐老自己关于普世价值有一个定义：‘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才是完整的普世价值观’。对此，我先真诚地表个态，这个普世价值观非常之好，好过《南方周末》鼓噪的，好过《南方都市报》炫耀的，好过‘天谴论’教授贩卖的，好过范跑跑实践的。对此，我不仅没有不同意见，而且完全拥护举双手赞成。徐老的普世价值观与孔夫子‘仁者爱人’之说一脉相承，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价值观，将其定义为普世价值应为众望所归。”（3）
这说明什么呢？尽管存在很大分歧，但还是有共识可寻。可不容否认，中国很大一部分文人的态度似乎以撕裂共识、扩大分歧为己任、为乐趣、为宗旨。
一种倾向是反自由主义，认定自由主义就是坏东西，根本不想弄明白自由主义的内涵。有人反对我起草的宣言，说：“宣扬珍惜生命、追求幸福，是自由主义的翻版。”我就非常纳闷，他不要生命、不要幸福，他追求什么？难道是死亡与不幸？其实，很多反自由主义的人，非幸酷爱自由，只是他喜欢自己享受自由，不许别人自由。
一种倾向是反传统文化，认定传统文化就是坏东西，根本不明白传统文化里有做人的必须。有人给我来信说：“看到宣言主张爱他人‘从孝敬父母做起’，就彻底失望了”，认为是“孔儒文化的变种”。这种人崇拜西方文明，却连父母也不认。可是，新约说：“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旧约《出埃及记》说：“打父母的，必要把他治死。”“咒骂父母的，必要把他治死。”这说明，东西方都主张孝敬老人，但把孝作为道德文化、做人之本的是传统中国。
一种倾向是反社会主义，认定社会主义就是坏东西，不明白社会主义的真正含义。有人针对我起草的宣言说：“社会主义本身就是落后腐朽的代名词”。这样的人不明理念在实践中的变异，这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区别。理念既可在实践中发展，也会被利用而扭曲。用实践中的变异作根据，不愿区分理念与事实，这是反自由主义、反传统文化、反社会主义的同一种思维方式。
普世价值观是重建共识的基础
我国要重建共识，有一个前提就是要承认普世价值观。实行改革开放，是中国放弃封闭向普世价值观靠陇的重大转折。所谓普世价值观，一点不神秘、一点不深奥，就是人的生存、发展所需要的常理、常识。改革开放所做的就是回归常识。土地由农民耕种，经营由企业负责，价格由供求决定，房子不能白住，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公共决策要法治民主……哪一条都是经济、社会、政治的常识。但改革开放30年的中国掀起了一股反普世价值观的思潮，实在不可思议，这是一次思想的大倒退。
反普世价值观的最主要的理由，是拒绝承认西方价值观具有普世性。西方价值观是否具有普世性可以讨论，但不能以此否认普世价值观的存在。非常奇怪的是对普世价值观持反对态度的人，都是所谓马克思主义者，以社会主义为信仰的人。马克思主义的理想是解放全人类、社会主义是人类的共同目标，前提就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具有普世性。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最后说：“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那是何等的自信与气魄！毛泽东以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处于水深火热的被压迫人民为己任，也是心向亚非拉、胸怀全世界。过去的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者都坚信“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者怎么反对起普世价值观呢？
有一篇左文写道：国民党在金门树立了一个大标语“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陆这边不是“社会主义统一中国”、“新民主主义统一中国”、“共产主义统一中国”，而是“一国两制统一中国”。“站在这遥遥相对的两条大标语之间，你可以十分清楚地感受到大陆方面的防御心态和自惭形秽的心理，通过这个口号，大陆方面实际上已经明确承认，自己所信奉的‘特色社会主义’，仅仅是一个适用范围非常有限的‘地方性信仰’，哪怕只是在中国范围内，它都不具有普世性”（4）这篇文章从一个侧面描绘了我们在意识形态上缺乏自信与对信仰的放弃，然而正是他的同道们起劲地反普世价值观。
不承认普世价值观，就是不承认人类应该共同遵循的常识与真理，也就没有文明与野蛮的区別。人要吃饭，总是普世价值观吧，可是反对者说，现在世界上很多人吃不饱，还有饿死的呢！怎么能用吃不饱，还有饿死人的事实来反对人要吃饭的常识呢？有一篇左文说，我国人口占世界五分之一，只要我们不赞成、不实行，哪有什么普世价值观？公理、常识是反映客观必然性的观念形态，不能因为有人或很多人不承认、不认识而不存在。哥白尼发现地球围绕太阳转，也许当时世界上只有他一个人，但他代表了真理。只有承认普世价值观，朝普世价值观努力，我们才有共同的前提，中国才有重建共识的可能。
《21世纪幸福宣言》是普世价值观
中国有13亿人口，人口众多、资源短缺。中国现代化的问题也是全球现代化面临的问题。中国重建共识，不仅解决中国本身的问题，也适用于世界，具有普世性。所以，《21世纪幸福宣言》立论的根据与出发点是“人类的共同困惑”、“人类的共同痛苦”、“人类的共同难题”、“人类的共同困境”。全世界唯有中国，既受西方文明的影响，又有悠久的传统文化，还有社会主义的实践，而西方文明、传统文化、社会主义都是人类追求幸福的实践与探索，都包涵了人类优秀的文化成果。中国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文化思想资源，也最有条件整合这些资源，为中国重建新共识，也为世界作出新贡献。
当今中国与世界的共同理念是“在资源有限条件下追求财富最大化”，这是中国与世界现代化成功的原动力，也是产生一切问题的总根源。英国《金融时报》2009年3月19日发表文章，对追求财富最大化的理念提出质疑：“上世纪50年代以来，人类虽然创造了大量财富，但幸福并未增长。因此，加速经济增长并非值得我们为之作出巨大牺牲的目标。特别是，我们不应该牺牲最重要的幸福源泉，即人际关系的质量。在追求效率和生产力增长的名义下，我们在这方面已作了太多牺牲。”宣言明确提出：“资源有限条件下幸福最大化，应成为人类的共同理念”。 《金融时报》的这篇文章发表了相同的观点：“什么是进步？当前危机要求我们必须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进步意味着苦难减少，幸福增加。进步并不意味着创造财富或革新，它们有时是管用的手段，但绝非最终目标。”
宣言说：“对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国家来说，在一定的时间里拥有的资源和财富是一个定量，但幸福是一个变量，可以很幸福，也可以不幸福。”“幸福是人的重要需求获得满足而产生的愉悦感，是需求客观性与感受主观性的统一。幸福知识是人对自我需求的调节与满足需求路径的选择，体现了一个人的价值取向、心胸修养和思维方式。”当今中国与世界不缺追求财富技能，缺的是追求幸福的常识。宣言是对幸福知识进行的启蒙、普及、传播。
注释
注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76页，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人民出版社1995版
注2：仲大军回复徐景安信
注3：司马南给徐景安的信：《来自长者的批评》
注4： 2009年8月28日《香港传真》乌有之乡学术部郭松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