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匡政：“正名”是正义行为的源泉
（《南方周末》2009年10月22日，专栏“我行我儒”）
前些日子参加央视“经济与法”的一个辩论节目，话题很简单，就是辩论某人的行为是否属于见义勇为。现场多是一些教授、律师之类的人物，都受过基本的逻辑训练，哪知一开场，现场就吵成了一锅粥。从节目开始到最后，没人愿意追溯一下“见义勇为”这个概念的本义，都按照各自理解的意思，在那里做无谓的争吵。我是反方嘉宾，最后完全没了开口的兴趣，主持人让我说，我就说两句，不让我说，我就坐着看他们吵来吵去。节目做完了，我看不只是观众没有对“见义勇为”获得更清晰的认知，连嘉宾自己也被吵糊涂了。辩论的目的原本是为了让大家在一些理念上达成共识，哪知结果带来的却是认知上更大的混知。
联想起去年普世价值的争论，实际上暴露的都是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时代对一些基本价值认知都出现了混乱。究其根由，价值的混乱，还是由命名的混乱引起。荀子说“名实乱，是非之形不明”，如果我们在一些人类普遍认同的理念上，都没能形成相对一致的公共认知，社会行为出现各种状况也就不难理解了。
孟子称孔子所处的年代“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是一个旧秩序被破坏，而新秩序尚未确立的时代，孔子非常敏锐，把“正名”作为他政治哲学的起点。孔子有弟子在卫国做官，卫君想请孔子去卫国主政。子路便问孔子，如果孔子要去卫国主政，准备从何处入手？孔子答道：“必也正名乎？”意思是首先应该正名吧。子路便说孔子，先生真是这么迂吗！这名又从何而正呵！孔子很不高兴，指责子路粗野，说君子对自己不知的事，就应该保持沉默，然后他说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法不中；刑法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这是儒家的正名学一段重要的话，大概意思是：如果名不正，说起来就不顺当；说得不顺当，做起来就不成事；做不成事，便不能兴礼乐；礼乐不兴，只用刑罚，刑罚也必然不公正；刑罚不公正，民众就会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因此在上位的执政者定下了名，必然要说得清楚，说清楚了就一定要执行。执政者对自己的任何一句话，都不能有一点马虎。
此话今天听来仍然掷地有声。“名”的概念很古老，甲骨文中就有这个字。《说文解字》对名的解释是：“名，自命也。从口从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见，故以口自名。”意思是，名是“口”与“夕”的会意字，夜晚互相看不见，于是用口称呼自己。从语义来源看，“名”与“命”通假，是关于事物的一种符号或语词。
正名学是孔子对当时一个正在崩溃的社会，提出的极为重要的政治主张。孔子认为，只有合理而正确地使用概念或语言了，并让这些理念贯彻到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才可能达成一个公正而合理的社会秩序。在孔子看来，既然命名是受执政者控制的，那弄清那些名称之下的真实含义和所代表的事实，是首要的任务。只有“名”所表达的意义与天下人认知是一样的，才能称得上天下有道。孔子的正名学，始终针对的是在上位的执政者。“言之必可行也”，他的思想起源和最终目的都是想通过“正名”，来督促执政者的言行合一。言如果是含混不清的，行必然混乱。
在孔子观念中，“正名”是使社会实施正义行为的源泉，“名”一旦被执政者垄断或随意偷换了概念，就会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所以，“正名”首先要“以名正名”，即以一个天下人认为正确的名，来考察现有的“名”，使之符合历史经验和社会规范。所以“正名”是一种社会活动，要通过公共对话来完成正名的过程，以达成民众的认同。孔子对齐景公所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正名学的一个具体案例。钱穆认为这里倡导的是君职论，而非君权论，要求的是执政者的职责，而非权利。君要像君的样子，尽君的职责，臣才能像臣的样子。臣不臣，是因为君不君。孟子也说：“欲为君，尽君道”、“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这里都暗含了君臣之间原始的契约思想。孟子还明确主张“格君心之非”，意思是要给执政者洗脑。
此外，“正名”还要“以名正实”。正名的目的，是让执政者以正其身。故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还说，“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执政者本身行为正当了，不发号施令，事情也能行得通。所以正名，在儒家看来不仅是一种思想使命，更要能指导社会和政治的变革，意味着行动。不能只在“名”上下功夫，而要关心“实”，所以孔子四处奔走，期望能改变执政者的观念和社会现实。“正名”在全球化的今天，仍然有着重要意义。“正名”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校正一个民族的基本价值观。我们的价值取向、思维和知识架构、行为方式，不仅要与民族的历史记忆相沟通，更要与整个人类的集体经验相吻合。只有这样，社会秩序才能获得一个稳定的基础，这是孔子时就已认知的一个基本社会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