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礼·考工记》：“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径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此乃古人建设都城的传统，白纸黑字地写着。北京虽然屡屡改朝换代，但也不例外。甚至忽必烈造元大都，同样不敢坏了这规矩，将太庙立于齐化门内，社稷坛立于平则门内，分别从左右两侧拥护着大内宫城。明永乐皇帝迁都北京，更是照章办事，大大地拉近了“左祖右社”与皇宫的距离,紫禁城是坐北朝南的，在其前方御街的东西两侧，设置了规模宏大的太庙与社稷坛。既可作为紫禁城的附属建筑，又唇齿相依，密不可分。这下子，皇帝去祭祀天神与祖宗，更方便了。只需过几重门、拐几道弯就可以。而从心理上来说，也更踏实一些,毕竟，有这两大势力，在冥冥之中给自己撑腰呢!看谁还敢造反?那不是拿鸡蛋碰石头嘛。
清朝取而代之，占据了紫禁城，在宫廷礼仪方面依旧沿袭着明制，把祭祀社稷、太庙同祭祀天地一起列为大祀。惟一的区别，在于将太庙里供奉的牌位，换为自家的列祖列宗了。皇帝轮流坐，今天到我家,大概指的就是这个意思。
老北京有句流行语，夸耀本地之名胜：东单、西四、鼓楼前，五坛八庙颐和园。所谓五坛八庙，五坛指天坛、地坛、日坛、月坛、社稷坛；八庙指太庙、奉先殿、传心殿、寿皇殿、堂子 (古称“国社”，祭祀土谷神)、历代帝王庙、雍和宫、文庙(孔庙)。这些都是有劳皇帝大驾、需周期性拜谒的圣地。不允许布衣草民随意进入的。
社稷坛与太庙，俱名列排行榜，皇气逼人，勾起世俗中百姓的无穷想象。
他们看见了什么?看见了拜殿(即今中山堂)与戟门明代叫具服殿，看见了存放神牌、祭器及制作祭品的神库、神厨、宰牲亭、退牲房，看见了乾隆二十三年修建的“办公室”(值宿待漏)，看见了供奉关公雕像的坛神庙(后改建为工字形的四宜轩)，最重要的，是看见了大名鼎鼎的社稷坛：系用汉白玉条石堆砌的台型建筑，高两层，另加筑坛面五色土一层。底层方17.82米，上层方16.87米，坛面五色土方14.92米。五色土是社稷的灵魂，依照金木水火土“五行”之方位铺设：中央是黄土，东面是青土，南面是赤土，西面是白土，北面是黑土。正中必有一方石柱埋入土中，微露棱角，此即“社主石”。以土为肉，以石为骨,社稷坛啊社稷坛，是江山的缩影。“社，土地之主也，土地阔不可尽敬，故封土为社，以报功也。谷众不可遍祭，故立稷神以祭之。”(《孝经纬》)
这小小的台面上陈列着人类对天地万物的祈祷与感激。“社为九土之尊，稷为五谷之长，稷生于土，则社与稷固不可分。”(《山堂考察》)
稷生于土，而人是吃五谷杂粮成长的，追根溯源，人本身说到底还是受泥土呵护、由泥土捏成的。帝王将相，也知道自己不能例外。
当时由东门通往拜殿的御道尚存，此为天子祭坛时必经之路。据说喜气洋洋的游客们，争先恐后在御道上“潇洒走一回”，尝—尝当皇帝的滋味。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这个地方从前仅有皇帝才能去，如今老百姓也可随便游览，使人大开眼界。社会上如此殷切期待着社稷坛开放，多为好奇心理所使，实在想看一看多年禁地里的景色究竟是什么样。”(引自建明《中央公园开放记》)
社稷坛原本是“封建式管理”，南、北、西均未设门，惟独东面辟三座门，依次为社稷街门、社左门、阙右门，供皇族及衙役出入。此三门皆在天安门里。自从辟作公园，即在临长安街的南墙(天安门西侧)开凿一大门。并有售票处。
后来，中央公园又改名为中山公园，有纪念孙中山先生之意。我曾经说过，北京的公园中，我最爱逛的是这一座。置身闹市中心，园内的环境却分外清静，路畔的灌木修剪得极整齐，像被遗忘的一方净土，大隐隐于市——对于公园莫非也如此?我多次去其中的音乐堂听音乐会，而且是西洋交响乐团的演奏。听交响乐就需要类似的与尘世既亲密又疏离的外部环境。我跟随曲径在亭台楼榭间绕来绕去，走挺远的一段路才抵达那笙歌四起的殿堂。算是为聆听神曲而做的“热身运动”吧?
我出生在帝制早已被取缔的时代，无缘亲眼目睹天子祭祀时的盛况，只能根据别人的描述而加以想象。《大清会典》记载：“凡祭祀之机，岁春祈秋报，皆以仲月上戊日祭太社太稷之神，以后土句龙氏、后稷氏配。”郑连章先生形象地勾勒了清代祭祀的礼仪：“皇帝身穿祭服，日出前四刻乘礼舆出宫，由内大臣和侍卫前引后扈至太和门阶下降舆，再改乘金辇去社稷坛，当出午门时要鸣钟，并设法驾卤簿为前导，导迎鼓吹设而不作，由阙右门进至坛的外垣墙北门外神路右侧降替。这时赞引太常卿二人恭导皇帝步行入北门的右门，进入戟门内幄次，皇帝盥洗毕，再由‘导引官导上(指皇帝)由拜殿右门出，典仪唱乐舞生就位，执事官各司其事，上至御拜位，内赞奏就位，上就位’，就开始正式进行祭祀活动。祭祀时要举行毛迎神，读祝文、上祭品、奏乐、献舞、上香、跪拜、读圭、出圭、送神、捧帛馔各诣晋位等一套繁琐的礼仪，都要严格按照仪式的程序和会典的礼仪制度进行安排。封建帝王对于社稷坛的建筑设计有着严格的思想要求，最主要是要表现‘社’和‘稷’的崇高神圣以及皇帝与它们之间的密切关系。从社稷坛建筑艺术所产生的效果看，无论是总体的平面布局和空间组合或单体的建筑装饰都是非常成功的。”
这一整套繁文缛节，别说让咱们身体力行了，即使站在旁边看一回(幸好我看的尚且只是文字)，也觉得眼花缭乱。当皇帝纵然令世人羡慕，其实也不容易，今天祭这个神，明天拜那座庙，东奔西走，一点不敢马虎。够累的!老百姓怕当官的，当官的怕皇帝，而皇帝本人，原来也有他怕的东西(说白了不就是老天爷嘛)。真正是一物降一物。
不过，幸亏还有这五坛八庙能镇得住皇帝，否则他还不无法无天了?还不成大闹天宫的孙猴子?自陈胜吴广以来，百姓造反(俗称“农民起义”)，就是为了管一管大大小小的昏君或暴君，就是为了让皇帝知道什么叫做害怕。尤其明末，李自成率领一群泥腿子闯进紫禁城，崇祯知道去祭社稷坛(临时抱佛脚?)也没用了，只好一口气逃到景山上吊了。如果不懂得笼络人心，光靠拜天地、祭社稷也是没用的，偌大的江山照样会丢掉的。
五色土啊五色土，都是血染的、泪洗的、汗浸的、火烧的、霜打的。社稷坛是天地之间的炼丹炉，使古老的神话在不同的火候下体现出不同的颜色、不同的命运。我从中发现：土地犹如树木，有着自身的年轮，乃至自身的规律。
社稷坛改作公园后，平民化的茶馆(老舍写过)，随即搬进去了，抢占这块风水宝地。生意果然很好。看来在天子脚下，卖大碗茶都能发财。春明馆、长美轩、柏斯馨这三个茶铺，成为中山公园“最热闹的所在”。在皇帝祭社稷的地方喝茶、聊天、看风景，何其逍遥?谢兴尧认为：凡是到过北平的人，哪个不深刻地怀念中山公园的茶座呢?尤其久住北平的，差不多都以公园的茶座作他们业余的休憩之所或公共的乐园。谢兴尧对中山公园的茶座情有独钟，还因为有许多周游过世界的中外朋友告诉他：世界上最好的地方，是北平；北平顶好的地方是公园；公园中最舒适的是茶座。中山公园茶馆的老板真有福，白捡了一条这么精彩的广告词。
不仅有茶馆搬进了中山公园，连1900年清政府为被打死的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所立的石牌坊也搬家了，由东单总布胡同西口移至中山公园内。这是1919年的一大举动。其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结束，德国战败，中国恰恰属于战胜国联盟，因而再也不怕德国鬼子了。不仅将石牌坊换了个地方摆，而且颇得意地将其更名为“公理战胜”坊，以洗刷旧时蒙受的耻辱。新中国成立后，再次将此坊改称“保卫和平”坊(郭沫若题字)。这座三间四柱三楼、全部以汉白玉石为材料的庑殿式牌坊，至今仍是中山公园内一道特殊的风景。它忠实地记载着中国几百年来的衰亡与复兴。我每逛中山公园，必看此牌坊，而且必定会由衷地舒一口气。
我想，供奉着祖传的五色土的社稷坛，同样也舒一口气。我听见了泱泱国土的一声叹息。
蒋力
梦有多久？尘有多厚？星星点灯，点不亮暗影，就这么亦真亦幻地说吧，北京，一言难尽。这是我读洪烛新著《北京的梦影星尘》时冒出的感受，这是一个让我感到熟悉与陌生交错的洪烛，一个熟悉与陌生交织的北京。
自我感觉中，对这座闻名世界的都市不算陌生，因为我生于斯，长于斯，40余年厮守于斯。但对这熟悉的城市，熟悉的故乡，近年来我却时时有些陌生。今天这里拆了一片旧民居，明天那里出现一片新楼群，传统文化有保留也有湮没，现代文化有借鉴也有发展。变化之大之快，每每令我对自己生出衰老落伍之疑。而对这座古都的历史，对它的深层了解，却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积累而越来越感到不够。
洪烛的书首先提示于我的是：可以换一种角度去阅读北京，也可以换一种文体去描述北京。
自称外省诗人的洪烛，在北京已经“游牧”了20年。从初来此地时的新奇好奇，到刚刚开始异乡单身生活的窘困拮据，从对人文现象和史料的由浅入深的诗意理解，到对市井民俗的平民化关注，他的写作，逐渐形成一种广角的文化视野，他的文笔，显出日益深刻的力度和个性。由于他巧妙地找到了感性认知与理性叙述的交融点，所以北京在他的笔下，既不失凝重、复杂，又显得鲜活、亲切，既不失古都风韵，又不断增加着现代风度。他乘坐地铁或骑自行车穿行，甚或不辞辛苦地步行在这座城市的马路与胡同之间，现实与历史之间，今人与古人之间，过去与未来之间，感受着也感慨着，痛苦着也欣慰着，反思着也骄傲着。
作家笔下写北京的篇章和著作已经多不胜数了，这些都无法回避，亦成了洪烛阅读北京的参照文本。林语堂、鲁迅、老舍、张中行、汪曾祺、刘心武等几代名家对北京的评点，都对年轻的洪烛不无启发。
他们是他的导游，甚至曾为他启蒙，他们的著作却又令他感到仍不满足，于是他也披挂上阵，加入了这个导游北京的行列。他或许偶步前辈后尘，但绝不拾人牙慧，也尽可能地对前辈的著述有所解析和评判。
洪烛并未因自己的外省身份而感到自卑，他的自信中，至少包括了从前辈到同辈的外省进京作家对他的精神鼓舞。涉及到史事或暂未弄清的问题，他会用一个“据说”去牵引，我觉得这种诚实的文风亦值得赞赏。
此书在装帧设计上也下了不少功夫，白描的两片银杏叶和一架空鸟笼作为装饰贯穿始终，看着舒服，也勾起我的诸多联想。可见，北京是说不够的，也是说不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