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和吴晓波邮件交流时，他还是“蓝狮子”财经图书出版人。当时还以为他是“做企业的”，身处于出版行业。

 

很快的，他就变换了身份，写出了《激荡三十年》这样的畅销书。这时，吴晓波是兼具出版人和畅销书作者的双重身份。这是一个令人疑惑的双重身份，分不清哪一个是主业，哪一个是副业？

 

当《跌荡一百年》出版后，你把《激荡三十年》和《跌荡一百年》连起来看，你才会看清楚吴晓波的真实身份，其实是一个学者。

 

出版人--畅销书作者--学者，这样三个不同的身份，可以理解为是吴晓波个人“寻找身份”的一个历程。从某种程度上，人生可以理解为是个人不断寻找恰当身份的过程。许多人看起来似乎很有才华，可终其一生却没什么成就，其实是因为没有找到恰当的身份。在这里，“恰当身份”可以理解为是个人给自己在社会上的定位。

 

不过，学者这个身份，对于吴晓波来说并不恰当，因为它太笼统、太模糊了，这就涉及到了分工的概念。

 

我们知道，分工这个词，是来自西方，中国传统文化上并不存在分工的概念。相反，由于中国人传统思维方式是“一分为二”的辨证思维（随便说一句，一分为二的另一半，是合二为一，否则，就成为了“好事能变成坏事，坏事也能变成好事”的糊涂辨证法）。这就导致了中国传统社会上分工的严重不足，不仅是整个社会分工不足，就连学术上也是分工模糊不清。

 

迄今为止，我们口中的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等等，其实都是西方人分工的产物。不仅如此，就连中学课本里的物理--化学，抑或是语文--历史，其实也是来自于西方人的分类。而传统中国人只有一门笼统而庞大的所谓“国学”（其实，中国的传统国学，从分工角度来说，可以拆分成经济学、社会学、美学等等）。

 

从分工的角度来说，我个人认为，吴晓波其实是开创了一门新的学科：“中国商业史”或“中国企业史”。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是经济学或管理学下面的一个分支，也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门新的学科。总之，它确实是很新鲜的、很中国化的，你在西方人的分工当中找不到它的影子。确实，相对于中国人二、三千年的历史来说，美国人二、三百年的历史，实在是太过短暂了，连个零头都不够。实际上，对于美国人来说，并不存在所谓的“商业史”，从一开始，它们就进入了“企业史”阶段。

 

可是，对于中国人来说，却必须要把“商业史”与“企业史”，按照前后顺序串连起来一起看，否则，你就无法看清楚中国企业家的短命。事实上，从一个伟大商人到一个伟大企业家的转变过程，至少意味着这样三点变化：第一，从社会学角度来说，它是农耕社会走向工业社会的产物。第二，从经济学角度来说，它意味着“规模才能经济”而非局限于狭隘地域的小而全。第三，管理学角度来说，它是从个人走向组织的过程，提到“组织”这个词，必定首先意味着制度以及由制度而带来的一系列概念。

 

有人评论说，商人和企业家的区别，就是“短期效益是商人，长期效益是企业家”，这个结论显然是狭隘的，因为从商人到企业家，其实是一系列的变化，这其中，最重要的变化就是时代变迁，也就是农耕社会走向工业社会。

 

毛泽东在建国初期，就提出了从农业国走向工业国的目标，只不过他是以某种大跃进的方式试图实现这个目标，对于工业社会的理解实在是不得要领。实际上，工业社会是一连串的事件，不仅仅是核心技术上的，也是一系列的身份改变、整个社会运行秩序等多方面的配合，这其中，撬动这些社会变化的一个技术性的手段，就是“分工”。

 

我曾经参加过一个“晋商”研讨会。当时，有人就提出，“晋商”复兴就在于必须恪守“诚信为本”的信条。可是，当你问到“什么是诚信为本”？大多是支支吾吾、语焉不详，最多，仅仅是以“童叟无欺”应付了事。事实上，所谓的童叟无欺，换成现代的企业管理的语言，就是“质量”的同义词。

 

问题在于：它们为什么不说“质量无瑕疵”、而偏偏要说成“童叟无欺”？只能这样来解释：它们不能够区分商人和企业家之间的差别，并且试图以传统商人的某些道德传统，来治理或管理一个现代企业。这也正应了我经常说的一句话：传统越深厚，现代化反而越艰难。相比之下，对于美国这样一个毫无传统可言的移民国家来说，走向现代化反而显得一身轻松，毫无历史的负担。

 

因此，吴晓波开创的这门新的学科（无论是叫“中国商业史”，还是叫“中国企业史”），都是非常有价值的一件大事。所以，你需要把《激荡三十年》和《跌荡一百年》连起来看。

 

前者是“激荡”，也就是懵懵懂懂的、以人的本能开创了一批现代企业的意思，代表着激情、而非理性，我们对于它们的某些解释，都是事后的、而非事前的。后者是“跌荡”，也就是传统商帮们徘徊在传统与现代之间，遭遇一系列失败的启示录。

 

有人评论说，《激荡三十年》和《跌荡一百年》，堆砌了大量的史料、而少有一针见血的评论。这显然是过于苛求了，因为史料本身就是价值所在。看到那些正在离我们远去的历史，本身就是一种启示，更何况，寻找尘封的史料本身就是一件费事费力的工作。我个人愿意相信：吴晓波是在无意中开创了这门新的学科，而不是“分工”刻意的有意为之。

 

“分工”这个词，其实在中国是任重而道远，仅仅是模模糊糊的开了一个头。

 

相对于西方五花八门的职业来说，中国社会职业分类依然显得不足。最近有报道说，保姆职业开始有了“月嫂”的称谓，这是一个可惜的变化，它意味着保姆也开始分类（分工）了。一般来说，一个新职业总是对应着一个新产业，或是对应着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反过来说，笼统的“不分工”的社会，才是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瓶颈。

 

我个人相信，只有当中国出现了“职业政治家”这样的称呼，才意味着整个中国社会是一个分工明确的效率社会。忽然想起了前不久央视《对话》栏目的一个话题，大意是：某位企业家准备以工业化的生产方式来种地，播种的归播种、施肥的归施肥、秋收的归秋收……，可是，他很快就发现这只是一个梦想，不仅因为他找不到专业化的公司，同时，也是因为土地已经分包到户而无法实现大规模的成片生产。

 

在一些学术领域里的“分工”，有赖于个人身份的自由，而个人身份自由的前提是个人获得财务自由。据说，吴晓波就是在获得了“财物自由”后，才获得了自由的省份（也就是按照个人兴趣和爱好选择职业），假如他是为养家糊口而拼命赚钱的人，也不太可能获得这样的创造自由。

 

 

在这个地方，有一篇《经济观察报》对吴晓波的访谈：“希望历史不再如此反复”，关心中国企业史的可以去看一看。

http://www.mindmeters.com/showlog.asp?cat_id=88&log_id=93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