谜底终于揭晓。

　　据媒体报道，11月9日上午，《财经》杂志主编胡舒立正式向母公司——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联办”）提交辞呈，与她同时辞职的还有30余位同事。另据消息证实，胡舒立去职后，并未如此前传言的那样带领采编团队直接前往“新刊”，而是将赴任广东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当然，估计这并会不影响到她在时机合适时另起炉灶，搭建“新的媒体平台”。

　　这个业内已经沸沸扬扬了很长时间的“新闻”看来还不会很快尘埃落定，因为“后胡舒立时代”的《财经》走向以及胡舒立本人的未来都将是许多人感兴趣的故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国家致力于在世界上塑造中国传媒影响力的时候，中国目前最具影响力的媒体内部却发生了如此剧烈的动荡；而就在中国第十个“记者节”的第二天，中国最有号召力的记者却暂时告别了她的记者生涯，并且很有可能是永远告别了她创办的这本迄今正好出到第250期的杂志。

　　在这样一个信息爆炸、媒体铺天盖地的时代，一份杂志与一个传媒人（及其团队）的命运，能够引起如此热切的牵挂，这种现象本身倒是颇值得推敲的。这得从《财经》杂志在她并不悠久的历史中确立——或试图确立——的某种价值说起。

　　中国的传媒——不论其形态如何——一直被定位为“党和人民的喉舌”，这是从传媒在社会中担负的政治功能来说的。可是不知怎么，这种定位落实到具体实践中，传媒在很大程度上从“喉舌”变成了党政机关本身，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严重地“机关化”了。因此，粗枝大叶地说，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的媒体基本上都是“衙门”，而媒体人则都是大大小小级别的“官”，他们的自我追求全在于仕途。

　　这种局面当然十分不能适应国家日新月异的改革开放情势及市场经济发展及其造就的多元社会，于是，从90年代上半叶开始，各地相继涌现出许多党报监管下的比较贴近普通老百姓的所谓“市场化”媒体，它们有时也被含糊其辞地称为“新锐”媒体。但由于它们处于政治与财务的双重压力之下，其外部环境实际上非但不比党报宽松，经常是更加苛刻，唯一的区别在于它们的内部机制更为灵活和有效率。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新锐”媒体中的相当一部分走向了为人诟病的所谓“低俗化”、“小报化”道路。即便能够维持一定报格的、比较敢言的，也都首先将经济利益放在第一位。换句话说，9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走出传统体制缝隙的媒体又一下子变成了“公司”，大批媒体人则变成了“商人”，他们的自我追求大多在于市场价值。在另一侧面，伴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深化和席卷世界的传媒商业化的浪潮，这些寄身于媒体的“职业经理人”们自己也十分认同自己的新身份。

　　在我看来，《财经》杂志可能是中国当下唯一一家严格意义上的“传统”的媒体，而胡舒立可能是中国当下为数不多的“传统”意义上的媒体人之一。根据这种可以上溯到数百年前报纸诞生时代的传统，传媒是一种传递信息、表达诉求的渠道，但它本身不应像议会、政府、法院那样，成为一个权力机关或它们的附属物；同时，传媒的确是企业，必须以符合市场规则的方式运作，但它又是极为特殊的企业，因为它承载着重大的社会利益。

　　打一个可能不太恰当比方，同样是揭露一个黑幕，传统党报这么做，是为了引导舆论；都市报这么做，是为了吸引眼球；《财经》这么做，是为了揭示事实真相本身。

　　《财经》杂志并没有获得过多少“中国新闻奖”，也没有特别大的发行量，虽然它是盈利的，并且经济状况一直相当好，但若以利润来计，它离许多真正“市场化”的都市报仍有不可逾越的天壤之别。然而，它却远比那些年年捧回一大堆新闻奖的媒体或发行量（收视率）、广告收入位列全国前茅的媒体赢得了更多的关注和尊重，我想原因尽在于此：它恪守了真正意义上的传媒的使命，并孤独地在这条荆棘密布的羊肠小道上执着前行。更加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它居然似乎走得还相当成功！这就更加凸现了它的稀缺和珍贵，用一些悲观者的话来说，《财经》模式因存在太多特殊性而不可复制。

　　我因此觉得，与其说人们为《财经》杂志和胡舒立的前途牵肠挂肚，不如说他们是在关心这条荆棘小道最终有没有走通的可能性。

　　写于2009年11月10日，发表于2009年11月11日《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