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社会的文化权力运作

 

——博德里亚后现代消费社会理论研究(中篇)

 

 

三  商品拜物教中的人文审美生态危机

 

消费社会中精神生态问题，关涉到人类未来发展的诸多问题。博德里亚洞悉后现代传媒在社会心理和个体心性的健全方面所造成的威胁，并进而对传媒在“文化工业”生产中消蚀意义的功能加以清算，是颇具独到眼光的。尤其是他对后现代传媒的审理，进入到后现代理论本身的审理，认为其理论模式已经被“后现代化”，理论不再是反思和划定边界，而是为了迎合当今时代的快速、时髦、肤浅和片断化特征。理论在这种自我蒸发中变成了一种“超级商品”，成为无思时代兜售和宣扬最时髦消费意识和人生态度的一种谎言工具而已。博德里亚尤其关注以下紧迫问题：

首先，城市的异化与人的片断化。

城市从西美尔开始就被看成是现代性中一个极重要的场域，是现代性膨胀的温床。城市对现代性从生产本位主义的选择与暴富，到消费的无限性，提供了最好的竞争和分配场所。在其中，人与他自己的关系被虚拟化、神秘化，变得更有利于操作。人们在消费物的同时也消费这种主体成功的神话。于是，对一个自由的、有意识的主体提出永恒价值的假设，便成为一种过时的晚装。如今，“消费是一个系统，它维护着符号秩序和组织完整：因此它既是一种道德（一种理想价值体系），也是一种沟通体系，一种交换结构。”[1]事实上，流通、购买、销售、对作了区分的财富及物品符码的占有，这些构成了当代社会语汇和行为的编码，整个社会都在物质和消费层面上获得沟通和交谈。这种消费结构，使得个体的需求及享受成为关键词：“这里起作用的不再是欲望，甚至也不是‘品味’或特殊爱好，而是被一种扩散了的牵挂挑动起来的普遍好奇——这便是‘娱乐道德’，其中充满了自娱的绝对命令，即深入开发能使自我兴奋、享受、满意的一切可能性。”[2]

如果说，在“消费主义”风靡之时，个体就进入到大众生活逻辑之中，成为一种新型权力话语弥漫在世界逻辑中，并有效地排除了人与人之间、以及群体与群体之间面对面的直接交流的需要，从而使文化传播成为一种世俗性的便捷方式。伴随着数码复制的新传媒方式的出现，一种新的大众生活交流方式已然来临，同时也将新的问题摆在了我们面前。

其次，文化消费与“媚俗”的审美时尚。

文化消费中的最严重问题在于精神性的“文化危害”，又称为“智力危害”。一种文化模式被另一种话语体系重新论述，并且将历史维度抽离而成为一种非历史的替代品时，就变成了消费对象。这在大众传媒的网络时代尤其明显。

过分的文化消费是对历史的平面化消解，或者对被消费对象进行滑稽追忆，在这个过程中，一切曾经严肃发生的事情都被加以调侃模仿和游戏化消解。这样，“大众传播将文化和知识排斥在外。它决不可能让那些真正象征性或说教性的过程发生作用，因为那将会损害这一仪式意义所在的集体参与——这种参与只有通过一种礼拜仪式、一套被精心抽空了意义内容的符号形式编码才能得以实现。”[3]这意味着，艺术作品不再成为特殊时间和空间中的被欣赏对象而孤芳自赏，相反，消费大众感到艺术品带来的真正快乐在于在文化工业再生产中可以制造出价廉物美的艺术品“备份”。

于是，在博德里亚看来，媚俗成为时代审美的风尚，那些过分粉饰的、伪造的“蹩脚”物品，附属物品、民间小杂什、“纪念品”，成为人们生活中的装饰品。“媚俗有一种独特的价值贫乏，而这种价值贫乏是与一种最大的统计效益联系在一起的：某些阶级整个地占有着它。与此相对的是那些稀缺物品的最大独特品质，这是与它们的有限主体联系在一起的。这里与“美”并不相干：相干的是独特性，而这是一种社会学功能。”[4]在媚俗而贫乏的文化氛围中，人们分成不同的阶层并形成日益弱化着自身的欣赏趣味。“媚俗”提出了其“模拟美学”——失去原作精神的滑稽模仿。这种缺乏实际操作意义的对功能的模拟美学，是与社会赋予媚俗的功能深刻相关的。“这一功能便是，表达阶级的社会预期和愿望以及对具有高等阶级形式、风尚和符号的某种文化的虚幻参与；这是一种导致了物品亚文化的文化适应美学。”[5]

连结在传媒系统中媚俗，并在多重传播与接受过程中，将不同人的思想、价值认同都整合为同一观念模式和同一价值认同。这种传媒介入所造成的私人空间公众化和世界“类象化”的家庭化，导致了传媒的全球化倾向。从此，“媚俗美学”成为后传播时代的审美风尚，即美学已渗透到了经济、政治、文化以及日常生活中，因而丧失了其自主性和特殊性。“可以把流行定义为心理认知不同层次的一种游戏或操作：一种心理的立体主义，它不根据空间分析，而根据整个文化，以其知识和技术装备，如客观现实、反映写照、绘画表现、技术表现（摄影）、抽象概括、推论叙述等等，为出发点在几个世纪的过程中制定的种种认知模态来寻求对物品进行衍射。另一方面，音标的使用和工业技术造成了分割模式、双重模式、抽象模式、重复模式。”[6]。这导致艺术判断的丧失和艺术市场标准的丧失：一方面是媚俗艺术品漫天要价，使得价格不再代表作品的相对价值，而只是表现了一种“价值的疯狂”和价格的暴力，另一方面，是消费逻辑取消了艺术表现的传统崇高地位，媚俗艺术品成为一个身份和地位的矫情的符码。更为严重的是，将日常性作为艺术作品的精神气质，在重复之中显示重复的乏味，或者在作品中注重对象的日常性、偶然性、粗糙性，使艺术成为生活无力的附庸品，从而将艺术的独创性和革命性加以消解。

第三，电视播撒与消费心理模式

电视传媒指出的事件是打上了权力话语的烙印的。博德里亚强调，媒体让我们看到的世界以牺牲世界的丰富性为代价。人成为媒体的附属或媒体的延伸。媒体将人内化，使人只能如此看、如此听、如此想。“大众传播的这一技术程式造成了某一类非常具有强制性的信息：信息消费之信息，即对世界进行剪辑、戏剧化和曲解的信息以及把消息当成商品一样进行赋值的信息、对作为符号的内容进行颂扬的信息。简而言之，这是一种包装。”[7]

人从接受的主体成为媒体的隶属品——终端接受器，接受储存了很多信息，而却无法处理，因为人脑已被这些信息塞得满满的，人从思想的动物退化为储存信息的动物，并因超负荷的信息堵塞而导致信息膨胀焦虑症和信息紊乱综合症。“电视带来的‘信息’，并非它传送的画面，而是它造成的新的关系和感知模式、家庭和集团传统结构的改变。谈得更远一些，在电视和当代大众传媒的情形中，被接受、吸收、‘消费’的，与其说是某个场景，不如说是所有场景的潜在性。”[8]电视始终将不同文化、不同习俗、不同品味、不同阶层的人，连结在传媒系统中，并在多重传播与接受过程中，将不同人的思想、体验、价值认同和心理欲望都“整流”为同一频道、同一观念模式和同一价值认同。在这里，人与世界、人与自我、人与他人的对立似乎消失了，似乎不再有主体与客体的对立，不存在超越性和深度性，不再有舞台和镜像，只有网络与屏幕，只有操作的单向涉入与接受的被动性。[9]

值得注意的是，电视在根据某种编码规则对现实进行了重新诠释后又不加区别地将它们播发出来，在博德里亚看来，这一编码规则既是一种意识形态结构，也是一种充满大众文化意识形态的编码规则的技术结构。“大众传媒化消费中的意义转向、政治的非政治化、文化的非文化化、主体的非性化都是超越于对内容的‘肆意’重新诠释之上的。一切都是在形式上发生了改变：无论何处，在真实的地点和场所之中，都有完全产自编码规则要素组合的一种‘新现实’的替代品。”[10]

同时，媒体具有“敞开”（呈现）和“遮蔽”（误导）二重性，当今世界通过镜头组接以后的弥天大谎层出不穷，甚至电脑特技制造的“真实的谎言”或“虚假的真实”比比皆是。于是，媒体不断地造成各种“热点”和“事端”，媒体成为当代价值的命名者——在制造虚假和谎言的同时，不断地塞给人们虚假的幸福感和存在感。“电视传媒通过其技术组织所承载的，是一个可以任意显像、任意剪辑并可用画面解读的世界的思想（意识形态）。它承载着的意识形态是，那个对已变成符号系统的世界进行解读的系统是万能的。电视只是希望能成为一个缺席世界的元语言。”[11]

人们通过媒体看到的是，媒体与其它媒体之间不断参照、传译、转录、拼接而成的“超真实”“超文本”的媒体语境，一个“模拟”组合的“数码复制”的世界。这种复制和再复制使得世界走向我们时，变得主观而疏离。“它就这样伪造了一种消费总体性，按麦克卢汉的说法就是使消费者们重新部落化，就是说通过一种同谋关系、一种与信息但更主要是与媒介自身及其编码规则相适应的内在、即时的勾结关系，透过每一个消费者而瞄准了所有其他消费者，又透过所有其他消费者瞄准了每一个消费者。”[12]尤其是在多媒体电脑加工的文化品，更日益成为成为沟通中的“绝缘体”。传媒在多频道全天候的持续播出中，人不断接受储存很多芜杂的信息，而这些信息却无法处理，并因超负荷的信息填塞而导致信息膨胀焦虑症和信息紊乱综合症。

当然，就积极意义而言，传媒在促进人们彼此间的信息交流方面，提供了快捷多样的形式。我以为，拒绝传媒是愚蠢的，然而，同时又必须看到，大众传播行使自己的权力时，又在不断地造成信息发出、传递、接受三维间的“中断”。传媒“炒”文化的负效应，使人们跟着影视的诱导和广告的诱惑去确立自身的行为方式，传媒的全能性介入中断了人的独处内省和人我间的交谈。大众传播的播出的单向度属性，是一种“无回应”缺乏反馈的话语输出，但是其自由选择模式掩盖了这种“无回应话语”的不平等话语权力实质。“电视广播传媒提供的、被无意识地深深地解码了并‘消费了’的真正信息，并不是通过音像展示出来的内容，而是与这些传媒的技术实质本身联系着的、使事物与现实相脱节而变成互相承接的等同符号的那种强制模式。”[13]

人们凝视电视而达到一种“出神忘我”的状态，这实际上是一种“窥视欲”的生产与再生产。人们借助电影、视盘、电视可以窥视他人的生活，乃至犯罪的过程、性与暴力的过程。人们的私有空间成了媒体聚焦之所，整个世界方方面面的事又不必要地展现在家里。尤其是那些矫情的、色情的、无情的片子，更是使人在迷醉中得到下意识欲望的满足又膨胀出更刺激的欲望。不难看出，这种传媒介入所造成的私人空间公众化和世界“类像”的家庭化，导致了传媒(尤其是卫视)的世界一体化，从而使紊乱的信息传播全球化。这一方面有可能使信息扩张和误读造成“文明的冲突”（亨廷顿），另一方面，传媒信息的膨胀因失去控制而使当代人处于新的一轮精神分裂和欲望怂恿的失控状态之中。

其四，身体策略与生命自恋

人们在放弃了最终的价值承诺以后，开始在消费社会中充分地享受身体欲望的放纵。于是，“在经历了一千年的清教传统之后，对它作为身体和性解放符号的“重新发现”。人们给它套上的卫生保健学、营养学、医疗学的光环，时时萦绕心头的对青春、美貌、阳刚/阴柔之气的追求，以及附带的护理、饮食制度、健身实践和包裹着它的快感神话——今天的一切都证明身体变成了救赎物品。在这一心理和意识形态功能中它彻底取代了灵魂。”[14]

身体在消费神话中成为新的神话：人具有自己的“处身性”，人的本质不再是一些抽象的形式原则，而是充满肉体欲望和现代感觉的“生命”。身体已经从“面容之美”表现走向了“躯体之力”的表现，从精神意象的呈现走向了欲望肉体的展示。身体成为肉体性、享受性和存在性的证明，脸逐渐被肉体所取代。不仅如此,身体地位成为一种文化表征，在文化话语中，身体关系的组织模式都反映了事物关系的组织模式及社会关系的组织模式。这要求社会说明：身体“这一话语是如何打着协调每个人与自己身体关系的幌子，在主体与作为双重威胁的客观身体之间，重新引入了与社会生活关系相同的关系、与社会关系的规定性相同的规定性：讹诈、镇压、被迫害综合症、配偶神经症。”[15]身体的痛苦和走向死亡的灵魂，使得消费社会中个体神经处于高度敏感和麻木无感两极之间，身体欲望由于金钱的强势牵扯，已经很难对真正的精神价值作出切实的判断。

身体的满足成为灵魂逃亡的最新形式——休闲本身的意识形态。于是，在消费中进行集体性的身体“指导性自恋”，成为今天社会欲望再生产的一个无穷宝库。“休息、放松、散心、消遣也许都是出于‘需要’，但它们自身并没有规定对休闲本身的苛求，即对时间的消费。自由时间，也许意味着人们用以填满它的种种游戏活动，但它首先意味着可以自由地耗费时间、有时是将它‘消磨’掉、纯粹地浪费掉。”[16]休闲并非对时间的自由支配，那只是它的一个标签。身体的外表前所未有地成为虚假的美丽修饰，在错觉的年代里身体策略成为刺激生命原始欲望的方式。人们在高速社会节奏中，将身体和欲望作为交换价值并被它所操纵，个体在日常生活的错觉中，自觉主动地变成了金钱和时间的附庸。

博德里亚所描述的后现代消费社会，是一个充满风险和危机的社会，隐藏在这个社会表面反常背后的，是模态社会的支配性权力结构。首先，现代性理性在纯粹肉身欲望的冲击中，已经成为理性的碎片，并遭遇到非理性意志全面侵占。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清教道德而成为整个世界的生存法则，如今的生存指南已经不再是由思想者发出，而是由电视消费广告播撒。消费成为刺激欲望再生产欲望的人生道德主宰，人在消费欲望之流中才能感到自己的存在意义。消费欲望终于在金钱经济支配的大城市生活中树立起来，它在推动现代人去涉猎私人权力和私人空间当中，却开始抛弃了公共空间和公共权力，随着这种身体空间感和生命时间感的进一步加固，由身体状态的膨胀就引申出这样的当代文化意识形态：个体对异化社会的反抗是没有意义的，坚持理想精神同样是凌空蹈虚而无实际利益，个人无限制地获取欲望满足是正当的，所以无论怎样沉醉在消费中都不过分。在这样的逻辑之下，凡是满足欲望的消费又具有终极合法性，凡是个体身体的欲望就只能释放出来。这样一来，社会意识形态整体上转化为消费意识形态，并不断被消费意识话语所控制，于是人类的道德体系和心智原则有限性终于让位于个体消费欲望的无限性，消费神话在价值失范和道德滑坡中变得冷漠起来。

应该说，在西马学者执着于社会异化、意识形态、阶级斗争、希望绝望问题之后，文化学家开始注视着平等、消费、电视、身体等问题；在解释学与解构学争论文本意义的正读与误读、差异与共识时，消费文化研究深入到日常生活的机制，分析内在运作机制和话语表征关系、文化意识转型。这种从巨型社会文化意识形态分析到微型文化消费意识形态转化，使得问题有可能得到真实的显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