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社会的文化权力运作

——博德里亚后现代消费社会理论研究(下篇)

四  白色社会中的大众传媒镜像

生产过剩的“丰盛”社会中，当代人的活法是“白色”的，没有感情介入，没有形而上冲动，也不可能再有异端邪说。在博德里亚看来，后现代时期的商品价值已不再取决于商品本身是否能满足人的需要或具有交换价值，而是取决于交换体系中作为文化功能的符码。这是一个充斥着预防性白色的饱和了的社会，一个没有眩晕没有历史深度的社会，一个除了自身神话或者不断神话之外，没有其他神话可以立足点的消费社会。也许只有激进的革命的突发事件和意外的分化瓦解才能打碎这“白色的弥撒”。

在这个日常消费生活的“白色社会”中，我们应该听听思想家的警示：“在利用公共交通工具的情况下，每一个他人都和其他人一样。这样的杂然共在把本己的此在完全消解在‘他人的’存在方式中，而各具差别和突出之处的他人则又更其消失不见了。在这种不触目而又不能定局的情况中，常人展开了他的真正独裁。常人怎样享乐，我们就怎样享乐；常人对文学艺术怎样阅读怎样判断，我们就怎样阅读怎样判断；竟至常人怎样从‘大众’中抽身，我们也就怎样抽身；常人对什么东西愤怒，我们就对什么东西‘愤怒’。这个常人不是任何确定的人，而一切人（却不是作为总和）都是这个常人，就是这个常人指定着日常生活的存在方式。”[1]海德格尔的话，敲响了现代性日常生活世界享乐中“常人”的危险警钟。

同样,当代法国社会思想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在《现代世界知识分子的角色》中也认为：经济对人文和科学研究的控制在学科中变得日益明显。那些依附于报纸、电台、电视的生产者，也越来越被迫接受和采用像工作节奏这样的规范，他们多多少少无意识地把这样的规范当作知识分子成就的普遍标准。危险在于产生了知识分子用自己的标准评价自己和自己的生产的特权这样一种倾向。知识分子发现，他们越来越被排除在公共论辩之外，而越来越多的人(技术官僚、新闻记者、负责公众意见调查的人、营销顾问，等等)却赋予自己一种知识分子权威，以行使政治权力。这些新贵(new madarins)毫不犹豫地声称他们的技术或经济——政治文化具有超越传统文化，特别是文学和哲学的优越性。传统文化发现自己被贬到无用、琐碎，雌伏的地位上。在大众传播的控制下，有的知识分子运用其权威促成了一种普遍化的不负责任的态度，使公民不再关心公共事务，从而垄断了公共领域。传统式的知识分子的预言功能被抛弃了。“这一套机构只是电视德行使了一种形式特别有害的象征暴力。象征暴力是一种通过施行者与承受者的合谋和默契而施加的一种暴力，通常双方都意识不到自己是在施行或在承受……电视成了影响着很大一部分人头脑的某种垄断机器。然而只关注社会新闻，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空洞无聊或者无关痛痒的谈资上，这样一来，变排斥了公众为行使民主权利应该掌握的重要信息”。[2]

事实上，整个西方社会运动尖锐对峙的矛盾开始为追求幸福生活的信念所抚平，社会境况日益成为消费性的和科技中心的，科技成了新意识形态。政治和文化的尖锐冲突随着时间的冲洗，其价值观、自我的政治观，逐渐为生活的有序感、现实的身份感和理想的幻灭感所取代。于是，人们更多地感到社会共同体中的地位，在整个政治谱系中存在认同意义的延续性，这一延续性意味着政治责任感的持续影响和自己新身份的不断确认。

消费世纪是资本符号下加速了的生产力进程的历史结果，因而这个世纪是彻底异化的世纪。商品逻辑成为整个人类生活的逻辑，犹如一种迷醉剂，消费逻辑不仅支配着生产的物质产品，而且支配着整个文化、性欲、人际关系，以至个体的幻象和冲动。在博德里亚看来，“一切都由这一逻辑决定着，这不仅在于一切功能、一切需求都被具体化、被操纵为利益的话语，而且在于一个更为深刻的方面，即一切都被戏剧化了，也就是说，被展现、挑动、被编排为形象、符号和可消费的范型。”[3]人类目前正处于一个新的类象时代，计算机、信息处理、媒体、自动控制系统以及按照类象符码和模型而形成的社会组织，已经取代了生产的地位，成为社会的组织原则。尽管媒体也造成事件，媒体制造热点媒体也忽略那些不应忽略的价值，甚至媒体也制造虚假和谎言。人们所凝视的仅仅是事件与其它媒体之间不断参照、传译、转录、拼接而成的“超真实”的媒体语境，一个“模拟”组合的世界，一个人为的“复制”的世界。

不难看到，博德里亚已经洞悉后现代传媒在社会心理和个体心性的健全方面所造成的威胁，并进而对传媒在“文化工业”生产中消蚀意义的功能加以清算，是颇具独到眼光的。尤其是他对后现代传媒的审理，进入到后现代理论本身的审理，认为其理论模式已经被“后现代化”——理论不再是反思和划定边界，而是为了迎合当今时代的快速、时髦、肤浅和片断化特征。理论在这种自我蒸发中变成了一种“超级商品”，成为无思时代兜售和宣扬最时髦消费意识和人生态度的一种谎言工具而已。

这位后现代主义者指出，在超真实的符号生产和媒体谎言中，大众传媒(mass media)一方面对经济利益的全面追求，另一方面又对大众文化播撒苦心经营。大众传播打破了表层与深层的二元对立的深度模式，以一种“真实的内爆”使出现于屏幕的真等同于在场的真，这种“真实”使人停留在画面的切换上，镜头代替了任何批判理论模式，因为符号已不再指涉外在的真实世界，而仅仅指涉符号本身的真实性和产生符号体系本身的真实性。就本质而言，人们需要传媒是因为人们需要彼此间的信息交流。传播与回应的不均等关系，使权力属于能施予而又使对方无能偿付回应的一方。就这一关键性问题而言，传播是对接受者自由选择的限定，因为说到底，大众传媒的受众只有收看或不收看的自由，而没有对答回应这种平等交流对话的自由。

从更深一层看，电视的确使我们与世界的距离拉近了，它通过编辑好的“实况”的真实世界，使人看得远(tele-)并更为多样地观看这个感性世界；然而，人与世界之间因为有了媒体而“远视”的同时，看的方式却因媒介的中介作用而被限定。然而，信息的传播并非是均质的，而是少数信息发送者支配着文化象征符码的运作权利。这种新沟通系统的多重模式及易变特性，使其成为一种虚拟的真实，并在指涉不同权力利益、价值范围，象征想像和社会冲突中，具有权力呈现和阻隔二重性。弄清这个系统中的互动者及其权力支配系统，殊为重要。[4]

对完美的罪行的分析、对仿像世界和指涉关系的批判，和对消费社会的审理，使博德里亚注重后传播时代仿像流中运作的权力关系和意义消解问题。因为这种不断复制传播的、内爆的、虚假的仿像，使得世界上的政治经济文化消失了界限，社会万象处于目眩神迷的变幻流动之中，哲学话语、社会理论、大众传播理论及政治理论的边缘正在侵蚀消融，甚至不同社会形态和意识形态结构都不再壁垒森严，而是在消费主义中内爆为一种无差别的仿像流，一种现实与仿像彼此不分的新状态。[5]但是这种现实与仿像部分的状态中的问题却相当复杂。法国“五月风暴”后，资本主义社会中传统正统的、官方的价值观伦理观受到前所未有的质疑和消解。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对当代电影、电视、小说、社会新闻等文化商品加以权力运作，不断颠覆着各种社会秩序文化禁忌，张扬造反的文化嬉皮士和大众丑学。如此一来，影视传媒中的黑道大盗、冷面杀手成了时代的英雄和人们仿效的对象，镜头的血腥感成为刺激都市人惰性生活的兴奋剂，欲望写作和激情戏成为感官压迫和解放的动力，传媒调动一切手段刺激人们放纵自己的欲望，挑动身体感觉、本能情绪、形下器官的后现代手法日渐满足人们的窥视欲。于是，文化颓败不可避免地推倒了自己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文化的商品化和文化的世俗化并没有消解官方主流文化，而是日益消解着知识分子的精英文化，并常常打着“主流文化”的招牌或者与之合流，进行世俗文化扩充和当代文化的混杂，使当代社会在全面繁荣的假象下，诞生出内在的意义危机，并播撒着文化商品正使社会价值系统崩溃的文化细菌。

进入80年代，博德里亚面对现实的尖锐问题而更加勤奋地写作，出版了《致命的策略》（1983）、《扭曲的神性》（1987）、《美国》（1987）、《冷静的回忆》（1987）、《痛苦的昭示》（1990）等著作，其大量论著被译介到英语世界，并不断确立其后现代文化理论“精神导师”的地位。在反响很大的《致命的策略》中，他依照西方主流学界提出的“主体的消解”论，进一步贬低主体地位和存在价值，要求主体放弃它要求主宰客体世界的吁求，使自己成为一个坚定的客观主义立场的后现代客观物质主义者。从某种意义上说，那种文艺复兴时期以来的主体的人，那种具有绝对主体价值的大写的“人”，那种被整个西方传统锻造成主体神话“人”，在后现代后殖民时期缺席了。于是“个性化”填充了这个缺席的“人”的地位，并且以其日常生活的方式使任何想重建主体的人的想法归于落空。应该说，博德里亚的文化研究理论对“个体身体”私人空间的重视，对过去那种唯理性的否定感性生命的做法，确有纠偏作用。但是这种“跟着欲望走”，又使当代消费主义在个体的狭窄空间中不断播撒非主体意识，从而使当代个体膨胀中，少了一种社会价值的内在焦虑感而重新被物化为白色的“客体”。

于是，“致命的策略”就成为——将任何逻辑推导极限，从而使其走向自身的反面：消费社会的极限就是无止境地疯狂消费，传媒的极限就是彻底抛弃形而上学而追逐世俗化，从而使这个理性社会走向反面——非理性。在我看来，博德里亚已经面对后现代传媒社会的病灶却无力开出药方，这种所谓极端的“策略”本身是“致命”的。因为全球化所带来的消费的全球化，不是通过怂恿和推到极限就可以复归的，相反，这种丧失了人文知识分子精神吁求的非理性做法，可能是雪上加霜，后果不堪设想。这里也可以看到博德里亚理论的内在困境。

五  博德里亚文化理论的意义与局限

同福柯、德里达、拉康相比，博德里亚的思想影响的深度和广度都不能与之比肩。但80年代后期，博德里亚的主要著作被广泛译介到英语世界，参与了后现代谱系的重新修订，并很快确立其后现代理论大师的地位。尽管在社会知识谱系分析、形而上学的颠覆、话语心理无意识结构的剖析上，博德里亚理论缺乏原创性深度性，但在对消费社会、传播机制、文化心理制约、后现代文化权力运作等方面的研究，无疑具有独得的创建性和启发性，并成为当代十分热门的“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的理论基础。因而，博德里亚学说具有不容忽视的当代意义：

其一，在对商品拜物教的分析中，博德里亚的分析仍然超越了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的西马分析模式，而采用后现代式的话语权力分析方式——不仅否认直接经验之下有任何实在意义存在，而且不再希望在表层后面能够寻到深层本质，虚拟的形象后面有任何的真实阐释“深度模式”。其所绘出的后现代社会大众传媒的图景，在某种意义上提供了一种阐释后现代社会镜像的新视角。

其二，在后现代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哲学和艺术美学上转变是根本性的，无论是从经济上清理跨国资本运作与文化霸权的关系，还是从政治上看全球化中的东方主义与西方主义的权力角逐，无论是从文化上看数码复制时代的平面化问题，还是从大众传媒和消费社会的种种问题看人类话语泡沫中的失语，都能发现某种新视角和新问题。具体地说，消费社会已经进入一种文化身份的符号争斗中。商品权力话语消解了高雅文化的壁垒而与通俗文化合谋，轻而易举地地通过大众传媒侵入到当代文化的神经，并将日常生活作为市场需求和世俗文化模式设定为当下社会文化的普遍原则，并企图将消费主义作为当代人生活的合法性底线。于是在哲学“元话语”的失效和中心性、同一性话语的消失后，人们在焦虑、绝望中寻找到挽救信仰危机的解救方法。然而传统美学趣味和深度的消失使得“表征紊乱”成为时代的症结，本能欲望的满足和怂恿成为消费时代的焦虑。因而后现代消费时代问题的袒露性，显示出这个时代的复杂性，并对当代问题的深层面揭开了重要的一角。

其三，西方“他者”的警示作用。后现代大众传播和消费社会是西方社会的现实写照，这一问题在全球化的播撒中已经逐渐延伸进在当代中国大众生活。中国近年来出现的消费主义思潮和以电视媒体的膨胀的世俗化倾向，已经和正在深刻地改变着当代中国个体空间和大众场域。博德里亚文化理论提醒我们对知识生产重新理解和认识，对其立场、前提、利益冲突、文化产业资本加以深切的反思。应该说，当代中国学者面对的是一系列复杂的世纪之交的问题，除了第一世界他们所面临的“现代与后现代”传媒和消费问题外，我们自身也面临“现代性转型”问题。因此，如何张扬一种健康的文化，而非一种颓败的文化，如何保持文化理论的有效性和合法性，对各种文化符号资本在社会中的权力运作加以分析定位，并对一切文化特权的加以质疑，必得成为我们思考的重要层面。

在我看来，博德里亚消费社会和大众传播理论，其新颖的意义又是同他内在的局限同时矛盾地混合存在一起的，值得认真分析。

首先，过分强调丧失深度价值的传媒时代的技术中心主义情结。除了消费的名牌政治和大众传媒的虚假身份外，其他好像都不再有意义。现实与符号象征再现的区别在象征领域已然被取消，这使生活在象征境遇中的人类的沟通模式遭到改写——从手写文明到印刷文明和电子媒体，形成新的“真实虚拟”的沟通系统。这种不同含义的意义编码构成了文化的多重症候，对应着人类文化心灵的各个层面，但由于符号象征系统还能指涉未经编码的内容，因而与其现实的对象又处于非对称状态，使得现实在被感知时成为一种虚拟的状态，成为多余的剩余物，人们就被置于一种“超实在”（Hyper reality）虚无中。[6]应该说，博德里亚的这种虚拟理论的关键在于，他已经取消了现实的第一性问题，将观念对现实的折射过分夸大了。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传统意识形态是文字时代用文字与精神意识的对称性来谈论问题，而仿像时代是图文时代甚至图图时代，用仿像的图文表征问题。于是，永无休止的为新而创新传媒形式使最时尚的消费形式成为时代中心，并耗尽了当代人精神内容和信仰形式的全部资源——当代人整体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异。

其次，消费主义成为时代精神和个体享乐的问题。无论如何，在后现代高速发展的经济战车中，人们基于对社会个体身份的和历史虚无的理解，不再将理想主义作为自己的存身之道，而是将消费主义作为达到世俗幸福的捷径。于是消费成为获得身份建构自身以及建构与他人关系的关键环节，甚至成为支撑现行体制和团体机构生存发展的润滑剂。消费不再是为了刺激再生产，而是在名牌政治化和时尚崇尚克隆呈当代崇洋心态——商品拜物教和西方中心观念。“消费”心态观念与“西方”名牌政治，终于成为一个铜币的两面。在这个商品经济全球化时代，传媒广告等与商业合谋扩展了消费时代的广度和深度，名牌消费和攀比心理正在使人只能在消费中才能获得自我身份，才能获得占有欲满足的虚假观念。消费对象的品牌最终成为新新人类的新意识形态。这里，不仅可以看到博德里亚过分注重消费社会中的信息意识形态和传媒意识形态问题，而将真正的社会与人的“异化”理论，消泯在传媒的平面流动中了，故其思想深刻之中也呈现出观念保守主义的倾向。

从形而上学理想化到大众传媒时代世俗化的进程，可以看到西方最前沿的历史文化的轨迹和精神蜕变脉络。这一脉络表明，从现代社会进入后现代社会以后，每个人的生活维度都不在是单维的，而是集体网络关系中的一员，具有相互交往的深层因素和变异的可能性。这种身份和认同是相互作用的，一个人虽然具有多重身份，但最主要的身份是通过社会交往社会传播获得社会认同。社会认同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政治身份的变化以及他人合作方式的空间转换而相对固定的某种文化属性，这种文化社会身份不是一成不变的，因为身份认同是通过社会过程形成的，随着社会关系的重新组合，在共同语境中不断获得修正和重塑。大众传媒加速了对传统价值颠覆的个体日程，相当多的人进行了自我反叛，个体认同产生了不可忽略的危机。揭示这种危机并开创新的问题领域以化解这种后工业社会中的消费主义症结，成为当代文化研究的理论的努力方向。这也许是博德里亚文化理论在当今世界不断升温，并日益引起人文学界重视的内在原因。[7]

总体上看，博德里亚《完美的罪行》、《消费社会》、《生产之镜》等的社会文化分析，在当代世界的思想界有相当的影响力。就思想价值取向而言，他对电视传媒的负面效应是持冷峻批判态度的。因此，他在西方后现代文化语境中被认为是“非乐观态度”的后现代学者。他已经洞悉后现代传媒在加剧人们心灵的异化、在肢解社会心理和个体心性的健全方面所造成的严重威胁，并进而对传媒在“文化工业”生产中消蚀意义的功能加以清算，[8]这是颇具独到眼光的。可以说，他在消费社会中警醒人们注意生命的本真意义，在传媒热衷于制造“追星”群体和消费“热点”之中，给当代失重的人们亮出了另一种价值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