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台港文学很多年，早年邮购过许多《台港文学选刊》的过期刊，一大摞，家里清理报刊，此杂志一直保存。还购过该杂志出的短篇和散文集子，记得短篇集子叫《盛世恋》（取自黄碧云的一篇小说），散文集好像叫《黄昏开始下的雨》，非常喜欢，看了N遍。
前几天看10期《台》刊——从前几年开始，台刊就办串味了，当然我自己亦身在媒体，了解如今市场，办一本与文学有染的刊物的生存之艰，《台》刊一直在改，可能想贴近更广大的读者群，办得通俗了不少，但这一改，真是面目全非！以前它的好看在纯粹。那些作家，西西，黄凡，张大春，曹丽娟（她的《童女之舞》写两个年轻女孩之间伴随成长的情感纠葛，微妙又痛楚），李碧华，张国立……，真是阅读的盛宴，台港文学绝不是人们通常所以为的只有琼瑶古龙，比如以上那些优秀的台港作家，他们笔下对人性的至察，语言的犀利酣畅，情节的巧妙设置，让人读得十分过瘾，当然有些文艺腔在里面，但不是浮浪的文艺腔，因为通篇一直贴合着当下时代的人与生活，有内核，所以这文艺腔其实是种特别的表述方式。
不知为何，台港传到大陆，占领市场的作品多是励志启悟（像刘慵，林清玄）与通俗言情——那些言情故事的背景因为更国际，更奢靡，更物质，更具想像力，读来也更好看，但它们终究在一个窠臼.那些真正优秀的港台作家，知者甚少，他们其实写得一点不比大陆那些耳熟能详的名作家差，甚至比多数更好，但他们始终门庭冷落。
夏天在《三联生活周刊》看到记者马戎戎写有关香港书展的一文：
“董启章是香港地区30多岁纯文学作家里目前最有代表性的一位，梁文道说他的小说充满卡尔维诺的味道。董启章1967年出生，1994年就获得了台湾地区联合文学奖新人奖的首奖。
今年7月，香港浸会大学颁发了第一届“红楼梦奖”，奖金30万港币，是整个华文世界里奖金最高的文学奖，专门颁给每年最杰出的华文长篇小说。香港入围的作品就只有董启章的《天工开物·栩栩如真》。得到了一个评审团特别奖。以哈佛大学王德威教授为首的评审团认为董的小说:“是一部构思绝佳的作品，以人、物之间关系来构筑一部家族史和香港史，恰如其分又匠心独运地写出了香港这座城市特有的资本主义历史风貌。”
可是董启章没能拿到大奖和最重要的30万港币的奖金，那笔钱最后给了贾平凹。“我曾经想象自己拥有那30万港币。”他说，“要是有30万，够我用几年了。”作为他的朋友，梁文道也很失望，他觉得从“劫富济贫”的角度，显然董比贾更需要这笔钱:“我对他说，你知道吗？贾平凹一本书的稿费和版税加起来恐怕就不只这个数，更何况他的书法也是值钱的，西安不知有多少饭馆、商号盼着他题字呢。”
董启章的小说都在台湾地区出版，因为香港地区已经没有出版社愿意出版长篇小说。他的《天工开物·栩栩如真》在台湾地区的版税每本可以拿到10块钱，卖了5000本左右，这样，董启章今年大概可以拿到5万块港币。而在香港地区，大学毕业生的起薪就是每个月1万块港币。
“以前我以为只要努力写，生活就有所回报;但现在，写作不能赖以回报。”董启章说。1997年以前，还是单身，生活还可以。但是1997年，他结了婚。夫妻俩在偏远的粉岭买了一所小房，生了儿子，生活日见拮据。2003年左右，他发现自己辛辛苦苦也只是在还房贷利息，就差点把房子又卖了。
有一度，他似乎找到一种平衡生活和写作的方式，他开过一家公司，教授创意写作，给中学生们讲课。教书改作文之余写一种“组合式长篇”:将一小块一小块的零件，组织进一个大架构。这种写法可以每日按进度积累，最后写出了《地图集》。但当他要写比较宏大的世界的时候，发现这种生活完全无法给他充足的时间。所以写《天工开物·栩栩如真》的时候，他只能放弃教书，也不写专栏短篇。
“在香港这个社会里，大家觉得炒股是才能，会赌马也是才能，但是不会有人觉得会写字是才能。”1979年出生的王贻兴说。他曾是董启章的弟子，香港中文文学双年奖最年轻的得主，然而他却主动放弃了严肃小说写作，成为一名电视艺人。对他的“变节”，梁文道不无讽刺地说:“当董启章勒紧裤带写他那大概只能卖出1000本的宏伟巨著的时候，我却看见报纸副刊‘汽车版’访问王贻兴，畅谈某辆名牌跑车的魅力。”
然而对于王贻兴来说，他只有28岁，要吃饭，要旅游，要谈女朋友，他为什么要甘心隔绝这个花花世界？“我女朋友的爸爸是修理电视机的，几年前的一天，他送我一本书，说去一个阿伯家里修电视机，那个阿伯也在写作，家里有很多书，却说写作没用，懂很多知识也没用，连修电视机的钱都没有。”王贻兴说，那竟是一位他非常敬仰的作家，“我非常震撼，过去听人家说，他写得有多好，对香港文学贡献有多大。我当时就想，我最后是否会有这样的下场？一个500人的小圈子，你写到第一，下面也只有499个人，但如果圈子里有5万人，即使我排名只到3万，下面还有2万人”。
传统的出路已经很窄了……比起董启章，骆以军们的生活也好不到哪里去。骆以军和朱天文是好朋友:“10年前认识天文和天心两姐妹时，她们真是美女，美到冒泡，美如天仙，可是后来知道她们过的其实是非常清苦的生活，生活非常朴素，和侯孝贤的合作关系并没有帮她赚钱，甚至她借钱给导演。”
骆以军刚刚得文学奖的时候，这个奖在台湾年轻人心目中的地位非常高，然而生活逐渐向他展示出了文学的另一面:“我结婚前几年其实也非常惨，去出版社当小编辑，干了一个月就干不下去了，那时大概二十七八岁吧。后来就是没活儿，中间有些剧本，可台湾电影也垮掉了，政府会去补助导演，大概1000万台币拍一部电影，我的剧本也没有结果。”
对于董启章来说，作家在香港反正一直没有地位，所以他的压力仅仅来自经济。但是在台湾地区，作家曾经是一个光环，所以骆以军们的压力，不但来自经济，更来自心灵。双重压力下，骆以军自称为台湾地区文坛“五年级生”的同代作家，纷纷垮掉了，高潮便是黄国峻等几位同龄作家的自杀。黄国峻自杀于2003年，女作家黄宜君自杀于2005年，都是30岁左右的年纪，死前都经历了重大的心理折磨，黄国峻死前被医生认定处于巨大的焦虑中，黄宜君死前患有严重的忧郁症。
朋友们自杀的时候，骆以军正在筹备写小说《西夏旅馆》，小说写了3年，他得了两次忧郁症。如今，他开始反省自身:“我们这一代，人和人比较疏离了，都躲在书堆里，不修边幅变成怪人。读非常多的书，然后认真写。我们五年级的一批拔尖的作家，黄国峻、袁折生、邱妙津，都是一个梯队的，包括香港的董启章。我们的第一本小说都是在一个密室里面，很细微的变化，光影的变迁，不像莫言那样大开大合，胡说八道，一个怪人一路走去，什么怪事都发生。我们生活经验太少了，像一个植物很细地在长。高点儿可以在30岁左右出现，现在回头看那时候那些作品还很不错。可是你要跨到40岁这一段的过程就很艰难，你完全没有和人相处的经验，你的经验是匮乏的。”
“孤独”成为骆以军和董启章共同的感受。董启章写道:“我们就是在这形同太空漫游的状况下写作──看不见目标，看不见来处，看不见同伴，也看不见敌人。而又因看不见空间和时间的坐标，而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在前进、后退，还是原地踏步。在辽阔无边的黯黑太空里，仿佛只有自己一人。”
内地市场会是作家们“好起来”的灵丹妙药么？在香港作家和台湾作家看来，余华《兄弟》的销量在他们看来是一个“神话”。从董启章到谢晓虹，他们正在试图与内地出版社联系，他们都看到了:“我们最大的市场还是在内地，我希望有一天旅客来香港，不仅是买衣物、买珠宝，还有买书！”
昨晚，在十期《台》刊一堆小品文式杂乱文字中看到台湾女作家袁琼琼（她现在主要从事编剧）的小说，《两个人的事》，两个陌生男女间偶遇后的心理写得精确细腻，恍然一下找到多年前阅读《台》刊的感觉，那种会心，认同，迫不及待……。有时当名读者会让人相当不耐烦（尤其看工作稿，最常的状态是看到物我两忘——就是对方的空洞把我的脑子顺带洗劫一空），而读到对路内容时，当名读者真是种莫大愉悦。
若有机会，希望再写些与台港文学有关的字，那是我曾经阅读中一个重要的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