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国学热潮猛进，便也跟着赶起了时髦。一通听《论语》，读《史记》，看《佛典》，好不热闹。似乎不读史不足以成学者，少国学便无法做咨询，咨询顾问总是好为人师的，投国学其所好，多少会争到点面子。每每分享于人，总能带给听客之快感，内心之惬意，似乎若有所得，才学大有精进。

　　但静心细细想来，其实与学问差之千里，记下的仅仅是些零星的人物和故事，以及人物故事背后的品读，浮在表面者多，基础训练者少，得到的仅是些“国学那些事儿”。

　　一旦陷入“那些事儿”，便缺乏了整体感，用句咨询顾问的行话讲，叫“缺少系统思考”。然而，如何才能建立起所谓的“系统思考”呢？可能要跳出国学看国学。这是个什么法子呢？简单，就是注重经典之立身之本，而不多去品味文章词句与人物故事。

　　例如，不去管《易经》的六十四卦是什么，而求于它整体上是本什么书，可能的来龙去脉逻辑是什么；不去管《史记》里的人物与故事，而去体察司马迁当年的写作人生与历史贡献。

　　这法子一定需要先钻到书里再出来吗？非也。因为有人已经钻进去看个究竟了，尔后又带着宝贝出来了，并远比我们看得深刻，说得透彻。“综述”、“综述的综述”本来就是一种研究方法，八股式的博士论文没有它还真过不了关，但即便有“综述”想必学生多数应未曾读过，或勉强读了也未知其味，还是“拿来主义”方便与透彻。虽今生学浅未能亲身体验八股博士，但没吃过猪肉总见过猪跑吧，大概如此。

　　而国学又以“四书五经”为最要紧，要不老老年怎么就把它当成了科举用书呢？想必定有其道道。于是，思考国学可能也要从此入手，自己没认真读过，故只能“旁观”了，旁观就免不了东一榔头、西一棒槌，抓到啥算啥，要饭就不能怕馊了。跟着人云亦云，东拼西凑，结果便难限于“四书五经”，混进些“经史子集”的味道就不足为奇了。

　　《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合称“四书”。这四本书原不是一家人，后来是被朱子整到一起的，朱熹又加了“注”，于是朱注“四书”成了科举指定教材。若当年就有版权费之说，那朱子可就发大财了。只是中国文人历来重名不重利，想必朱子当年也没想到有版权之美事。

　　朱注的“四书”咋就成了指定教材呢？肯定水平高呗，集大成，那时候送礼可能没用。何以能集大成？一用心，二悟性。朱子为此倾尽了平生的力量，直到临死还在改《大学·诚意》章的注，值得敬佩。

　　朱子注“四书”是有其目的的，他是要以此建立道统，去批驳与排斥老、佛之言。他是幸福的，功夫没白费，元仁宗皇庆二年（公元1313年）“四书”被定为科举用书，影响了中国几百年。过去读书人不仅要背“四书”，还得背朱子的“注”，挺有意思的。

　　按朱熹的意思，“四书”的顺序应为：《大学》、《论语》、《孟子》、《中庸》。这又有何关系呢？关系可大了去了，其中蕴含着学习的逻辑。

　　读书人要从《大学》入手，这是初学者入德的门径，从这里可以知道如何做学问，如若弃《大学》而先其它，弄不好就可能因不得章法而误入歧途。因而，《大学》第一。

　　朱子给《大学》分成经一章，传十章，传是解经的。据说《大学》的经是曾子追述孔子的话，而传则是曾子自己的意思并由接下来的弟子们记下的。

　　历来有大就有小，古代是有小学的，但古之小学可比今日好。今日的小学生就开始了“科举”长跑，深受应试教育之毒害。古之小学尽管严但想必会非常快乐，以“玩”为主，所谓“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小学是不需系统教做人的，只管玩就是了，到了大学才教穷理、正心、修已、治人。不象今日，从小就开始思想政治教育，以为抓到了根本，其实不然。暑期学校给孩子们补课又担心被教委捉到，于是让孩子说没补过课，有这一次就打烂了孩子心灵深处的那份诚信与是非，可悲至极。

　　从《大学》学会了学习的方法，接下来便可走近《论语》、《孟子》，以领会《论》、《孟》的精微与旨趣。

　　《论语》当然是孔子弟子们记的，人家孔子可是“述而不作”。问的不是一个人，记的也不是一个人，更可能东一句西一语，都是“应机接物的微言”。这一点倒有些象佛经，每一句必须得回归当下的情境才可体味，不然就会搞得你前后矛盾，又不敢怀疑释加牟尼，于是要么不得其解，要么相互批驳，这就是各宗各派。其实哪一句都没错，错在你不知道当时的情境。条条大路通罗马，问题是你不一定能走到头，要么缺少毅力，要么缺少智慧，要么缺少清静，所谓“佛法僧”三宝也。

　　但只言片语的《论语》却展示出孔子强大而光辉的思想，影响中国上千年。百读不厌，不断进步，实在了得。当你以为理解孔子时，那还差得很远，话里有话，深不可测。当然，只顾把朱子的注拿来参照学，记辞章，就又成读死书了。

　　《孟子》是书名也取于人名，据说是孟子和弟子共同编写的吧。书中用词不同于孔子，更显一种锋芒。孔子温润，孟子尖锐。这与孟子生在战国有关，那时候时兴辩论，儒家叫“攻异端”。孟子一定是个好辩手、“常有理”，正因孟子善辩而不如孔子内敛，也应称其为次圣。在北京有种人叫“侃爷”，不同处是孟子有思想懂学问，而侃爷多无知无用且不学无术，当属都市垃圾。

　　经过《论》、《孟》的研读最终才可学《中庸》，因为《中庸》是儒家传授心法之书，是子思记下来传给孟子。看样子《中庸》更难懂些，值得多花些时间琢磨。

　　把这四本书都学透了便可去参加科举考试了，这是改变古代文人命运的必经之路。考中某种资格便可以做事，建功立业，相当于今天的公务员考试。当然考中也可以升官发财，如只为了官与财可能就远离当年朱子整理“四书”的期望了。可话又说回来，权与钱毕竟是现实的，回避不得，岂能独自清高罢了。

　　所以人活着累，还是修炼不够、智慧不足啊。按佛的旨意，所有的苦都是“执著”，所有的经都在讲一个道理――“无我”。

　　既然科举是件全国性的大事儿，自然会吸引书商们搞出点参考书卖卖，这在当年也算是畅销书了，且不用再版，加印就是了，反正非朱批没人买。与今日不同的是，当年的“四书”货真价实，而如今的畅销书多为炒作的粪土。

　　书商们总觉《大学》、《中庸》页数太少，便将两者合订起来，这也是“以顾客为导向”。久而久之便约定俗成，成了人们现在通常记忆的顺序：《大学》、《中庸》、《论语》、《孟子》。

　　现在“四书”是归为“经”了，其实当年也是“子”，是诸子之一员罢了，朱子当时不也称其为“四子”吗？只是后来立了博士，可能就转化为“经”了，其实无所谓，心里知道就行了，读书最怕的是死读书。写作最要紧的是表达心绪，如果老是想着归为什么类，那就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