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秋明：目前国内投行项目最大的风险只有一个，就是证监会批不了。国内目前实行核准制，每年大概20-30%的项目是通不过监管部门审核的。作为投资银行，你就面临一个审核风险。

　　「记者：张晓晨」

投行运作

价值中国：风险投资是国外投行重要的业务领域之一，该项业务在中国的地位如何？

刘秋明：风险投资是国外投行的业务之一，而国内，允许投行进行股权投资，在政策上开放是近两年的事。国内投行更多地是为企业提供包括辅导、保荐承销、持续督导等专业服务。现在政策允许符合条件的证券公司，既可以以投资人身份出现，同时作为保荐人或者承销商角色为这些项目提供服务。

在操作层面上，投资和投行是两种不同的业务，侧重点不完全一样。投资是通过上市前的投资，退出来套现，投行是企业在上市过程中提过专业服务的机构。

　　
价值中国：在国内，从事投资银行行业的企业林林总总，作为一个投行应如何保持自己竞争力？

刘秋明：定位。不同券商的定位不同，中金中信这类大券商以服务大项目为目标，比如中国移动和中石油这类的国有企业。中小券商则更多的是讲究以服务取胜，以服务中小企业为主。总之，不同类型的券商掌握的资源不一样，竞争的手段也不一样。
 

价值中国：刚才您讲到，我国的投行大多数是以券商的一个部门的角色出现的。投行业务在券商所有的业务中占据着怎样的地位？

刘秋明：投行占据的是一个龙头地位，但尚不是收益贡献最大的业务。大部分证券公司收益贡献最多的还是经纪业务，这部分收入以佣金为主，比较稳定。而投行受综合因素影响，例如股权分置改革推出，停止新股发行，投行业务就受很大影响，另外投行的人力成本也较高。

　　
价值中国：那么既然投行不是券商最主要的收入来源，中国的券商为什么要涉足投行业务呢？

刘秋明：龙头业务会带动券商的其他业务。投行和这个企业接触，以后就有可能做这个企业的投资，可以做资产管理客户理财，上市公司股东变现后有些资金会找证券公司做委托理财，从而带动了很多其他的业务。

　　
政府监管

价值中国：目前我国的投行有多少是由国家控股的？

刘秋明：中国投行现在是国有成分和民营成分各占半壁江山，大投行像中信、中银、中金都是国家控股，也有不少是民营控股的。随着越来越多证券公司上市，投行的投资者结构已经多元化了，比如国金证券、国元证券、东北证券等均已上市，投资者结构非常多元。

　　
价值中国：国外的投行是一个业务多样的全能型金融机构，而我们的投行仅仅是在做企业上市的渠道而已。

刘秋明：在管理体制上，国外是混业经营，我们是分业经营。在国外，投行可以从事PE、资产管理、并购融资等多种金融服务，而我们是分业经营，就是银行、保险、证券、信托是要分开的，不允许在一个公司里面同时经营那么多业务，而国内投行有是证券公司里的一种业务

　　
价值中国：混业与分业在制度上有何区别？现阶段我们为什么采取分业经营的制度？

刘秋明：从行业的发展上，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我们在证券法出来之前，也是混业经营，美国也是这样的，最早是混业，然后是分业，现在又是混业。这个是跟不同国家的金融环境和不同的历史时期决定的。例如，这次金融危机出来后，美林被美国政府托管，一定会有一些变化。比如1933年美国的金融危机，也是银行和券商在一起操纵股票，政府发现不行就分开，然后又在一起，都有这么一个过程。因为每一种体制都有优势和劣势，当这个体制下的劣势很突出的话，那政府就会监管，换成另外一种模式，因此其实是监管和市场的一种博弈。

这种制度上的监管体制完全是跟各个国家的国情和历史经济环境、资本市场发育程度、投资者的成熟度有一定关系，我们当下这种模式还是很稳健的。
 

价值中国：美国的五大投行均经历了多次变革和危机的洗礼。和他们相比我们有哪些方面尚待完善？

刘秋明：从券商层面来讲，国外投行金融创新手段很多，有很多创新产品和服务。而这次金融危机很明显，美国的次贷危机源头是以住房贷款创造出结构化债券，然后运用很多金融工具，再创造出不同的金融产品。政府在这方面监管失控，最初的贷款抵押信用级别不够，后面创新出来的金融产品都会出现问题，从容导致崩盘。所以国外的投行因为有全能型银行这种体制上的优势，他在产品创新和服务创新上有很大的空间。而我们国内的投行创新空间就很小，政府限制得比较死。

衍生品对投资者的要求比较高，作为投资者要对衍生品有所了解才能投资，现在我们市场中还是散户居多的，这些个体投资者是判断能力较弱。所以政府即使允许推出这些衍生品，也缺乏环境。为什么我们的股指期货现在法律法规方面已经非常健全却迟迟没有推出？其实是考虑对市场影响和投资者的接受程度。

价值中国：风投行业有一个著名的“贝贝鲁斯”效应，意思是说失败的投资总是为成功投资买单的。那么我们的投行是否也面临着这样的风险呢？

刘秋明：目前国内投行项目最大的风险只有一个，就是证监会批不了。国内目前实行核准制，每年大概20-30%的项目是通不过监管部门审核的。作为投资银行，你就面临一个审核风险。

我们投行跟投资是有些差异的。投资是有一个时间成本，投行是一个持续服务。所以我们投行和二级市场有一个反周期现象。作为企业市场好的时候才准备上市，但当你上市的时候可能市场已经不好了，因为需要在财务和公司治理等方面规范，等把材料交到证监会的时候，可能市场已经不好了。反过来，市场不好的时候开始准备，就可能在下个强周期中完成融资，因此投行对企业是强调的持续性服务。

　　
价值中国：这个审核的时间大约有多长？

刘秋明：一个项目从送到证监会到审批出来发行，长的一到两年，短的几个月，完全看市场状况。

　　
私募风投

价值中国：您之前做过多年的投行业务，在您看来，我国目前的VC/PE市场是什么样的？

刘秋明：现在大家都有点混淆了，VC和PE不是一个概念，VC侧重于企业初期，或者说是风险期，它只有一个简单的商业模式，可能都没有盈利，这是VC的侧重点，而PE则侧重于后期投资，一般是企业已经赚钱，业务模式已经成型。所以VC和PE的投资时期是不一样的。但在目前都混了，只要想通过上市套现退出的投资通称为VC/PE，这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

现在从国内目前的市场上可以见到的VC和PE，大概有这么几个类型，一个主流的专业投资机构，既包括国内的，也包括国外，一直比较活跃。另一类就比较特殊，最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实体经济的不景气和VC/PE的景气形成了对比，金融危机来了实体经济不好做，规模也不想再扩张了，很多私人企业家手上有资金，这些人对VC/PE的了解不是特别多，但是知道这其中存在着机会，也逐步以各种方式介入资本市场。

　　
价值中国：您讲的这类现象似乎在民营经济较为发达的江浙、福建一代较多，而北方表现的不甚明显。

刘秋明：对。这个现象江浙、福建等地区比较明显。这些地区民间资本是非常充沛的。一个企业的民间信誉好，可能一下子就能酬到2-3亿的钱。所以我感觉，正向你讲的，不同地域的特色不同。

                                                                                                                  价值中国：而当09年初，金融危机席卷而来的时候，北方风投的信心受到了很大的挫折，投资案例数量急剧下跌。

刘秋明：这个是肯定的。因为这是一个连锁反应。实体经济不好，资本市场也就不好，股票上市的周期就会受影响。市场不好那么上市等行为就会延后，延后了投资的时间成本就会加大，所以说这是一个连锁反应。这个连锁反应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是一样的。

　　
价值中国：前面提到，很多草根投资者由于实体经济的不景气转向风投领域，您可不可以举个例子？

刘秋明：例如首批的创业板，许多都是VC背景，但他们中的很多都不是像软银、今日资本等这样的主流风投，有很多都是个体的投资者，如果你看这些案例，会看到这些很有趣的现象，很多草根投资者参与了创业板企业的投资。他们可能不像主流机构那样有一整套的评估程序，要调查公司的历史沿革，行业，财务状况，公司治理情况等方方面面。但这些草根投资者则更侧重于了解这个创业者。

最近跟一些主流投资机构交流，他们就很迷惑。比如一个项目要上市，存在这样一个投资机会，于是大家都跑来，专业机构是有一整套的流程的，比如要分析、调查并在投委会上做一些报告，来做出最后的决策。但是上面我提到的那些企业家，他们不会走流程，也不会进行分析，他们只是和你谈一谈，也许和融资者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更都的是基于人缘、地缘的关系投进来了，决策非常快。所以我们目前的投资市场很多元。你除了能看到一些主流的VC/PE在做，还有很多这种非主流的，从实体经济中退出的资本也越来越多地进入这个领域。

　　
价值中国：那么我们的VC市场是不是需要更加规范的整合和管理，保证我们所有项目都能够流程化？

刘秋明：市场是有自己的选择的，市场竞争下来这些非专业的投资者不一定有优势，特别是在服务和专业性方面。以后随着市场的慢慢的发展，他们可能就会不占优势，他们这些人可能还是会做主流基金的发起人或者股东，逐步规范。短期内肯定还是鱼龙混杂的，但也不能简单说主流的就好，非主流的就不好。因为只要是投资，能够给投、融资双方带来效应，达到共赢，就是一次成功的投资。所以从对市场有利的角度来讲，有些企业主流的投资公司不愿意投资，而非主流的投资愿意，因此很难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