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广州番禺垃圾焚烧厂选址引起市民热议。据广东省省情调查研究中心针对这个项目对8公里以内的小区居民展开的问卷调查显示：高达97.1%的受访居民不赞成在番禺区大石街会江村附近建设垃圾焚烧发电厂，92.5%的受访居民对有关部门政务信息公开方面表示“很不满意”。如果垃圾焚烧发电厂通过环评，88.4%的受访居民表示不信任此结果。但市城管委环卫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没有改变选址的意向，并且该选址的环评报告也在编制当中。民众的反对呼声越来越高，政府却仍然一意孤行，所谓公众参与决策又谈何说起呢？

　　其实，广州市近年来都在寻求政府信息公开和民意如何表达的模式探索，比如《广州市规章制定公众参与办法》已实施近三年，刚出台时曾被高度评价。但里面的一些规定，比如“行政机关有合理理由认为不宜公开”的就可以不公开，也给“参与”沦为形式化的“伪参与”留下了空间，公众参与要么被选择性倾听、要么给公众参与的模式设槛，要么民众意见过于分散，很难产生影响。从番禺的这次垃圾焚烧场地选址事件，一直延续到以前多次听证会后的诸多争议，政府信息的公开犹抱琵琶半遮面，民众无所适从。公众应该如何依法参政议政并影响最终决定？有分歧如何解决？

　　在议事决策程序上，中国与外国有着明显不同的地方。中国往往是决策起来很快，执行却很慢，政策实施细节考虑得不够周全。而国外的，决策起来非常慎重，执行起来则很快，因为此前已经得到普遍的共识和拥护。以此导致的实施后果也是不尽相同，中国的一些听证结果出台后，总是引起诸多的争议和抵抗，但是最终总是于事无补。国外的听证一般体现了最广泛的民意，一旦确定则坚决执行；如果确有特殊的、反对的、抵触的，则通过走程序再解决好，不会荒废不管。

　　不得不感叹：制度，是一个国家得以长治久安的根本。正如诺斯所说的“制度是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更规范的讲，它们是为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无规则不成方圆，如果没有双方都拥护的社会规则去规范一些行为和决策，那么分歧则容易产生。美国正是看到这一点，早早就制定了开会的规则，几百年来一直不敢逾越。而这个规则，就是《罗伯特议事规则》。

　　罗伯特议事规则是在洞彻人性的基础上，经过精心琢磨而设计的。正是这种对细节把握得精致完美的规则，才最大化地实现了公平与效率。所以，任何一个真正成熟的管理，无论是社会管理，还是经济管理，必然是靠在对细节精确把握的基础上制定的规则来运行的。管理离开不开规则和标准，而规则和标准正是精致的完美表现。

　　公众实现正常、合法、合理地参与政府决策，最主要的途径是按照规矩办，在全民普及规则意识。中国人的规则意识则是极为缺乏的，卖假药、闯红灯等等，毫无规则可言，也没有正当的意识程序。所以，公众参与之所以雷声大雨点小，除了因为当前的体制下，民众仍然是“沉默的多数”，并没有完全享有法定的权力外，更重要的是，民众缺乏专业的知识结构和规则意识。比如听证会，谁去听证，听证人员有多少权力，听证后如何决定？如何落实的？无人知晓无人追踪。

　　因此，保障公众的参与权力和决策的监督执行，最根本的是建立起议事规则，并形成基本制度和模式。与此同步改革的，是确保民众在宪法律条下获得政府工作信息的知情权。而政府必须是纯粹没有利益纠葛的，行政上必须要中立而不是倾斜的。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关系，就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平等关系，在各项议事中不断调和妥协，共同决定。因为目前政府和民众的分歧主要体现在政府的决策以道德高尚、世俗为主，忽略了政策的制定应该立足于更贴近民生、更基础性的方向，而不是大搞形象工程，轻重权衡流于形式。对于利益分享有切身体会的民众，则希望政策的制定应更加社区化、民众化，靠近他们的生活。对此，在群众的根本利益面前，权力应该让步。

　　参与决策的公众需要有自己的专业性知识，并代表民意的集中点，比如外国的意见领袖方式，意见领袖就是为了使其代表具有专业性，形成各种利益诉求的代表与政府对话，意见领袖往往能代表多数人的看法，意见也专业些具体些，政府接受起来比较顺利。在中国目前，各种行业协会就是本群体的忠实代表，应负有与政府讨价还价、争取权益的职责。

　　当然，《罗伯特议事规则》完全在中国普及是尚需时日的，这就要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都应该率先成为民意诉求的直接代表，这是目前为止，既符合国情又比较理想的确保民众顺利参政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