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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老舍先生收藏的陈师曾仿汉画像扇轴及其题跋
舒 乙
老舍先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收藏了一张画,装裱出来幅面非常长,一般的屋子根本挂不下,见过的人很少,基本不为外人所知。
此画是一幅扇面轴,正中依序上下装裱三幅扇面,上扇是画,中扇是字,下扇是画,全是陈师曾的作品,是1917年的。下扇面上除有陈师曾自己的题字之外,还有姚华(茫父)和邵章的题字。画轴装裱好之后,在扇面外围上下左右的空地上又各有一位先生的题跋,他们是姚华、邵章、杨邵㑺和罗復堪,其中上方的邵章题跋和下方的姚华题跋是主角,字数都很多,这么一来,画轴就有相当的长度了,有 1.36米长。
陈师曾先生病逝于1923年。1917年此画是画赠孙琚之先生的。1924年孙氏又装裱了一次,这次在原轴基础上又加长了许多,上下均留白,以便请人写篆额和再写些题跋,总长就到了2.2米。加上其上其下的绫子长度,画轴总长度已超过三米。
或许,除非是在宫殿里,一般人家绝无可能张挂这么长的画。
二次装裱当年,即1924年,又共有5 人次题额、题跋、题签,1924年之后,陆陆续续还有8人次题跋,至此加上1917、1918、1919年的6人次,总题字数已达19人次。题跋最早是在1917年,最迟是在1948年,中间持续了31年,1949年以后此轴归了老舍先生,他除盖了两方小印之外,并未增加一字。
题跋的人中除上面提到的四位之后,还有林长民、周肇祥、张伯英、陈伏庐、许以栗、邵锐、黄节、卓君庸、北溟、吴锡永等十位,其中不乏赫赫有名的大家。
什么画?值得如此兴师动众。
只缘于陈师曾先生画了两幅仿汉刻画像,还有一幅他有的字。
陈师曾何许人也?
仿汉刻画像又是何物?
陈师曾先生在中国美术历史上是个非常重要的近代画家,他的经历、学识、创作成就和艺术理论都很引人瞩目。他属于中国眼光刚刚扫向世界的那一刻涌现出的先驱人物之一,有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陈师曾(1876—1923)原名陈衡恪,号朽道人,槐堂,原籍江西,祖父陈宝箴是清朝末年的湖南巡抚,父亲是著名诗人陈立三,所以陈师曾生于湖南凤凰,和后来的沈从文、黄永玉是小同乡,1898年考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业铁路学堂,和鲁迅是同学,1902年和二弟陈寅恪同赴日本留学,攻读博物学,曾和鲁迅住一间宿舍,1914年任教育部编审,和鲁迅先生共事十年,1917年结识齐白石,1918年任北大画法研究会中国画导师,并在各高等学校任教,1922年赴日参加中日联合美术展览会,大力介绍推荐齐白石,使齐白石名声大振,齐的画作在日本当场被抢购一空。陈著有《中国绘画史》、《文人画之研究》等书。1923年病逝于南京,梁启超先生在其追悼会上称他为“现在美术界第一人”。报刊上称其去世震动之大超过日本关东大地震。周氏兄弟也高度评价陈师曾,周作人认为其画作比其老师吴昌硕和当时的齐白石似乎要高一等,因为有书卷气。
陈师曾酷爱汉刻画像,认为是高级的古代艺术品,这和他后来推崇文人画是一脉相承的。
陈师曾为此有一套理论。
而被老舍先生收藏的这轴扇面画偏偏是他这一套理论的实践代表作。
这十分了得,当另眼相看。
画轴下面的那幅陈师曾的扇面题为《孔子问礼于老聃》,画面上老子席地而坐,孔子站立在他面前,谦恭地求教,后面立着一位佩剑的弟子。陈师曾在扇面上还题有小跋:
“拟汉画像而施以彩色,不必前人所有,自我创之可也。”
他说,这是他的创新。
姚茫父(姚华)是民国时期的大画家和美术评论家,他是陈师曾的热情推崇者,按现在的说法,是他的超级“粉丝”,他立刻就为这幅扇面写下了如下的注解:
“以汉画写人,自陈老莲始,其后有张士保,今则陈师曾,三百年来鼎立而三矣,师曾所作更出已意,而略参变,其古拙直逼汉刻,不规之于工媚,而自成秀逸,此在韵味上辨之,豈与俗工競巧乎哉。去年曾为予写莱子娱亲图,以为先考宪先生寿,朋辈争誉之,喧传一时,琚之每欲得其一本,至形诸梦寐,因乞师曾为作此图,而附记其事焉。丁已十月上旬姚华记。”
这个小题注一下子点破了这幅画的价值和奥秘之所在,说它“不规之于工媚,而自成秀逸,此在韵味上辨之,岂与俗工竟巧乎哉。”
也就是说,中国画的灵魂是写意的韵味,不完全写实,甚至有些变形。
陈师曾的美术理论大致如下 :他认为我国汉画像的造型对象很广,但只求其意,不求其像,体制拙鲁可爱,是美术的真缔,画在器物上,是一种装饰,叫作图案,后来,经过演变,在屏风障子上绘墨,只供玩赏,叫作绘画,发生了质的变化,再后来,则发展成专攻技巧的纯绘画了,虽形象极其工整逼真,但过于繁褥精致,以至失去古代美术的朴厚活泼。这种规律,在中国和外国都是一样的。欧洲西画也往往借鉴埃及、印度、巴比伦的古器物装饰上的体制和色彩。
扇子恰是一种器物,有实用性,在扇子上作画,属于装饰,画面如取汉画的画风,恰好合乎古意。
后来出土的汉代石刻,已看不出上面原本有无色彩了,但埃及、印度、巴比伦的古器物上是有彩色的,十分好看,陈师曾便对这种彩色采用了“拿来主义”,放入自己的画中,他先用石刻汉画像的线条勾线,而这种线条和中国古代的篆字隶字的风格是一脉相通的,显得朴拙生动,刚劲有力,姿态横溢,然后再上彩色,便更加好看了。
他以为这是中国美术的方向。
他花了大量时间,和朋友们反复讨论,广泛收集汉拓,自己下大功夫,在画面上,在扇面上,长期探索。
此画轴里作于1917年的上扇面便是其实践的另一代表作。扇面上有两位身着古装的男子,一位站在大象的跟前,另一位站在凤凰的跟前,旁边有成熟的谷穗,上有飞鸟,中间是摆成装饰物的扇面组合,数一数,一共有十四面小扇,组合架的交点处似有许多石榴果作结点。整个画面装饰性很强,但整体上古拙生动,色彩艳丽,很耐看。此扇和下面的《孔子问礼于老聃》扇遥遥相对,双双以其意境的天真稚气取胜,非一般俗画可比。
妙就妙在画了这两幅扇面之后还不解气,陈师曾又洋洋洒洒地写了一篇论文,作为第三面扇子的内容,镶裱在两幅扇的中间,仿佛构成一大篇三部曲,而且图文并茂。
他的论文是这么写的:
“古者宫室器用衣裳旂常钟鼓莫不有文采,以像山川云雷草木鸟兽人物,或以涂垩或以刻镂,因其物形随方布衍,或有色或无色,亦因物而施,体制拙鲁,不必真肖,但存其意,后世因沿,益加工密,宫室器用亦异于古,障子屏风多施绘墨,其意虽同,其质已稍别矣,前者谓之装饰画,后者谓之玩赏画,装饰必施之于宫室器用,若轴卷册子则专供玩赏,屏风障子虽属用器,而后世画体非古,已类画轴册子,故用于装饰者谓之图案,用于玩赏者谓之绘画,盖后世画体变迁遂生差别,因人智技精巧进而用力亦分歧焉,古者诸事浑噩,故不尔也,不独中国为然,欧亚各国多同此轨迹,近世欧西绘画渐又有和图案混合之势,往往求之埃及印度巴比伦之古器物,而参用其体制色彩,古人朴厚之风令人玩味,极意工肖反致索然心理,东西相同亦美术含蕴之秘奥也,吾素喜汉画,慑皆石刻,无由知其色彩,乃以印度埃及画之色彩施之,似与古合,夫印度埃及自有印度埃及之色彩,要其时代久远,古意差同耳,扇之器用之一,以稍近图案之画画之,更有当乎体制矣。”
这是一篇奇文,妙文,高文。
恰似一节美术史。
陈师曾的一位好友,叫邵章,很有见地,特别在画轴上写下了一大段评语,为这篇论文详细地做了注解。他说他和姚茫父两人极为推崇陈师曾的仿汉画像,认为是继陈老莲、张鞠之后的第三位最有贡献的仿汉画像画家,甚至其成就还在那二位之上,完全摆脱了一般画法,直逼篆隶的雄浑古茂。他二人不顾众人的指责,对陈师曾创新的推崇和喜爱达到了嗜痂癖的程度。邵章说陈师曾经过三年锲而不舍的琢磨,排倒一切俗画,终于为我国画家开创了一个绝大的宗派。
邵章写道:
“汉画像出土以嘉祥为最,近来宁阳亦颇出者,而图案之精以社稷坛公园‘所陈设’诸墓砖为上,大抵汉画笔意恒与篆隶相通,故朴拙之中姿态横溢,自晋唐而后乃益趋繁褥,迨宋元而极致,有清一代画家无美不备,陈老莲崛起南中,以画像笔意设色独开蹊径,世咸珍之,迄掖州张鞠如上师老莲题有知者,然两家用笔猶是画家真法,至吾友师曾则全脱离画法,而旨以篆隶写之,雄浑古茂实过两家,茫父推之甚至,与吾意正合,世人有嗤吾两人有嗜痂癖者,平心论之师曾三年来未至,由是锲而不舍,必能排倒一切俗画,为我国画家开一绝大宗派,且使人人知汉画之可贵,不至如公园之墓砖弃置路边遭人践踏也。琚之属题伯间 邵章”
陈师曾写在扇面上的一番宏论和邵章等人的详细注解,澈底将这幅画轴上的题跋带入了一个全新的境界,完全不同于以往的任何题跋,后者往往只是空洞的赞美和褒扬,一味地说好话,或者表达鉴赏者的优越感和占有欲,并没有多少实际价值,不论“鉴赏”的印章盖了多少,都无法提高那画的真正艺术地位。
可是这幅画轴上的题跋加在一起却真是一堂课,一堂货真价实的美术史课和美术评论课。
这堂美术史课的核心论点是告诉观众,告诉大家,告诉后人,什么是真正好的中国美术,好的标准在哪里,好的根子在哪里,和如何判断这些标准,以及这些标准来自何处。
这哪里还是一幅画呢!
应该说,老舍先生收藏的这幅画具有一段中国美术史的载体身份。
或许,它应该被保存在中国美术最高学府里,真的当作教材。
没想到,一幅藏画,竟会有这么多身份:一.美术创作,二.书法创作,三.题跋展示,四.理论阐述,五.评论阐述,六.历史追述,七.人物的盖棺定论,八.友谊故事,九.文物收藏。
题跋九重身份集于一身,确实罕见,加上那画的美妙,这就是“享受精彩、收获真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