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动交流阶段

网友现场提问1

主持人：非常感谢王老师。从1980年代到现在，尤其是每一个读书人都有一个梦想。刚才讲到了中国梦，我讲一个八卦的事。我曾经“围观”北大西语系80年代一群学生的聚会，我问他们当年的梦想，有人回答我说，当初最大的梦想是当外宾的爹，因为那个时候友谊宾馆中国人是不能进去的，友谊商场中国人也不能进去，只能外国人可以进去。所以，他们就希望能成为外宾的爹，就可以进去享受超国民待遇了。现在看来，她们很多同学都如愿以偿地当了外宾的爹，入了美国籍或者德国籍，同时，他们也丧失了中国国籍。要承认双重国籍，牵涉到《国籍法》的修改，这和我们的法学也有关系。下面的时间是提问交流时间。

要打破体制内和体制外的人才壁垒

提问1：我现在在美国读比较政策，之前也在俄罗斯呆了好多年。从中俄美三个国家的人才政策来说，经济发展并不是唯一吸引人才的要素。俄罗斯和中国相比，这两个国家都是属于发展中国家，经济不是非常好。但是从体制上来说，中国现在有一些户籍的问题，双轨制的问题，让很多人才回归之后不能进入体制内的部门工作。还有带着项目回国投资的有很多的障碍和壁垒，高校的制度也有问题。 这两方面，我们能不能做一些改善？

王辉耀：我们现在的体制有这种障碍。前几年，为了吸引国际人才或海外人才，北京市拿出一部分副厅级职位进行招聘，当时就是要优先考虑海外回来的，第二天报纸跟踪报道，大量海归排队，结果几天招聘下来没有招到什么海归人员。为什么？因为招聘上下面有有一行小字没看清楚，就是要有一年以上处级干部经验，四年以上副处级经验。所以，海归回来都是做经理，或者在一个什么机构里，都是在体制外的，没有体制内的经验。中国现在唯一体制内的就是大学，所以前两天看报纸报道40多个教授争当一个处长。体制外、体制内的划分是中国独有的特色，也就是双轨制，这个需要克服的。中国现在这么多人考公务员，从职员做起，然后是股长、科长、处长、局长，一级一级往上走。国外不是这样的，比如说我就是一个留学生时，就在加拿大政府做参赞，相当于中国的局级干部了，但是我没有做过他们的处级干部。美国的鲍尔森是高盛研究所的，就直接可以去做财政部长。中国的体制内、体内外的循环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人才从海外回来以后为什么有障碍？就是你没有体制内的经验和经历，你在国际组织中当过局长回来也不一定有用。

我们在经济方面去掉了双轨制，去掉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壁垒，但是在人才观念里面，是不是我们也要来做这个事儿？我就觉得这方面是非常重要的，需要改变。

你刚才讲另外一个问题，俄罗斯、中国和美国相比，我觉得我们的改革，过去30年是在经济领域，我们在行政领域、政治领域，包括我们的高校领域，现在只剩下教育部是最大的计划经济部门。所以需要很大改变。通过《人才战争》这个话题，我在书里面比较详细地论证了这个问题。我希望能引起一些重视。当然，我觉得还是有希望的，比如中组部在抓，但是我们还需要媒体的关注，需要全社会都来关注人才政策。

网友现场交流2

人是一大堆，才是比较少

提问2：我可能是今天年龄最大的，我是老的美国留学生。去美国以后很多年，后来我又回到中国来了。我这一次从香港过来，因为我这个公司是一个投资公司，要找人才，我在各个地方看一看有没有比较好的人才。我找了很久，非常坦率的说，人是一大堆，才是比较少。而且，如是想找不但有才能，还要道德品质比较好的，那就是更加困难了。现在的中国，要找一个人才不容易，你找错了一个人那就更加糟糕。你要把他开除的时候，他就要跟你到法院打官司，打很久。

所以，我感觉到今天王教授的一些讲话，讲得非常的好。而且你每一个情况，对于中国和外国的情况都谈得非常清楚。我有一个建议，因为今天我看这些同学都是非常年青，可能有些同学还没有毕业。所以，您今天讲这些特别的好。但是，他们没有决策权。比如说，你找一个重要的人说，有决策权的，把这些问题改了，有没有这个可能性。

我在美国生活这么多年，我们学会一点，就是看到不对的东西，我们要想办法去改正它。刚才您讲的过程中，我一直在想，我今天来参加你这个很好的报告会，我要给你提一点比较中肯的建议。 我认为，你讲的这些话，水平相当高，符合中国的国情。所以，你在第一条上面就说了，是不是这些海外留学生能够参政议政，这一条特别好。我更具体一点的说，希望你能在我们的中央党校去讲讲课。给那个省委书记班、还有各省长的班讲一讲，这些省委书记，这些领导一呼吁，那我们中央领导就得注意了。第二，国务院有一个参事司，就在中南海的边儿上。我看你去做国务院的参事没有问题。我感觉到，你很多话已经说到嘴边了，但是下面就不好展开。我想你以后把有些话就跟那些省委书记、国家领导人谈，感动了上帝，结果你刚才说的话就会付诸实际了。

还有一点，我觉得你没有说。因为我在中国来投资，我见到很多情况，下面的领导、上面的领导接触都特别多。这些领导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说我们这个人才不是最重要的。主要是这个人要听话，那也就是说会拍马屁。所以，现在一个一个的贪污，一个一个其他的问题出来，就是在机制上没有解决问题，这些人才就没法利用起来。

所以，我是说，您一定要给我们找机会，不断地向中央领导呼吁，给有关的省委书记要说，我们要人才，我们要既有德又有才能的人才。如果不把这个问题重视，都是一些没有才能，而又爬到最高的职务上，就算中国现在再繁荣，以后也会出现问题。

所以，我今天很感谢王教授。我觉得您今天讲得非常好，过去不认识你，今天跟你交个朋友。

王辉耀：你说的非常好。确实，我们不光要在学校里面谈这些观点，也应该更多的跟政府建言献策，包括跟媒体沟通。我觉得他们也非常愿意帮助传播。我们现在实际上已经在做了，我们的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实际上就是一个智库，经常给中央提一些建议。我去年还做了中组部国际人才竞争战略专家组组长，给中央写了一系列的报告，包括中组部后来推出的千人计划，都跟这个有关联。今年8月份我还到中组部做讲座。他们现在也都开始重视。但是确实是还不够，还需要更多的重视。今后需要做的工作还很多。

教育是每个人要差异化，才有发展

提问3：这位老先生提的建议非常好，我拔高一点。我听百家讲堂上讲唐朝为什么那么兴盛？李世民跟他宰相说，你别的事不要管，你选那些比你还要好的人才做就行了。我觉得选人才的事是总理干的。我昨天也去参加钱老的追悼会了，我也注意到钱老生前最后担心中国大学出不了人才。他回忆在加州大学那段学风非常好，就是那种创新型的风气。您也在国外上过大学，我想请您谈谈大陆的大学和外国的大学有什么不一样？

王辉耀：我确实觉得学校的教育对一个人的创新思想培养是非常重要的。我是1980年代出国，读MBA，当时还不知道是什么专业。到学校以后学习方法也不一样，上课都是大家都发言，老师也没讲多少，大家都在讨论。我第一学期下来，成绩非常不好。我就问老师为什么我的成绩不好？他说你上课发言太少了。我觉得在中国就是这样做的，规规矩矩的坐着，老师在上面发言，你不应该主动。但是在西方不发言是不对的。第二，发言了，你说什么也是很重要的。我在中国学政治比较多，发言的时候把政治的老底子就用上了，每次开口都是说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后来老师听着就烦了，说能不能一分为三为四？我说是马克思说的，他们就笑了。在他的教育里是没有什么权威的，没有统一思想的。他希望大家有所不同。就像你说的钱老，他回忆加州学院的时候，在课堂上、在学校里弥漫着创新，每个人都要不一样，每个人要差异化，大家才有发展，如果大家都是同质化，大家说的都一样，学的都是一样的课本，说都是一样的事儿，有想法也不敢说，我觉得不好。

我觉得国内现在大学改革，非常重要的一点，首先要允许有不同的办学方式。现在是统一的办学大纲，全国统一的课本。我觉得不一定。要培养创新的人才，我觉得教材、教学模式、教学特点都应该不一样。中国政法大学，前两天我还来这个图书馆参加商学院的讨论，商学院现在刚刚获得MBA的招生资格，我也是政法大学商学院的兼职教授。我说政法大学的MBA，要办出特点，比如说法商结合。这样就有差异化，跟清华、北大就不一样了。中国最缺乏的是创新型的人才，如果中国不培养创新型的人才，在世界经济链中，可能永远处在制造打工的地位。我们有很多的硬件，但是永远是我们越打得多别人越富。因为我们只赚了5%，95%的利润都在外面。

所以，我觉得我们面临的确实是一个人才危机，虽然有很多的初级中级人才，但是我们的创新型人才非常缺。这是我们目前需要克服的。

开放双重国籍是大趋势

提问4：您跟高层接触比较多，我学法律的，假如中国有一天恢复了双重国籍，是对所有的民众开放，还是对某些高科技人才，或者所谓的国际人才评比以后再开放？发放了以后，怎样控制？

王辉耀：双重国籍的问题，前些年东南亚确实有一些顾虑。东南亚50年代出现排华现象，因为东南亚国家担心中国输出革命，为了不让当地的华人为难，当时中国人就不承认你双重国籍，就把这些华人解围了。这已经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儿了。今天中国已经开始强大，跟东南亚国家关系都非常好。但是，回避这个敏感，可以采取印度的模式，就是对等承认。就像我们国家跟很多国家签订避免双重税收一样，比如加拿大承认，我跟你加拿大承认，英国承认，我跟你英国承认。实际上我们现在呼吁双重国籍最多的，主要是在发达国家的留学生，或者已经入了美国籍、加拿大籍的人，在东南亚国家的人的要求还不太强烈。对此，印度的模式，或者香港的模式都是可以的。还有，在中国大陆出去的，以前祖宗几代出去到东南亚的，不一定开放，就是只对在中国大陆出去的人，有好几个办法可以做这个事儿。

我们现在处在一个越来越开放的社会，互联网时代贸易的边界没有了。中国进入WTO这9年时间，中国的国际贸易翻了三四倍。中国留学生2001年以后出去了100多万，中国人出国大部分是加入WTO以后出去的。所以，我觉得开放没有什么太大问题。而且中国的外汇储备上涨到2万亿，也是中国进入WTO后的增长。所以，我感觉到开放带来更多的好处，带来更多的交流，而不是失去控制。

提问5：最近毕业于清华大学在美国获得了地质学博士的浙江大学讲师跳楼的事件，他作为留学人才被引进到浙江大学，但是待遇没有跟上，每个月工资也就是4000块钱。他的爱人还待业在家。像这种水土不服的情况，王教授有什么评析？还有，现在很多海归回国以后变成了海待。也请王教授评析一下。

王辉耀：浙江大学的归国博士跳楼事件虽然是偶然事件，但是也反映了一些问题。人才回来以后怎么用好也是一个问题，我们现在不光引进人才，还要用好，还要留住。引进来安置不好，用得不好，确实有很大的问题，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博士跳楼这个事儿是一个悲剧，当然也不排除他个人有问题。方方面面原因都有，首先要从用人单位，政策上机制上、待遇上，使用人的环境上找问题，这个非常重要。

海归变海待，这个很正常。现在中国出去一百五六十万人， 80年代、90年代出去的时候非常不容易，要过五关斩六将，你要单位审批，那时候基本上靠奖学金或者是公费生。现在留学生进入寻常百姓家，很多人可以出去，考不上大学也出去。所以，海归里面也有一部分出去混个学位就回来了。所以，我不觉得海归一定就是高端人才。为什么现在叫高层次人才，或者留学人员高层次人才，就是要区分一下。出现一部分海待很正常，特别是出去读了一年就回来没有什么工作经验的人很容易成为海待。

网友现场提问：关于智库

"中国很缺乏中立的、没有利害关系的智库"

提问6：王教授您从国外回来没有回到政府去，而是在外面做公司，后来又做社会活动家，做欧美同学会2005年委员会，现在做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好的智库。您个人来讲，您觉得在中国做智库还面临什么样的困难？真正要做好的话，在政策上或者在民间应该从哪些角度做突破和尝试才能做好？第二，您刚才讲美国人有美国梦，中国人也有中国梦。能不能讲一下您的中国梦？第三，您中组部专家的身份挺好的，我不知道中组部在这方面有没有考虑？您从一个专家的独立角度，您觉得中国怎么搞好人才引进？

王辉耀：第一个问题，比如说做智库。我本人比较喜欢超前一点。比如80年代的时候，我在商务部就是原来的经贸部工作，当时大家觉得这个工作是很好了，那会儿也没有外企，商务部经贸部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有人问我为什么要出国？等我出国，先是读书，以后在跨国公司工作，后来又去香港做加拿大政府香港外派代表，后来又回到中国创业，这时候很多人才开始出国。就是我总是比别人早一步。别人没想去留学，我去了。等到别人去读书，我回来创业了。等到别人创业的时候，我又开始做社团，创办欧美同学会商会。现在社团都有了，我现在准备做一个智库。为什么想到做智库？因为中国现在特别缺乏这个。中国现在硬实力上来了，软实力要跟上去。

如果我们很多的政策不得到很好的咨询，或者很好的智库论证，一个政策搞好了带来很好的效益，搞不好带来很大的灾难。所以，政策的前期论证是非常重要的。中国目前没有什么民间的智库，有一些研究中心，一些研究院，都是政府附属机构的，预算也不是独立的。这些智库很多时候就是论证政策怎么正确，或者说怎么必要。而且相当一部分智库是属于某个部的智库，说我们这个部的项目多么重要，我们部的功能多么重要。国外的智库都是中立的，没有利害关系，让他们说你行不行。中国特别缺这个。我最近在FT中文网做了一个访谈，也在国内很多媒体写了很多文章。FT中文网前天还登了我一个关于中国智库的一个解答。我觉得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就是想发挥国内国际的人才，包括在海外国际人才的优势，发挥他们的思想，发挥他们的优势，他们跟国内的利益关联不大。所以，这是我们现在做智库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关于中国梦想的问题。我觉得中国实际上在不断的发展。我们知道，作为在文革中成长起来的一代，对我们来讲还是有一种中国情结。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我们又增加了全球视野，所以我们有全球视野中国情怀。作为见证了这个时间段的中国人来讲，应该赶上时代的潮流。同时，应该把自己做的事儿能跟国家大的发展，社会大的发展，人类的进步结合起来，能在这里面推动做一份工作。

我的中国梦就是能够跟中国，跟这个社会一起发展，一起进步，同时能在这个社会里面做一些大家还没有想到，先做一些事儿，比别人先走一步。这也一直是我自己的理念。这起码能够产生一些示范作用，起到一些影响力，带动更多的人做这个事儿，实现个人和我们国家的梦想。

阅兵之前，我在欧美同学会里举办了一个国家软实力论坛。我请了几十个专家来，就是讲我们如何打造我们的软实力，如何打造我们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撒切尔夫人讲，不要担心中国，中国可以出口大量的电视机、电脑，但是中国不能出口思想，不能出口文化。我们现在修了三峡大坝，载人宇宙飞船上天。但是我们在国际上的影响有多大？

所以，我们不光要看到国庆硬件辉煌的一面，我们还要看到软实力，中国具有国际感染力的中国理念和中国影响力。这是我下一步要做的事儿。

主持人：他的第三个问题就是你参与中组部制定的人才计划，能否再介绍一下？

王辉耀：我们帮中组部做了很多工作，新任的部长思想非常开放。我这样一个体制外的人做他们一个研究组的组长，也是比较有创新意识的。在这个基础上，还请我到他们部里讲课。另外，他们最近招聘了一个千人计划的办公室主任，这个没有工作经验的限制。所以，政府里面也有很多的开明人士，也有很多人意识到这个问题。他们确实希望看到我们智库的研究报告，而不是体制内的。因为体制内的不敢说，或者说明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大概不是这个领导的意思。所以，我感觉我们还是需要全社会的推动，除了媒体，还包括新的智库，新的学者，让更多的领导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

吸引外国人才，我们基本上没有

提问7：您刚才提到中国引进人才的时候，会有一个双重国籍的问题。但是，引进别的人才，承认别人的国籍待遇的时候，可能会波及到更多的部门，怎样留住人才，怎样使各个部门之间进行一些无缝连接，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王辉耀：中国现在确实在人才引进方面，各个部门都在做，也确实遇到很多的问题。政府现在能做的确实是一个推动政策。比如中组部出台千人计划，现在各个省也出台了千人计划。自从中组部出来以后，有七个省江苏、山东、浙江、上海、北京、广东、辽宁，中国比较富裕的沿海发达城市，马上跟上了。所以我觉得这个需要全社会带动的。

你刚才说双重国籍是否引起协调的问题，对国内市场会不会造成冲击，不会的。我们人才回归可能有50%的比例就非常理想了，国际上也是这样。但是现在我们现在可能有50%的回归率，我们还应该有20%，甚至30%的吸引外国人才，这个现在基本上没有。美国90%都是吸引外国人才。我们现在本族人才还是非常低的水准。比如我们中科院院士没有几个是外国籍。新加坡请了十几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在新加坡工作，我们请了几个？这个方面，我觉得应该解放思想更多的吸引外籍人才。这一块的管理，我觉得不是问题。奥运的时候，外国人不是管理得很好吗？我觉得关键是开放吸引人才进来。

越讲规则的环境中，海归越有用

提问8：您刚才所讲的内容主要从宏观的角度说明了一些国际人才竞争当中的一些态势和中国面临的威胁。作为人才竞争的主体企业，凭借您对留学人才的理解，如何对我们企业吸引和挽留高层次人才发表一下建议？

王辉耀：中国确实要形成企业吸引人才。中国面临的问题是能够吸引高层次人才，或者海外人才，现在大型的国有企业，比如中国的500强企业，在这个方面做得很不够。中国的人才市场还没有流动起来，国资委前几年才开始实行面向全球招聘。原来还是只招副总，去年有三个国资委的大型企业第一把手拿出来招聘。所有的副总去年都限制国籍，今年不限制国籍了。但是还是很少。所以，企业引进人才，第一我们国有企业要更多的吸引人才进来。中国民营企业现在处于一个比较弱的阶段，他们可能在资金、条件、品牌上吸引人才还有很多的难度。当然也有好的民营企业，比如联想、TCL、而也在引进人才。但是，怎么样引进来，用得好，留住也很关键。

还有很多人说海归回来水土不服，没有什么用。确实是这样的，有一个公司说我们公司聘了一个海归没有什么用，连工商局都搞不定。但是为什么会这样？以前跑工商局靠关系，后来工商局做改革，就是以后成立公司，规定必须得批，跑不跑都要靠批，这样一来海归就有用了，就是越规范的环境中，海归越有用。

所以，我们面临两个问题，一个是我们要改良土壤，另外我们要引进更多的国际化人才。这就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你如果觉得人才少了土壤没法改变，土壤没法改变就引进不来人，引进不来人你更没法存活。所以，社会的进步、企业的进步，包括用人的进步，也是水涨船高。

主持人：我也问一个问题，承认双重国籍，有一种反对论调说，承认双重国籍对外资人员不利。因为我们改革开放30年吸引外资，其中多是华资。华资变成外资之后可以享受超过国民待遇，比如说可以税收减免，有些地方政府给地都不要钱，涉外的员工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也是4800元起点，承认了双重国籍，外资的优惠就没了。所以，这些人就成了强烈反对承认双重国籍的阵营。

王辉耀：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们现在已经慢慢实行国民待遇，跨国公司跟中国公司的税收已经都已经持平了。现在中国也要过了这个阶段，低税收、三减两免，这些政策已经完成它的使命了。现在没有拿到中国国籍的比如买房子买不了，买车也买不了。我觉得以后随着中国不断的改善，税收待遇标准就越来越统一。本来就应该统一的。过些年，我觉得会趋于同步。这个世界越来越国际化，国际人员会越来越多。

成为人才，是要在实践中留下经得起检验的东西

提问9：今天讲的主题是国际人才竞争中的中国机会。我们各位在校学生的机会怎样？

王辉耀：对于中国今天的大学生来讲，我也经常去很多大学做报告。我很多大学生的寄语是世界眼光，中国情怀。我们生活在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必须像小学课本上的标语样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就是你一定要跟国际的大趋势结合起来，包括计算机技能，外语，基本的管理技巧，沟通的技能，包括跟人打交道，跨文化沟通，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的。所以，如果你掌握到这些，以后在职场上肯定会非常得心应手，如果你得到很好的机构的承认，在其他单位也会很好。

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培养有职业道德的，有公信力的，注重自己人生的信誉品牌。实际上每个大学生都是自己的品牌，你一定要把简历上的每一行都仔细推敲，不是字面上推敲，要在实践中留下经得起检验的东西。你有很好的努力，很好的经验，很好的学历基础，再加上国际眼光，你成才的道路就给越走越广。

政府、企业、议会，民间智库会是第四力量

提问10：中国民间的智库，他们的生存状况并不值得乐观。作为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的创办者，你们是如何吸引到人才的？有些制度上的障碍，民间智库如何突破制度方面的瓶颈？

王辉耀：我们这个智库从人才上来讲，要找到人才也比较少。我去国外做了一些考察，发现智库的人才很多是观察学上的人才。美国的智库很多是从政府出来进入智库，很多是大学教授出来进入智库。中国现在往往一个人在一个部门一呆就呆一辈子，在研究院就在研究院，在政府就在政府，既在政府做过也在企业做过的人才非常少。我自己是做智库的，这三个部门都做过。我觉得现在中国要找这样的人才比较少，就是对观察学比较熟悉的很少。

还有一个组织的人，熟悉智库的运作，专门的研究。中国现在慢慢开始逐步有人转到这个领域上来的，特别包括社会科学专业的人。谈到我们的组织，实际上我们找到了一些志同道合的，我们经常在欧美同学会，跟很多人打交道，发现很多人是愿意做这个工作的。我们现在大约有20个人，现在也欢迎更多的有志于这个领域的人参与。我想这个事儿做起来，对中国的影响有很多积极的作用。我们也有很多的课题，比如给中组部做了一个课题，跟侨办也做了一个课题，海外华人专业社团如何跟国内嫁接影响。还给一些地方做了一些课题，这是中国现在越来越需要的。我觉得把智库做好了，这样可以避免在决策方面少走一些弯路。这个会是中国以后第四力量，除了政府、企业、议会，这是第四个力量。这一块还是刚开始，我觉得有很大的空间。

提问11：我是去年7月读过您的《开放人生》。我们现在面临一个困惑，一个是就业，另外就是生活成本，比如说买房，我们的压力比较大。在困惑的情况下，我们怎样才能保持一种积极的开放人生的态度？

王辉耀：《开放人生》主要是为大学生和白领写的书。我总结了大概200多人成长发展成功的经验，我感觉开放的心态非常重要。我们确实生活在一个充满压力的时代，充满各种困惑的时代，自己很多时候很难完全把握的时代。越是这样的话，你越是要开放，面临就业、生活，包括买房压力的时候，就要很好以设计自己的人生路径。人生的路径就是这样，必须要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来，要有阶段性的目标，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什么，第二个五年计划是什么。你做的时候，要参照别人的经验，同时要和人家很好地交流。包括做好的人生策划。比如我想做律师，假期里面我拿几个假期实习，获取我的律师事务所的经验。如果我想去出国留学，是不是要准备GRE、托福什么的，还要查一些学校。我要去政府，是不是要做一些团的工作，做一些学生组织的工作。我觉得要跟你自己必须有一个目标，然后还要付诸行动。现在是一个充满机会的时代，也是充满挑战的时代。你怎么把握机遇，抓住时间，抓住机遇。

你在大学读书，应该有很多的机会，或者有很多的方法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我不担心，我觉得你看准了，应该能够成功。

主持人：谢谢！我觉得这种开放人生不但是应该成为我们个人的气质，也应该是成为我们整个国家的气质。这样可能每个人都能够有可能实现自己的梦想。非常感谢王老师的演讲，感谢各位的参与。燕山大讲堂是由腾讯网腾讯评论承办。因为有很多新朋友，我来介绍一下。我们腾讯评论有七位同事，做了大概五个产品。燕山大讲堂是其中之一，每周六下午都在这个地方，有的时候嘉宾时间有调整，可能偶然换一次时间。我们还有一个产品，每天都做的今日话题，今日话题的口号是“用常识解读新闻“。每天发在腾讯网首页最中间的位置。我们还有思想博客，还有对每日的评论推荐与更新，我们还有论坛，思想有家，民生日记以及燕山大讲堂的论坛。 我们的工作需要每位网友的积极参与！谢谢你们。

王辉耀：谢谢主持人！我觉得今天的论坛大家提了很多很好的问题，我也学到很多东西。我想这种交流是非常有意义的，腾讯的这种交流是非常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