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郭廷以（量宇）原来并不熟识，彼此之间有正式接触，应当是在1957年8月朱家骅因病辞去“中研院”院长一职，不久胡适从美返台接任之后，郭廷以当时是中研院近史所所长。至1962年前后，因福特基金款项分配问题，郭廷以遭至台大历史系几位著名教授的攻讦和杯葛，出于多方面原因，郭廷以欲辞去近史所所长一职。他到台大医院与病中的胡适谈了许久，留下一封辞职书。
虽然郭廷以“辞意坚决”，但胡适他对说：“你的辞职，我不算数的”。然而，事情又并非那么简单，郭与“北大派”的矛盾由来以久，最早要追溯到1955年前后朱家骅聘郭廷以为近史所筹备处主任（嗣为首任所长），著名考古学家李济以及史语所出身北大的一些人，对于新设近史所和郭首任所长表示轻蔑或不满。在他们看来，“朱家骅请郭先生筹备近代史研究所根本是个错误，他们认为朱家骅不应找‘南高’的人，应该找北大的人来负责。后来史语史很看不起近史所，史语所所长李济与郭先生的关系非常差，李济认为近代史研究所充其量不过是史语所里面的一个组，没有必要成立一个所，即使要成立研究所，也应该由史语所派人来主持”（参见《郭廷以先生门生故旧忆往录》，中研院近史所2004年4月出版，页262—263。以下未注明者均同一出处）。
实际上，“这些对近史所与郭先生的质疑，完全是一些学阀基于本位主义，不乐见新机构成立所致”（林忠胜语）。之前有一种说法：中国学术派别向有南北之分，早期有所谓的“南高”、“北大”，即南方的南京高等师范，也就是后来的中央大学，北方则是北京大学。郭廷以毕业于国立东南大学，1928年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员，1930年任河南大学历史系教授，1932年任中央大学历史系教授，1948年任台湾省立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因此，史学家张朋园这样说：如此分法，郭廷以算是“南高”这一派，而李济、黎东方、姚从吾、吴相湘等人都是“北大派”了。
胡适与郭廷以素无渊源，对其为人与学养并不了解，那时他还在美国。1957年7月20日，他在给赵元任回信时表示，自己对郭的情况一无所知“……中研院新设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的筹备处主任郭廷以，最好能够出来走走。但我不知道他的学历，《大陆杂志》上曾发表他的几篇文字。中国史学者有个吴相湘，是北大的高材生，是孟心史（森）的得意学生，现在台大教历史……郭廷以的学历及英语程度，我也可以向李定一打听。”
朱家骅之选中郭廷以为近史所筹备处主任，除其专业造诣之外，还有两个原因：一是郭与朱交往已久，彼此了解。朱任教育部长时，郭当过教育部边疆司司长，也算是老下属；二是郭与周鸿经为莫逆之交，朱为院长时（一直为代理，作者注），周是中研院总干事，经其推荐，再加上朱、郭二人先前的关系，郭首任所长，似亦可得到解释。胡适回台接任院长后，“也在史语所内一些大老的影响下，对近史所及郭先生有些疑虑”（林忠胜语）。
1959年3月下旬，蒋廷黻院士从美返台，从胡适的日记看，应当是回来参加中研院评议会的。然而，就在蒋院士抵台前两天，即3月18日，台大历史系教授吴相湘和师大史地系教授王德昭二人联名致函胡适，洋洋洒洒，十行信笺写了七页半纸，表达了对近史所和郭廷以的强烈不满。吴、王两位教授之在这个时候给胡适写信，自有玄机。因为蒋廷黻返台对他们来说是一次绝好机会，于此既能提出对近史所和郭廷以的批评或指摘；同时亦能顺势表达内心并非“消极性”的真实想法，避免给人以一种“个人成见门户观念”的印象。
此信首先指出近史所四年来唯一的印刷品《海防档》，“不仅标点错误，尤其第一册里粘贴小纸条，更传为奇谈！是不是负责人对史料缺乏认识，才发生这种现象呢”？接着，提出要胡适聘请蒋廷黻来主持近史所所务，其“积极理由”之一为：“依研究院惯例，各所长均由院士担任，近史所在目前尤系国际视听，由研究院研究近代史之院士蒋先生出任主持，顺理成章”，更有，“国内外治近代史者多出蒋门下，如蒋出任斯职，必先声夺人，众望所归”，如此云云，共五点。
一套六百万字的《海防档》出现标点错误，显然是编辑人员的疏忽和大意。两位专家予以指出，无可厚非。但由此推测“负责人对史料认识不足”，甚至是“对于先生（指胡适，作者注）以及许多前辈三十多年要将汉学中心定在中国的努力，实在是一极大的侮辱。甚至使我们研究近代史的人在国际上也抬不起头来了”，提升到如此高度，好像没有这个必要，胡适大概也不会这样认为。至于各所长均为院士担任，事实上，在当时除史语（李济）和植物（李先闻）两所外，其余五所的主持人均非院士。而谓治近代史者多出蒋门下，亦与事实多有不符，至少“吴、王两教授，恐即非出于蒋门”（吕实强语）。吴相湘与王德昭是研究中国近代史颇负盛名的专家，在台湾史学界有相当影响，此信所造成的冲击波可想而知。果然，“后来也一度谣传，有人急着要胡院长把郭所长换掉。甚至后来听说蒋廷黻想回近史所工作，量宇师心胸非常开阔，他也曾准备把所长职位交给他”（赖泽涵语）。
这一年10月29日，郭提出请辞。胡适问明情况后，对秘书胡颂平说：“我还是要留他。我过去是不认识的，后来看他写的《太平天国的立法制度》，我知道他是很用功的；尤其是他在这个场合中那样忍耐的修养，只有他才可以撑得下去。”第三天，郭赴胡适处，林致平（1958年新院士，后为数学所所长。作者注）也去了。胡适留他们一同午饭，并说：“从前在北大时，人家把北大教授分作浙江派、安徽派，浙江的人才多，安徽只有陈独秀和我。我是一向超出党派的，所以我对他们说：只有狐狸是成群的。你看狮子、老虎，它们都是单独出来的；要打仗，也都是单独打仗的。我一向避免了党派，从无成见的。到此后，听说有人把人家分为南高派、北大派、清华派，我觉得非常奇怪。”（以上参见《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湾联经1984年5月初版，第八册，页3012—3013）
郭廷以第一次请辞未得胡适先生同意。这次“福特基金分配问题”又引出郭的第二次请辞，看来是去意已决。之前，他给胡颂平电话，说“受不了精神上的痛苦，现已决定要摆脱了”。并托胡颂平代告先生，让他“有个准备”。这时胡适已住进台大医院，他对胡颂平说：“这事是他一手和福特基金会初步接洽的，现在咨询会还没有正式成立，这时候怎么可以摆脱？……这时求去，给外人也不好看。当初量宇和福特基金会初步接洽时，就有人写信去破坏他，真怪，真怪！”
福特基金是在1960年11月提出申请的，一年之后获得通过，1962年1月正式实施，第一期是十五万元三千美金，第二期是二十六万八千美金，是两个“五年计划”。二战之后，西方的重心转移到了北美洲，美国政学两界对1949年中国的政治巨变感到非常纳闷：中国是一个文明古远的国家，何以轻易的就被马列主义征服了（张朋园语）？美国学者“决心深入研究，寻找答案”，但此时中国大陆已关进竹幕，美国学者如何得到中国社会的亲身体验，“台湾是唯一的选择”。推动美国学术界与近史所进行合作的两个关键人物，一位是哥伦比亚大学的韦慕庭教授，另一位就是哈佛大学的费正清教授。而之前，介绍郭廷以与韦慕庭相识、并成为朋友的人，则是郭的老友、在美国的何廉先生。1958年，郭应美国国务院的邀请，曾经访问过美国的一些大专院校。
这次福特基金补助下来之后，姚从吾、李济、刘崇鋐等人向胡适提议成立一个咨询委员会，其真实用意是这笔钱应当是整个台湾史学界的，不能让近史所独占，胡适几乎被他们说服。郭本人也知道“这么多的钱会引来许多麻烦是一定的”，因此当初与福特基金会洽谈时，便主动提出：五年计划的动支，由院长监督，所有的报表由院长过目。“但胡适院长也是怕麻烦的人，表示不愿介入，近史所自己管理即可。但突然间胡适院长改变了主意，要求组织一个包括学术界更多学者的管理委员会”（参见《走过忧患的岁月》，中研院近史所1995年初版，页101）。王萍当时是申请福特基金经办人之一，认为这是“李济给胡院长的压力，因为胡适先生未就任院长之前，李济代理院长，他权力最大，说话的声音最响、最具份量”。张朋园也认为：郭先生挖空心思争取到这笔钱费，没见到人来帮忙，现在有钱了，大家都要来分这一杯羹。
尽管如此，郭廷以还是就此事发表公开谈话，并刊于《中央日报》，其内容为：此项赠款十五万三千美金，分五年使用。用途有三：第一，用于帮助近史所购置国外图书资料；第二，用于帮助近史所在人员海外进修，每年二人；第三，用于帮助近史所人员从事专题研究……这笔款项将不完全用于近史所，必要时也愿意帮助其他研究近代史的学者，或在研究方面及海外访学。研究的范围，可分为：一，清末，即十九世纪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社会制度及思想；二，清末，即十九世纪的中国国际关系，包括中美、中日、中俄等。
没有想到，胡适聘请的咨询委员会委员、台大历史系教授姚从吾，看过报纸之后，即赴台大医院见胡适，表示不满，提出辞去咨询委员会委员一职。而三天前，即1961年12月24日，姚与胡适商谈咨询委员会人选问题，还说过：近史所应该够得上一个国际水准，够得上国际水准，他们愿意担任咨询委员会的委员，不够水准，他们是不愿意担任的（参见《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十册，页3846）。姚提出辞职的理由是：这笔款项的分配与之前胡适对他们说的有所不同，即福特会愿意以三分之一的款项用于帮助近史所以外研究近代史的学者，而郭的谈话只是说在必要时帮助所外的人，“那末他不愿意，就可不必办了”（姚信原语）。
实际上，胡适并没有对姚从吾他们说过以上的话。有人去查阅这方面的记录，未见任何文字。胡适只是在1961年5月回函福特基金会时，说过“海外进修人员，于近史所内遴选之，但遇有语言及其他特殊条件，亦得于所外遴选”这样的话，哪来的三分之一款项用于帮助所外研究近代史的学者呢？“然而姚先生却竟因此而谓郭先生这也是一种愚蠢的表现，并表示别人也认为说他无领导的能力与知识是对的。这实在太过分”（吕实强语）。姚从吾说的“别人”是吴相湘。接着，吴相湘也在报刊发文质疑郭廷以，标题是《为甚么要回避民国史的研究》，直指郭所说福特基金所用于的“研究范围”，为什么只将清末即十九世纪列为重心？其实，这个问题胡适心里最清楚不过了。
1962年1月5日下午，蒋梦麟去医院看望胡适，他听说外面有人批评近史所只研究到清末的闲话。胡适对他说：“所谓近代史从什么时期开始，有两种说法：一种是从明末耶稣会到了中国开始，到现在三百多年；一种是从鸦片战争开始，到现在一百五十年。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为什么不研究民国史，就是材料不易看见，譬如国史馆里收有蔡孑民先生的信札几百封，孙德中想向罗志希（即罗家伦，作者注）借出来钞下编入蔡先生的全集里，罗志希就不答允，又如蒋先生保留的材料最完备，他在民国历史中最重要，但谁能看到这一部分的材料？这个时候写民国史，谁肯作客观的判断？”经胡适这么一说，“蒋梦麟明白了”（参见《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十册，页3852—3853）。
为了一笔资金分配问题，竟引起三两位台湾史学界具有泰斗地位之人物的攻讦和杯葛，再加上所内某位大老的默与，“郭先生似乎已陷入四面楚歌，除毅然请辞之外，还有什么良途呢”？说起来，姚从吾与郭廷以还是河南老乡，他们相识很早。台大教授们对郭廷以不满，其中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认为在所内郭对中大、师大出身的研究人员比较偏心，因而“台大对他满失望的”（贾廷诗语）。实际上，这也完全是一个误会。当时为挽留郭廷以敦请胡适先生不要批准请辞的人当中，有好几位就是台大出身的研究人员。
台大一些教授（毛子水、姚从吾、沈刚伯）去看望胡适，谈及郭廷以请辞一事，某位教授劝胡适“索性这次就批准吧”，但胡适内心并不愿意。“因为胡先生知道他（指郭）递辞呈一定与福特基金的事有关，而获得福特基金的补助，是证明他创办近史所有了成绩，所以得到国际的支持，假使因为办的好而不安于位，太没有公理与正义了”，而所里大部分研究人员都不愿看到郭先生辞职，福特基金会重要成员之一韦慕庭教授正在近史所访问，得知此事后，给胡适写信，说“能够胜任近史所所长一职，除了郭廷以，没有第二人选”。
胡适毕竟是胡适，“他毕生都守着自己的信条、忠实于自己的理想，实事求是，不偏不倚”。1958年4月，胡适从美返台正式接任中研院院长，在聚餐欢迎会上，有人问胡适：今后领导中研院有什么新的方向？胡适说：我生平最崇敬的人是蔡元培先生，蔡先生的思想与做法是秉持无为主义，从不干预行政。我自己一向效法蔡先生，不论任驻美大使也好，任北大校长也好，从来不干预行政。你们问我有什么方向，我可以告诉各位，我没有什么方向，我是以各所的方向为方向，我做院长，只是用这个职位协助大家解决问题，以及协调各所之间的异见……尽管这件事的发动与参与者，以及提出批评和建议者，都是他的学生，“但最后他仍然断然的作出自己的裁决”，请胡颂平把辞职信退给了郭廷以。于此福特基金风波，即告平息。这时是1962年的1月，一个多月后胡适就去世了，接任者是王世杰。
刊于2009年11月26日《南方都市报》历史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