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内地读者可能知道林海音是台湾的一位著名作家，根据她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城南旧事》，曾经家喻户晓。实际上，她还是当年名噪一时的《纯文学》杂志的创办人。这份标榜于纯文学、与政治无涉的刊物，创办于上世纪60年代中期，前后存活了5年零3个月，后来却因一桩政治案件而“自废武功”，一夜之间，在台湾文学界销声匿迹。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白色恐怖”气氛渐次达到了顶点。所谓孙立人案以及雷震案，是台湾当局以“匪谍罪”对某些持不同意见者的一种政治构陷。如果说，孙立人与雷震等人作为国民党高官，在政治上与威权体制渐行渐远，以当局的逻辑，对其惩治尚犹可说也，但在文化新闻界，当时“人人自危”的状况却又令人痛不堪言。以港台著名作家王敬羲先生(梁实秋的学生)的回忆，“文化人朝不保夕，被捕入狱者多不胜数”，其中有柏杨(作家)、崔小萍(媒体人)、陈映真(小说家)等，及至1971年，随着著名报人李荆荪锒铛入狱，林海音等人为了避祸，不得不进行自我了断，一份对台湾文学发展颇具影响力的文学杂志，就这样退出了人们的视线。

我与王敬羲先生是忘年交。在他罹患直肠癌病逝的前几年，有过数次见面，并有听他谈论不堪往事的机会。说起来，林海音的《纯文学》诞生于台北，同时却另有一个香港版，主持人就是她的朋友王敬羲。然而，杂志办到第五年，即台湾《大华晚报》总主笔李荆荪因“匪谍罪”被捕那年，王敬羲因事到台北，下榻台北中国大饭店，一天清晨，他突然接到何凡先生打来的电话，语气十分紧张，言称：必须立即见上一面。

何凡是林海音的丈夫，《联合报》著名专栏作家，“平时给朋友的感觉是非常平易近人的，那天的紧张谈吐，殊非寻常，令我意识到有事发生了”。两人甫见，何就对王说：林海音有话跟你谈，她没有来，我来替她说……原来，李荆荪被捕入狱，表面上是“匪谍罪”，实际上是他的“星期杂感”专栏那些文字，才是获罪的真正原因。这一切，让林海音深感台湾“白色恐怖”日甚一日，整天提心吊胆的，何凡痛心地说：“《纯文学》办不下去了，林海音办这个刊物，熬夜校对眼睛都快瞎了。……这些还不算，政府在拉人坐牢啊！李荆荪给拉进去啦，你在外面想必已经知道了，早些天，主笔团还在一起吃饭，第二天就把人拉进去了。说拉就拉，说判监就判监，谁还敢办刊物？现在林海音手中还有一批稿件，再出多一期台北这边就决定停刊了，香港那边你自己酌情处理吧……说完这些话，何凡紧张地站起身，“说了句‘我先走了’，转眼就不见了人”。

我不知道王敬羲先生当时内心的感受是什么，只是他本人并不想放弃香港版的《纯文学》。果不其然，台北版的《纯文学》不久真的停了刊，香港版的《纯文学》则从月刊改为双月刊，“出至六十六期才停”。实际上，只比台北版多出四期而已，个中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包括资金等问题。不过，王敬羲是一个无比执着的人，曾被友人称为“文坛斗士”。时隔26年后，在香港艺术发展局的资助下将《纯文学》复刊，在他内心深处，一直对林海音当年为避其祸，不惜“自废武功”而耿耿于怀。

或许处境不同，人的思维方式多有差异。但对于“一本文学刊物居然是受一宗政治大案的牵累”，林海音所表现出来的“惊弓之鸟”状，突显当年在威权体制下文化人的真实心态。多年以来，王敬羲一直不相信当年著名报人李荆荪是所谓“中共间谍”，其判决“不能令人信服”。在台那些年，王敬羲不仅与萧孟能、李敖等人交往甚密，与雷震先生亦有过往，他常到“自由中国社”去蹭饭，因为靠得近。他说：雷案发生后，“自认匪谍的刘子英一直是雷震手下的干事，刘子英捱不住刑，认了匪谍，雷震的庇护匪谍罪名遂得成立。李荆荪案中也有一个刘子英式的人物，他就是与李同时被捕的俞某人……”王敬羲此言不虚，从当年台湾的新闻报道中亦可知，李荆荪在法庭上得知朋友俞某为获减刑作出不利于自己的供词时，当场悲痛欲绝，激动地拍胸高呼：“俞先生，良心！”最终，台湾军事法庭还是判处李荆荪无期徒刑。

复刊后的《纯文学》在香港共出了32期，至2000年12月才寿终正寝。其间，王敬羲托友人将复刊后的《纯文学》带给正在医院中的林海音。一年之后，林海音在台北去世，走完了她作为一个作家和出版人的所有路程。王敬羲闻讯后，在香港报刊撰文回忆当年与林海音在台港两地合力共办《纯文学》的往事，后来王先生将其剪报寄给我，使我亦知道了这一段令人多有感慨的故事。其中几个关键词：白色恐怖、林海音、《纯文学》，正是王先生这篇回忆文章的标题，至今过目难忘。

2009年9月20日《南方都市报》评论周刊·历史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