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苡先生来电话，告诉我，某晚报转载我的文章，就是《名门之媛陶琴薰》一文，她说看了之后，心里难过，又想起当年的往事。杨苡先生与陶琴薰在抗战时，是重庆沙坪坝中央大学外文系同学，同住一宿舍，还有陈布雷的女儿陈琏。在电话中，杨苡先生纠正文章中的一个小错误，即陶琴薰当时最要好的朋友并非陈琏，而是昆明西南联大时的许湘萍，当时她整天就听到陶琴薰说起许湘萍这个人。从陶琴薰长子沈宁从美国寄来的纪念册中，我也读到过许湘萍怀念陶琴薰的文字，其中谈及1978年7月，陶琴薰病危时，许专程从太原赶到北京看她，陶却说你不要来医院，还是去我家帮着辅导孩子，准备考大学，可见两人同窗之谊非同寻常。杨苡对陶琴薰很了解，也见过其父陶希圣，一次是在重庆中央日报社，陶先生见到她很高兴，建议毕业后可来中央日报社工作，杨苡并没有去，因为她不喜欢中央日报。杨苡先生说陶希圣先生很朴素，学问好，和蔼可亲。还有一次在南京，那时沈宁满月，陶琴薰请来好友，杨苡又见到陶希圣先生，那已是1948年了。后来陶琴薰未随父亲去台湾，成为陶家子女中惟一留在大陆的人。1957年，杨苡与陶琴薰通过信，对她“鸣放”一事持保留意见，甚至批评说：你既然没有走，在这个时候，就没有必要“鸣放”，因为那没有用。

 陶琴薰接到杨苡信后，可能有点不高兴，之后就再也没有联系。不过，杨苡一直惦念着陶琴薰，1976年曾让哥哥杨宪益打听过陶琴薰的情况。当时陶的丈夫沈苏儒也在外文局，与杨宪益是同事。然得到的消息并不确切，说是下到农村去了，杨苡就再未去寻找陶琴薰。直至多年后，才获悉陶琴薰不幸病故的消息，当时心里特别难过。杨苡先生对我说，一直觉得自己欠陶琴薰一篇文章。后来听说我写了，几次来电话，让我送给她看。我因忙未去，想起来，真是对先生失礼。我与杨苡先生相识在八十年代，那时我还是一个年轻人，喜欢写诗，先生说我写的诗有点像穆旦。穆旦，就是查良铮，著名诗人、翻译家及南开教授，是金庸的平辈亲戚,与杨先生过往甚密。杨苡先生对我一直都很关心，每次见面都要问我在写什么？甚至批评过我吸烟，把我当成自己的孩子看。在南大书时，杨苡先生和她的先生赵瑞蕻教授给我们上过课，记得杨先生讲的是沈从文。每次下课后，我和邓海南等人都会送先生回家，他们住在距校不远的南大宿舍里。杨苡先生是《呼啸山庄》的译者，与巴金夫妇是至友，与沈从文的关系也很好。我在杨苡先生家看过巴金、沈从文先生许多信的原件，还有沈从文送的字幅。沈从文一手行楷真好，清华朗润，飘逸雅淡，至今还挂在杨先生的客厅里。前几年，杨苡先生不慎骨折，我去看望过她一次。后陶琴薰的弟弟陶恒生先生从美国来，陪着又去过一次。去年，杨苡先生八十八寿，好友邓伍文兄提议为先生做寿，先生不同意，此事就不了了之。

杨苡原名静如，生于1919年，其父是天津中国银行行长。杨苡先生被认为是“五四”后受中西合璧教育的第一代中国知识女性。不过，在我看来，她之成为一名翻译家，应当是受到著名翻译家哥哥的影响不小，兄妹当年同在南京国立编译馆工作过。杨苡先生又是一流的散文家，我认为与巴金对她的帮助有关。1987年，三联出过一本《雪泥集——巴金书简》，收录了巴金于1939年至1985年写给杨苡的六十封信，其中可见巴先生的直接影响。巴金哥哥李尧林，与杨苡有过一段“若有若无的感情”。两人曾在四十多天里通过五十多封信。1945年，李尧林病故上海，才四十二岁。这时正在重庆坐月子的杨苡，接到萧珊的来信，说三哥李尧林（巴金之上有二兄二姐，依大家庭习惯，巴金称二哥李尧林为三哥）已离开了我们，不禁失声痛哭。杨苡与李尧林都爱听唱片，至今保存着李尧林当年抄给她的一份英文歌词。后来，巴金家人想把李尧林留下的那些唱片送给杨苡，杨苡先生却说：“什么时候我听这些唱片时不会掉眼泪，我再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