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创立国有企业
——专访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
在航空行业，民营航空公司——鹰联航空公司与东星航空公司，先后分别被国企四川航空公司和中国航空集团重组、收购。随之，鹰联航空公司董事长李继宁失去了对企业的控制权，而东星航空董事长兰世立的情况更是扑朔迷离。
在钢铁行业，民营钢铁大鳄张志祥和郭广昌失去了对宁波钢铁的控制权，央企宝钢入主。另一位钢铁大佬杜双华也处在失意之中，他的日照钢铁即将易主国企山东钢铁集团。
在食品行业，央企中粮集团联合厚朴基金以61亿港元购得蒙牛20%股权，成为蒙牛第一大股东。尽管牛根生紧紧握住了宁高宁的手，不过，这与他的初衷似乎已是南辕北辙。
此外，在地产、机械等行业，国有企业并购、控股私营企业的事件不断上演。除了金融危机的特殊背景之外，到底是哪些因素诱使与市场化背道而驰的“国进民退”?国有企业到底应该是怎样的存在形态?国有企业究竟应该在哪些领域存在?带着这些问题，《领先》独家专访了著名经济学家、天则经济研究所盛洪所长。
效率低，贡献小
《领先》：国企是否有能力经营好并购的民企?因为有一些发展比较好的民企也被国企并购了。
盛洪：我当然怀疑它们的经营能力。按道理讲，兼并者应该比被兼并者更有效率，但是现实却不是，兼并者可能比被兼并者更无效率。在竞争规则不公平的时候，可能是效率低者胜，效率低者就可以兼并效率高者。这样就会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国企兼并私企以后，并不一定能更好地发展。
《领先》：国有企业持续获得的高额利润对国民财富的增长有多大贡献?
盛洪：实际上，国企的发展更多的是靠垄断，靠不交租金，靠本应缴给全国人民的利润。于是出现了两个问题：第一，它们挣钱很容易，就不会珍惜;第二，这个钱不是他们自己的，即使省下来也不会留给自己的子孙，他们花钱的时候就大手大脚，非常无效率，甚至有很多腐败。例如，最近曝光的中石化花掉156万元安装一个吊灯，时任中石化董事长的陈同海每天要花4万元，他在外逃的时候还拿着几千万美元，这些都是典型的案例。国企获取的利润，不仅对国民财富的增长没有多大作用，而且有太多的浪费。说白了，他们是把本应属于全国人民的钱，毫无道理地给占据了，却不能好好利用。
《领先》：国企的利润应该如何惠及全国人民?
盛洪：这很简单，就是他们每年上缴百分之百的利润。当然，国企的利润可以再投资，可以由股东大会决定再投资。有利润很好，不过企业管理层需要向股东汇报，提议说要发展生产，哪儿需要投资，然后我们再批准他们投资。但是不能说这个决定是企业管理层来做，再投资的决定肯定要由股东大会决定。
立法创立国有企业
《领先》：“国进民退”的趋势对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转轨有怎样的影响?
盛洪：这实际上是一个逆市场化的趋势，市场化是“民进国退”。国有企业适用的范围非常小：第一，不是竞争性的行业;第二，即使是一些垄断性行业，也必须是一些特定的环境和非常紧急的状态，还有一些比较崭新的领域。其实，国企的存在是一种特殊的情况，民企的存在是个一般的情况。一般的情况下，就是一般的权利，大家都可以自由进入市场进行生产;特殊的情况是指不能没有理由就进入，特殊权利是要说明的。
现在“国进民退”的情况，说明国企又大举进入了竞争性的产业中，这是不对的。因为同样是竞争性的企业，既有国企，又有民企，但是国企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更近一些，很有可能政府在对行业进行管理的时候出现不公平的现象。还有，国企进入竞争性行业中，就是在与民(民营企业)争利。在中国的传统中，“与民争利”是一个贬义词，与民争利是坏事。中国的改革还是应该坚持市场化的道路，“民进国退”要退够，要退到那些民企干不了的领域，然后由国企来干。
《领先》：按照历史的演进，如果继续推进市场化的改革，未来中国的国有企业可以在哪些领域存在，以及以怎样的形态存在?
盛洪：改革的最终目标，国有企业不能是现在这样一种形成的程序——行政部门创立企业。行政部门是执行部门，它没有权力去创立企业。比较好的方式是，立法机关通过立法创立国有企业。立法机关必须讨论情况是否非常特殊，民营企业做不了如此这般的事情，而必须要创立国企，这是需要经过论证的程序。
具体到一些产业，包括一些比较特殊的公用事业领域;一些在科技上属于比较高难的和需要巨大投资的产业;还有一些在风险上稍微大一些的领域，一般的民营企业是不愿意冒这么大的风险。这些领域，国有企业可以存在。
此外，在市政基础设施、城市建设相关的领域，需要超前的巨额投资，而一般的民营企业是不能承担长时间亏损的，都可以由政府投资创立国有企业来运营。
作者：盛洪,宋厚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