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子

    陈云峰的确是当年国美的市场销售第一人，中经联盟搞了一年竟真搞大了。主要还是市场定位准确，抓住了房地产圈子里中坚的人群，这一群人聚一块儿也许才真的反映出了这个产业的性格。而这一伙人还真的很需要这样一个“圈子”。

    圈子，这个词儿在北京的生活里对很多人来说像是水之对于鱼。谁知道这个词原本表示“风骚女子”，绝对不凡。但今天常说的“圈子”基本上相当于北京本土版的没有严密组织和规程的NGO。

    北京是一个滋生圈子和生活里离不开圈子的城市，影视圈、娱乐圈、艺术圈、媒体圈……一个又一个看上去很美的泛文化圈，在北京这个巨大的文化中心却各行其道，各得其乐。

    我预感，未来随着家庭结构越发简单，亲戚概念淡漠和逐渐消失，“圈子”将越发成为人们离不开的东西。松散和没有利益之争的圈子是快乐的田园，但如果真如著名戏剧理论家魏明伦所说：圈子弄得好是流派，弄得不好是宗派，极而言之成帮派的话，那就复杂了。

    中国人祖祖辈辈活在乡村世界。在这个世界，每个人都处在一个个如洋葱头结构的圈圈里，圈圈有核心有边缘，每个人位置不同，说话的分量各异，多数人注定是要别人替他们说话的。不过，洋葱头里的每个人有一点是绝对一样的，那就是对圈子的依赖。

    当人们还生活在农村的时候，由于家庭既是生产单位，又是生活单位，乡村里的公共生活，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参与，但毕竟有人替他们说话，人们生活的各个环节基本上包在家庭和家族的圈子里。

    在那个时代在乡村以外的生活场景，却是一种非稳态的情景，属于无法用“礼”来约束和安排的生活情景，城市(包括集市)和江湖难分彼此，相互渗透，从来没有形成稳定的市民社会。在一般老百姓眼里，商人已经不算是好人，而车、船、店、脚、牙等特定的圈子，跟黑社会没有多少的差别(俗话说：车船店脚牙，无罪也该杀)。因此，在农村社会以外，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生活。人们一旦离开了乡村，脱离了原来的生活环境，家庭的圈子不再能包住人们的活动，原来公共生活的情景无法再现，难免手足无措，于是复制类似的圈子，江湖上的结拜，行会里的师徒等等都属此类。

    进入现代之后，城里的人似乎离中世纪很远了，离农村也很远了，但活动在潜意识里的暗流，却跟从前没有什么区别。人们不拜把子磕头了，但不靠上个小圈子心里就不塌实，没有办法寄托自己的情感，甚至没法子给自己找乐。小圈子无形中成了家庭和家族结构的替代品，难免在行动中以小圈子为依托，动机和冲动，是非和曲直，全以小圈子为准。如果说过去的中国人，家庭具有价值观的意义，那么，现在的小圈子，也有半个价值观的分量。

局

    再来说说“局”这个词儿。老北京语言丰富，一个字往往含有不同的意义，“局”就是一例。

    都说北京坟多，其实局一点儿也不少，火器局、蜜贡局、连点心都有勃勃局。自从清代的局取代了明朝的厂，作为专业机构的局就在北京扎根发芽。于是，北京就有很多叫“局”的地名，越是老地图，上面的“局”就越多。侯仁之老先生主编的《北京历史地图集》里的“明北京城”地图上，仅“万岁山”（今景山）以北，就有“兵仗局”、“织工局”、“巾帽局”、“织染局”、“火药局”、“酒醋面局”等。其中许多“局”沿用为近代胡同名，如“织染局胡同”、“火药局胡同”等。这些“局”是在皇城圈儿里的，圈儿外也有专为皇家服务的“局”。比如北城根儿的“酒醋局”，是明代宫廷的“外厂”，即生产御用酿品的工场、作坊。其所在地就叫酒醋局胡同，后改叫国旺胡同。北京还有一些地名因与明代官办金融机构有关，也称为“局”。如东四北大街的香饵胡同里有“宝泉局”，就是大明朝廷铸造钱币的地方。

    民间有些行业或集市，在老北京嘴里也称“局”，比如“果局”、“帽局”、“药局”等。近代北京最有名的“果局”在德胜门内的果子市大街，是京西、京北果品的集散地，并因此得名“果子市”。

    老北京的市场上常常为了推销出去一个物件儿，买东西的哥儿几个多是亲戚或“发小儿”，事先商量好招数，互相配合，有卖的，有做“托儿”的……老北京人称其为“做局”。

    前几年人们常说，到了北京才知道自己官儿小。谁也说不清在北京的局级干部有多少。有人说，怎么也得上百万！即便您不是局长，饭局您总上过吧……哈哈。
　　
    所有种种这些“局”，不管是官署、行业，还是当局长，都得讲究一定的规矩，彼此间有所约束，称为“局气”。大院里的孩子，不论是跳皮筋、丢手绢，还是玩“藏猫猫”，也都要遵守一定的规矩。“不跟他玩儿--他不‘局气’！”您瞧，老北京人说话，不懂规矩，连玩儿游戏的资格都没有呢。

2009-11-27参加了新浪1000人大PARTY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