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GDP到人类发展指数HDI，人们总是对它赋予过多的政治期待。作为评价国民经济发展的统计性指标，果真具有如此巨大的政治魅力吗？笔者对此提出相左的看法。
茅于轼先生在他的《从GDP到人类发展指数HDI》一文中写道：“由于财富生产的巨大增长，我国已经今非昔比了，国力极大地增强，生活极大地改善。财富是什么，它是指可以变成任何一种商品或服务的消费能力。国家财富的增加意味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所以GDP非常重要。所谓发展是硬道理，主要就是指财富的增加。”“然而GDP显然不能概括一切。比如它不能表示财富的分配状况，是不是有人很富，又有人很穷；它不包括环境的好坏，破坏环境并不影响GDP，有时候甚至还有利于GDP的增加。为了寻找一个更能够全面表示百姓福利的可测量的指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出了人类发展指数，英文缩写为HDI。”“人类发展指数包括三方面的评分。一是按照购买力评价的人均GDP，二是人均教育水平，三是平均寿命。将这三方面的评分，加权平均后得出HDI指数。该指数介于零到一之间，分数越高表明发展程度越高。然后在全世界各国中排名次，既能够看出一个国家与其他国家比较，在综合发展水平上的相对位置，又能看出跟他自己的过去比较是进步还是退步。HDI比人均GDP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它不像人均GDP可能掩盖了收入水平的巨大差异。”
如果茅于轼先生单纯谈论‘从GDP到HDI ’也就罢了，但其话峰一转，将矛头转向政治问题上：“现在最穷的国家集中在非洲，他们之所以穷主要是战乱不断。其实就是政府不顾百姓的死活，争权夺利。即使没有战乱，强大的政府干涉百姓的权利和自由，也是贫困的主要原因。中国人民对比改革前后，对此深有感受。当今世界上还有一些政府不尊重民权的国家陷于贫困而不自觉，还在坚持自己的“革命路线”。相反，当今富裕的国家都是民权得到尊重的国家，政府的权力受严格限制的国家。贫困的根本原因不是资源不足，不是科技落后，不是贸易条件恶化，而是政府的不适当干预，人权得不到保障。”“这一点（中国）和世界上一切HDI落后于人均GDP的国家是一样的。”足见，‘从GDP到HDI ’只是个说话的由头，以HDI做出政治划界才是其政治用心。
且不说，人类进入市场经济三百年来，西方大国按照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扩张殖民统治、发动两次世界大战、划分世界版图，早已把所有民族国家的发展空间与市场瓜分、控制。即便到了今天，在世界贸易涉及发展中国家至关重要的发展议程时（终止富国倾销产品；停止世贸放宽投资、竞争及政府采购自由化的建议；改革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当发展中国家需要更大的自由度去调节贸易政策有利市场运作、以实现多项发展指标时，当发展中国家的这些特殊需要与他们的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西方国家更是横加阻挠，拒绝更改有关的世贸规定。以致2003年在墨西哥坎昆召开的WTO第五次部长级会议无果而终。有鉴于此，在发展中国家通过合法途径努力尝试自救，在中国社会处在改革开放的艰难探索中，还是不要急于给他们戴上难以承重的政治帽子。茅于轼先生应该知道，国与国之间的文明断裂、社会反差，并不直接就是穷国、富国表面所呈现的那种样子，它是有着深刻历史根源的。不究其根源、肇始，仅拿无差别的数字经济和国家贫富来说事——这未免有失公允了。
据11月25日英国金融时报名为《中国的增长迫使人们重新看待世界》的文章，称中国在世界的分量越来越重，重新评价中国不仅对投资者有意义，对所谓发展中世界的其它某些成员也有意义。中国和金砖四国其它国家（巴西、俄罗斯和印度）与非洲贸易接触所表现出来的巨大潜能，事实上可能结束非洲在世界经济中数十年来的边缘位置。南非标准银行的经济学家撰写的报告《金砖四国和非洲》称，非洲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从1983年的4.6%下降到2007年的2.6%；但金砖四国与非洲的贸易却迅猛增长：从2000年的223亿美元增至2008年的1660亿美元。中国在其中显然占据首位，占贸易额的三分之二。这一现实挑战着对世界运作方式的流行看法。一批发展中国家正推动世界最贫穷国家的增长，而发达国家往往是在加剧这些国家国内的种种弱点。
回过头来再看GDP和HDI。“从1990年起UNDP发表了头一个《人类发展报告》”，西方发达国家只是利用这个评价模式记录自己国家如何聚敛世界财富，却对发展中国家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发展诉求完全采用双重标准。不错，目下非洲许多国家不能在全球经济生活中自主独立，发达国家反而利用这一弱点把对方永远栓在自己国家利益的战车上，令其摆脱而不能。在这种强权政治、大鱼吃小鱼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非洲国家怎能避免战乱，其政府怎样顾及百姓死活？仅仅令其搞一个‘人类发展指数’、效仿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和人权，非洲国家就可以自救吗？这显然太过天真了。
实际上，出于国际社会比较和总体结构上的权衡与分析，作为国际社会中的一员，每个国家都要经历一个从GDP增长到HDI增长的历史性转变。但究竟采取何种经济增长模式，主要与他们社会经济的发展优势、国家整体驾驭社会经济的自主能力及其他们产业结构能否顺应市场变化有关。不知茅先生想过没有：当着这些国家的发展优势被发达国家制定的贸易规则所钳制，经济发展总要听凭大国利益支配与调遣，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在全球经济生活中没有容身之所，这种情况跟人家谈什么GDP或者HDI，岂不形同戏言？
客观地说，一国经济从GDP向HDI的转变，是他们社会发展成熟的重要标志，更是他们国家在国际社会中谋取经济自主、社会独立、文化进步的政治标识。进一步说，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历史进程中，一个国家能否本着这样一种政治意识、发展理念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能否从实际出发，从自身社会所处的发展阶段和谋取稳固的市场结构地位出发；能否确立自己民族国家在全球经济生活天然拥有的社会主体地位（合法地位）——这才是一个民族国家和政府应该具有的经济立意与政治恪守。毋庸置疑，这也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待面对的现实发展问题。这些问题解决的好，岂止是人类发展指数，连同世界的运行方式也将随之改变！
说到底，无论是GDP或是HDI，两者都是以数字经济的形式对人类生存状况、发展状况及其内在合理性的一种社会约规与统计，都是以数字经济的形式规约在某一文化国度类群整体之上——用以在国际社会间做出权衡与分析的判别性尺度。鉴于它在功能上可以通过具体评价指标的制定，凸显其对国民经济运营模式的社会约束与价值引导，人们通常把它视为国际社会统观世界经济、政治和人类发展状况的社会一般尺度。但必须懂得，这是一种忽略了不同国家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及其特殊发展需求，忽略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生活中根本未有稳固的市场结构地位这个致命前提下制定的尺度。如果罔顾各个国家所处的不同发展阶段和历史文化，一味在全球经济生活中采用双重标准，遂又堂而皇之地祭起普世价值的政治大旗对他国家主权随意干涉、任意践踏，这种欺世盗名、惟恐天下不乱的做法，只会治下当今世界财富聚集的严重不均，只能在发展中国家谋取自主发展的道路上制造障碍、加剧社会裂变与失衡！不妨用心回顾一下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西方大国不正是采用这种手法，方才谋得霸权统治下的经济政治之格局吗？
一个起码的常识：任何形式的经济活动都是把特定民族国家-文化类群及其社会命运承载其中的社会经济，都是他们民族国家-文化类群从中可以市场驾驭、为民祈福的经济。如果脱离了这一点，一味把经济利益置换给控制一切的强者、把市场拱手相让，而后在转过头来按照人家的尺码侈谈民主、自由和人权，这显然是别有用心、另有他图。不相信吗？一旦把西方国家拓展全球市场的三百年基业统统撤掉，就不会再有人跟你言说“从GDP到人类发展指数HDI”。
今天的全球一体化进程，正在把不同民族国家的经济运营模式纳入同一个人之为人的世界社会经济体。每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运营与社会增长，都将代表着他们当下社会（地区）、他们发展历史、他们类群文化来发声。这里的意思是说：所有民族国家-文化类群，在全球经济生活中都是独立的社会主体单元；他们/它们在全球经济生活中作为市场载体和文化主体的合法性地位是与生俱来！不仅如此，民族国家的差异性、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地域资源的多元性，是人类无法规避的发展现实，也是人类共同面对全球性问题的唯一历史出路。无论是GDP或是HDI，都要尊重他们/它们独立存在、共谋世界和平的合法性！
或许，在这个发展视野中，构成了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发生冲突的交汇点，但它也是走出旧的政治经济格局的历史出发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