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中英：宗教对话与文化融合
2006年11月22日 出处:《科学时报》6月7日
5月30日下午，应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邀请，美国华裔著名哲学家成中英先生在首师大北一区图书馆报告厅做了一场题为《宗教对话与文化融合》的精彩演讲。
当今世界是逐步走向全球一体化的世界，无论经济、政治、还是文化领域都是如此。宗教在文化领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此，探讨宗教的本质、角色、未来发展趋势，以及在促进人类之福祉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就显得更加重要。下面是这场演讲的内容概要：
中西方传统中宗教概念的差异
成先生首先区分了中西方传统中对宗教概念的理解。他指出，“宗教”的概念在西方来自于人们对最后归宿的寻求，是人们不可或缺的信念、归属，也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中国传统中的宗教则与西方不同。“宗”意为“统之有宗”，“教”则为教化，是由道理、智慧发展出来的，是个人的自我实现。如《中庸》所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性是内在的，是内心的根本，性的实现即是道，道的完美化就是教，因此中国的宗教最终归结为修身养性。而教的内在根据恰恰表现为“教”能帮助人类实现自己，教是有益于人生自我实现的手段。由于中国传统特有的心、性、命的整体开放，使中国宗教产生一种包容性。成先生指出，我们要接受一切的善，来丰富我们的人生，建立我们良好的社会。
总的说来，西方宗教是外在的，对象的，表现为外在的彰显。而中国宗教则是内在的，精神的，注重内心的实现。
宗教的本质及对宗教重新界定的必要性
成中英指出，宗教的发生发展是由人类寻求整体性的感情需要所决定的，这一过程包含人的需要的满足。宗教在人类社会形成之初就已经存在，例如原始社会的拜火教，崇尚火的原始人相信“太阳明天还会再升起，死去的生命会复活”，这样的信念给人以生命的希望，消除了人们对死亡的恐惧，满足了人们再生的欲望。由于人们渴望美好的生活，自然会产生趋吉避凶的本能，善恶是非的价值观逐渐形成，这同时是人的价值逐渐展开、彰显、厘清，逐渐整体化、逐渐整合的过程。宗教是在人类整体意识的逐渐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为满足人的知性、理性的需要及欲望的需要，而产生的对不同对象的崇拜和神化。宗教也包含着神话或特殊的体验，主张通过自我的修炼达到一种神性的境界、精神的境界。
人们逐渐对未知世界产生客观的认识，掌握客观规律，即获取知识，在这一过程中宗教的范围逐渐缩小，属于知识的东西就不能再属于宗教。宗教是一体的，它只能是情感、知性、欲望、玄想、希望等等之统一。人类的活动范围、关注的对象逐渐丰富，从而开始有独立的知识，如独立的艺术及独立的哲学。哲学通过独立的思维掌握客观世界，形成客观的、整体的认识。哲学把信仰作为思考的起点，而不是终点。
宗教必须在知识分化中找寻属于自己的同一性，宗教是从文明、文化的发展中拓展出来的，对人类具有重要意义。宗教可以解决不能在知识的范围内解决的问题，或许这也可以称为精神性，这是宗教、哲学要思考的问题。宗教所思考的对象，包括神学，蕴含有对人的整体性的启发。人文世界的整体需要是非常丰富的，宗教的发展也需要有新的意识，包括自我认识、自我认同。
宗教在人类发展中逐渐产生新的意义，必须有新的自我界定、自我认同。原始宗教，或者说坚持宗教教义不变的基本教义派的教义，需要重新诠释。只有在变革的情况下，宗教才有生命力，才有活力。宗教表达的是人类整体性的价值，包括个体生命的自我完成——由生到死的整个一生的价值，也包括万物存在的价值，宗教要体现这样一个完整性。一方面它必须考虑到人的体验，在人的发展中进化并重新建立自身；另一方面也要界定自己的地位，在人的道德发展中有什么地位，面对人的各种要求时有什么地位。宗教是由人主导的，必须由人来界定。宗教的活力在于宗教信仰者同时成为一个传播者，成为一个组织者。信仰者、传播者的能力在宗教的发展中有决定性的作用。人类理性是不断发展出来的，因此我们对宗教需要重新界定。宗教自身的发展需要改革，需要重新适合人的整体需要。没有人的整体需要，宗教就不能生存下去。
宗教的分化与整合
宗教的目的是维护人的整体性，但不能通过控制人的整体性来实现自己的权威，更不能为维护个别人的整体性而压迫其他人的整体性。今天宗教面临着一种改革的危机，改革是宗教永远要面临的问题。此外，宗教的融合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包括宗教自身的融合，宗教之间的融合，宗教怎么与社会、文化融合等等，这些都要做认真的长期的思考。
宗教需要建立自身的同一性。虽然目前还不能说人来自于同一个母亲，但人有认识人之所以为人的能力，人有鉴定人的能力，也有自我鉴定的能力。人对人的认识能力，与一个动物对同类的认识能力一样。成中英认为，最好的状态是天地万物都不要彼此恐惧，虽然有差异，但可以和平相处。同一个物种有自我辩识的能力，但是人往往在自我辩识中凸显自己的特殊点，否定他人的特殊点，即否定他人的存在。这是人类的优点，但很可能亦是人类的缺点。人开始是追求整体性的，但是在维护整体性的同时，必然有分化的自然性，在分化中找寻整体，而不是否定分化、差异，否定多元。时间、地点的不同都构成差异，在深山中、小河边、海滩上、沙漠里，会有不同的感觉，不同的经验，不同的情绪，不同的自我，不同的文化，从而有不同的整体性的理解。宗教总是具体的，历史的，宗教的整体性总是具体的发展的历史的整体性，是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处境中发展出来的。
世界宗教是和人类的发展联系在一起所产生的某种更加普遍的宗教意识。基督教是一个世界宗教，佛教也是世界宗教。佛教的发展也经过了分化的过程。佛教的问题包括人怎样解决生老病死，怎样达到最后的存在的状态，怎样达到空的境界。佛教理论化的过程产生了佛学，现在看来，佛学不产生差异、不存在不同解释也是不可能的。
中国儒、释、道的融合
佛教最初在印度产生，但由于印度教的制约，使佛教在印度没有发展的空间，最终传到了中国。在中国，与儒家、道家、礼教、道教联系在一起，又必须与当地文化相结合，这就是中国儒、释、道的融合过程。中国儒、释、道的融合基本上是自然转化的状态，是宗教对话的一个很好的典范。佛教面对人的环境而变化，能够适应文化的需求，适应人的需求。佛教有内在发展的活力，就是因为面对人的整体性，面对不同的文化，能够产生不同的融合。
佛教在与中国文化的融合过程中最终成为中国佛教，在融合的过程中，佛学进行了理论的、经验的、文化的自我改善或者充实。这种充实在与中国儒家的对话过程中完成，理论和体验双管齐下，但不受制于政治，或者其他现实力量的主宰。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很特殊，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就是禅的发展，就是禅诗和禅画的发展。
中国宗教的发展开始于对天地的认识。中国人的信仰中最高主宰是天，天统治万物。但中国宗教与希腊超越的宗教不同，主要地是对生命及万物生化的信仰，从对生命的观察中得来，我们也可以称之为易，易之道在于生生不已。这就是中国古人对自然的认识，上帝高于万民万物，上帝变成天，天与自然、与人类、与宇宙的各种发展联系在一起。天与易的结合就是道，道之成为道是动态的宇宙变化，这种宇宙变化具有不定性。万物有成其为自己的内在要求，达到这种自我完成的行为就叫做道。
成中英认为，有了道的概念才有道家，有了道家的概念才有道教，有了道教才有道教文化，才有生活中的各种行为。这是一个变化的世界、活泼的世界、创造人的世界，这也是儒家的关怀。从这种意义上，道与儒没有冲突，他们有共同的关怀、共同的启迪，即如何使生命更展开、更发展，把一个对象化的宗教转换成为一个自我实现的宗教、内在的宗教。这是一个外而内、内而外的过程。“天命之谓性”，天是万物的主宰，人可以主宰自己，人可以实现天意要实现的东西。“吾欲仁，斯仁至矣。”只要关怀社会、关怀群体，每个人都有发展的机会。因此，在基本意识与情感上，中国产生了一个仁爱的宗教，一个心性的宗教。在儒家是人道关怀，在道家是自然认同。儒道不是虚无，不是无为或者无所用、无所做的境界，而是生命的典范，这便是中国文化的特色，而非西方意义的宗教。中国文化蕴涵在人的生活之中，体现为生命的哲学、生活的哲学，成为儒家的思想、道家的思想，也叫易的哲学、易的宗教。所以中国很多通俗化、人性化的民间信仰，如易的展开，而有算命、风水等各种不同的民间信仰活动。在民间宗教的发展中，个别人走向迷信，有理性的人则体现为仁爱、人性，形成大而化之的世界观，这就是中国文化的精神。
文化经验不一样，环境不一样，人的体验就不一样，谁更适合人的发展，谁就更好。但这一点只能在理论上探讨，而难以证明。只有在人与人交往的过程中，才能体现出哪一个更好。在交往中逐渐接近，出现交融的情况。因此，也许最好的宗教还在发展中。人对世界的整体性要求也在发展中，不要把宗教看得太古板，所有的权威、所有的边界都应该在开放的历史中进行比较，进行相互认识、相互转化，最后消解在人类意识的整体之中。
宗教对话的必要与可能
成中英强调，宗教对话是很重要的。宗教对话既包括宗教之间的对话，也包括宗教自身的对话。宗教本身也是有差异的，没有统一的宗教。如早期的神学，与12、13世纪的神学，进而与17世纪的神学完全不同。在中国情况也是如此，如朱熹认为太极就是上帝，上帝就是太极，就是理。而朱子所说的上帝又不等于一般信徒眼中的上帝，也就是说，哲学家的上帝不同于教会的上帝。基督教的主动传教秉承着罗马帝国的扩张精神。与基督教不同，佛教是被迫传教，否则在印度没有立足之地。而中国宗教则从不传教，中国可以接受外来宗教，只注重这种外来宗教是否是“善的宗教”，这是儒道所形成的中国宗教特质。基督教在明、清之际在中国传教的失败，所谓“礼仪之争”，主要地是由于当时的西方宗教缺乏与中国宗教之间的对话与理解而造成的。
成中英指出，宗教是排除知识之外的精神力量。对人的多元性认识，造成了基督教与佛教、与中国宗教之间的内在紧张，因此，宗教对话首先要自我对话、内部对话，来掌握自己的主体意识、传教的目的及效果、达到目的与效果的途径等，同时要面对世界的变化、时代的变化，如果没有这些就很难对话。对话的前提在于首先要自我反省，之后再对自己的文本和权威进行重新的认识。无论《圣经》还是中国的四书五经，不是说了解就够了，还需要发现。文本是一个基础，但它不能决定上帝是什么，文本的意义在于人的知识、人的经验，人的意识。只有产生新的面貌，新的变化，宗教才有活力。一个宗教必须要回归自己，要自我变革，同时要对外面的世界重新认识。
宗教在相互竞争、相互对抗之中产生自我变革，有时会产生极端的偏见、敌意，造成不必要的冲突。文明的冲突在相当程度上实际上是宗教的冲突，这就是宗教需要变革的一个原因，需要宗教之间的对话来解决这个问题。掌握不同宗教的共同点及差异所在，并掌握差异之所以成为差异，为什么有差异的原因。不了解差异，就不能理解对方为什么坚持。分化是历史的必然，人类是历史的动物，也是能超越历史的动物。人类处在相互肯定、相互定位的过程中，这包含两个结果，一个是重新自我界定，一个是实践上的改革。这在理论上是一个诠释的问题，也是自我界定的问题，这样的活动我们叫做宗教对话。宗教对话包括五个阶段的程序：重新认识传统；面对多元的世界；相互学习；自我创新；变革自身的行动。所有的宗教都要经历这些程序。中国传统可能提供化解西方宗教差异的最好模式——从儒释道的融合中寻找方法，超越历史恩怨，消除宗教对立的可能性。正如儒释道可以看作同源的，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也可以看作是同源的，他们之间也应当并且可能进行对话。
成中英认为，中国儒释道的发展为西方宗教提供了宗教认同的模式。西方宗教与中国宗教还要进行更深层次的相互对话、相互学习。在这样的对话中进行相互理解，才能消除各种问题。
最后，成中英指出，宗教必须面对不同的传统进行对话，并进行自我改革和自我创新。他认为，理想的“世界宗教”的发展，必须要符合几个原则：第一，不违反知识；第二，不违反道德；第三，不主宰政治；第四，不排除异己；第五，不自我封闭。这样，宗教才能真正达到拯救整个社会、整个人类的目的。在知识、道德、政治之外，人还应该有更深刻的精神空间，这正是宗教所追求的。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界定的宗教——自我化、个人化的宗教。每个人界定自己的宗教，是自己的事。在这样的认识之下，我们应该有道德，有意识，有辨识力，不封闭，允许发生新的事物，这样，宗教才会是文明的宗教，人类才会有更好的发展，宗教也会有更好的发展。
（成中英：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系教授，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 主编。在西方哲学、中国哲学和中西哲学比较诸多方面，他的研究都具有相当的影响。他致力于中国哲学走向世界，并做出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