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这个词，可能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被教导和高喊过的频率最高的口号之一。当然，这实际上从反面衬托出我们社会创新的不足。

　　这不，不久前我还参加了一个主题为全球金融危机形势下探索中国经济结构转型与创新的大会。不过，令我印象最为深刻的不是这个会议传递的信息和精神，而是所有发言者千篇一律的话语模式。

　　主持人是一位看起来像是坐在台上的领导中的“第二把手”，他在开场致辞中为了阐述创新的重要，从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讲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毛泽东思想讲到“三个代表”；再从科学发展观讲到和谐社会，最后从本地区党委领导的重要讲话一直讲到本系统主要领导的指示……

　　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我对于类似会议上听到过的类似报告早已耳熟能详，本也不以为异。但让我有点想不到的是，在接下来的四、五位可能是创新模范单位的发言者的经验介绍中，上述这段结合了中央文件、地方党委文件和本系统文件的话又被一一重新说了一遍。当然，还加上了他们各自单位党委书记的重要指示。而当会议结束前主席台上的那位看起来像一把手的领导在最后的总结发言中原封不动地将这段话第五或第六次重复时，我觉得我这个被要求向社会传递创新精神的传媒人，几乎已接近崩溃！

　　我当时最真实的心理反应是：要靠这个会议去推动创新，靠这几位领导为创新营造良好的体制环境，靠这些“标兵”去实现创新，怕是很难指望上。换句话说，即使与会者中确实有所创新，那么这也不是他们的“自主”创新，而是中央领导的创新。

　　我绝没有意思说，上述那些有关国家、地区、本系统发展大计的宏大话语不应该经常被学习领会。我的意思是，如果一个人在从事一项创新之时，始终牢牢地把从马克思到本单位党委书记的话放在脑子里的首位，并以此作为他工作的不二准绳，他还哪有什么心力去想点独特的东西？光是像会场发言那样把这么一大段话背个八九不离十，就已经够累的了。众所周知，创新的起点，简单地说，就是独特、不一样。

　　不过，我估计这个会场上以及全国其他地方的大大小小的官员们不会这么想。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所谓创新，其实只是科技创新而已。眼光稍微远一点的，最多还会加上经营管理模式的创新。因此，一个人整天惟恐背错一句上级文件与他发明一个什么新产品或搞出一套什么新的销售模式，是完全不相关的两件事情，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嘛！我猜想，在内心深处，即使是觉悟比较高的大多数党员干部，也都对目前我们社会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创新并不抱特别大的幻想。但他们可能仍然会认为，科技和经济领域里的创新并没有因此受到多少阻碍。

　　从各地政府的愿望和政策的角度看，这的确是事实。我们看到，眼下许多地方都纷纷拿出专门的财力、物力和人力从事这种创新，还有鼓励创新的政策不断出台。但效果却不能不说十分有限，即使在与思想文化无关的科技和经济领域，亦是如此。

　　问题就在于，创新的主体是人，而人的大脑是一体和有机的，它掌管思想观念、科技知识和经营算计的功能是分不开的。我承认，确实有一些观念非常守旧的人却在科技领域作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杰出贡献，一个安分守己的老实公民与一个天才的科学家不一定是矛盾的。但是，首先，大量的例子已经告诉我们，天才的科学家往往不是守旧安分的普通老实人；其次，即使一个天才科学家是守旧安分的，也仅指他不挑战社会主流价值而已，绝不是说他在生活和工作中循规蹈矩，尤其是对上级的指示不敢越雷池半步。因此，假如创新是一颗果实的话，思想独立就是它的树干，而自由的社会则是土壤。一个在上级和前人面前唯唯诺诺的人，既没有可能写出一部《红楼梦》，也不会发现相对论或创办一家微软，尽管后二者并不会犯政治错误。要知道，创新与寻常的勤奋劳动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它的根本动力不是报酬，而是天分的自由发挥。

　　由此可以清晰地看到，对创新活动来说，一个思想自由的社会才是第一位的。任何民族和任何社会中具有独创精神的个人的相对数量都应当是基本恒定的，决定这些创新的“种子”最终能不能生根萌芽、茁壮成长、结出硕果的，是不同的社会土壤。因此，就当前的中国而言，一切创新中最迫切需要的，是制度的创新。退一万步说，在一个缺乏创新土壤的社会里，即便凤毛麟角的天才克服重重先天不足，搞出了千载难逢的科技发明，它也难逃早夭或发育不良的命运。缺乏一整套与之相匹配的社会条件，科技发明——尤其是高精尖的科技发明——是很难真正转化成现实生产力的。

　　写于2009年11月29日，发表于2009年11月30日《成都商报》我的个人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