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展软实力困境初探

　　作者：许少民

　　(一)

　　在10月13-18日的61届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上，主宾国中国毫无疑问是一个亮点。作为世界历史最悠久、影响力最大的图书博览会，全球最重要的图书版权贸易平台，每年在法兰克福书展上达成的版权交易份额约占世界全年总量的75%——决定了全球出版业的来年局势。因此，对于中国来说，成为这个世界级书展的主宾国，对于落实中国软实力不啻是一个绝佳机会。

　　此次法兰克福书展，绝非像某些观察家所言仅仅是中国蓬勃发展的图书出版业充当主角，深化自身与国际接轨的良机而已，其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出中国意欲在国际舞台上落实与扩展她的软实力(soft power)。许知远在《金融时报》中文网的专栏文章《对话的困境(一)》中深中肯綮，一语中的，解开了中国发展软实力的密码。诚如许知远所言：“中国是这一年的主宾国。这真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时刻。中国不仅要向世界展现自己的富裕、强大，还要证明自己文化上的吸引力。一年前她举办了奥运会，令人叹为观止的开幕式，世界第一的金牌数量，表明经济增长可以转化为身体素质和国家荣耀。近一个月前，她在天安门广场上进行了规模盛大的阅兵，物质实力也能转变为军事实力。而在法兰克福，她要谈论的是‘软实力’，中国不仅通过生产、投资、坦克来影响别人，它还有书籍、电影、戏剧、思想……”。而许知远也认为，“尽管目标是模糊，软实力与价值观又难以定义，但解决方案却是清晰的”。但与他的看法不同，我并不认为中国发展软实力的方案是“清晰”的;恰恰相反，我认为中国在发展软实力这个战略上存在着进退两难的困境。事实上，如果对此次书展上发生的一些龃龉有所了解与琢磨，我们便能意识到此种困境的真实存在。

　　此次龃龉缘于法兰克福书展主办方事先没有跟中国相关代表机构做好沟通工作就邀请旅居美国的诗人贝岭(Bei ling)以及中国异议份子戴晴(Dai Qing)参与这场题为《中国与世界：感知与现实》(China and the World：Perception and Reality)的座谈会。对于参与此次书展的中国官方代表来说，邀请贝岭以及戴晴参与此次座谈会是不可接受的。于是在他们的抗议之下，主办方“撤回”了对两人的邀请。然而出乎意料的是，按照此次书展组织者Juergen Boos的说法，他和德国笔会仍旧给与戴晴和贝岭发言的机会，只是由于沟通方面的原因，他们未能将这个决定及时告知参与此次书展活动的中国官方代表。而戴晴和贝岭也在座谈会上做了3分钟的发言(关于贝岭的演讲稿件中文版可以参看《法兰克福书展：出版社与作家的自我审查》(节译版)，《明报》，2009年10月18日版;英文版可以参看《Shun up in China》，《纽约时报书评》杂志，2009年10月22日，第56卷，第16期)。而在戴晴发言的过程中，中国官方代表愤然离席，以示抗议。只是等到戴晴发言完毕以及主办方公开道歉之后，中国代表团才返回会场。梅兆荣，这位前中国驻德国大使谴责主办方事先没有告知中国官方代表就擅自改变座谈会的安排。他义愤填膺的说道：“我们来这儿是为了交换意见，而不是叫人来给我们上民主课，那些日子已经过去了。”(Wir sind gekommen, um unsere Meinungen auszutauschen.Wir sind nicht gekommen，um uns in Demokratieunterricht belehren zu lassen-Diese Zeiten sind vorbei.)

　　事实上，此次唇枪舌战一时引起轩然大波，德国各路媒体也乘机纷纷跟进，熙熙攘攘，煞是热闹。然而显而易见的是，不管是梅兆荣出言不慎抑或是中国方面不善于变通，此次中国想借法兰克福书展苦心经营软实力进而塑造其正面形象的努力功亏一篑。原本一场加深认识、求同存异的交流由于某些人士出言不慎进而被某些别有用心的外媒所利用，最终反而加深了西方读者对中国的误解。摩根索曾告诫，“审慎是政治家的美德”，政治家并不仅仅代表他个人，他更是一个国家的代表，因而一言一行定当谨慎斟酌，决不可意气用事。

　　(二)

　　诚然，此次冲突绝非“偶然”，在某种意义上，它可以说是中国发展软实力过程中所面临困境的一种直接体现。自从约瑟夫·奈在1989年的《注定领导》(Bound to lead)(中文节译版是《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何小东等译，军事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一书中率先提出“软实力”概念以来，按照学者刘德斌的看法，奈的“‘软权力’说还没有在西方学术界获得广泛认同。除了他自己不断发表文章讨论这个问题外，迄今其他西方知名学者还很少专门撰文讨论‘软权力’问题，从理论上对‘软权力’进行深入的探讨。西方最流行的国际关系理论教材《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最新一版(第5版，2001年出版)并没有论及‘软权力’问题。有人甚至不承认‘软权力’的存在。就‘软权力’问题的讨论而言，约瑟夫·奈几乎是‘一枝独秀’，甚至‘孤掌难鸣’。”(参看刘德斌：《“软权力”说的由来与发展》，《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年7月第4期)。事实上，刘德斌的看法有些“武断”，因为只要对西方相关的学术刊物与文献进行检索与分析即可得知，奈绝非“一枝独秀”或“孤掌难鸣”。不可否认，奈的软实力说尽管有许多理论上的不足，而且其论述颇多雷同重复之处，但这并不影响奈的“软实力”概念在过去的15年中风靡中国。毫不夸张的说，“1990年之后，中国国内学术界对软实力的兴趣与研究超过了其他国家甚至包括美国在内对此议题的关注。”(参见Cho，Young Nam，Jeong，Jong Ho，“China’s Soft power：Discussions， Resources and Prospects”，Asian Survey ，Vol48，No.3 (June，2008)，pp. 456-457)然而，中国学界与政界精英眼中的“软实力”却具有十分浓厚的中国特色，至少在看待软实力的组成及其来源这个关键问题上，中国学者与奈的看法明显存在着许多貌合神离之处。

　　在奈看来，构成软权力的来源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文化(在能对他国产生吸引力的地方起作用);第二，政治价值观(当它在海内外都能真正实践这些价值时)以及外交政策(当政策被视为具有合法性及道德威信时)(参见【美】约瑟夫·奈：《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吴晓辉、钱程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第7页)。当然，考察奈以往有关软实力的相关论述可以得知，塑造国际机制以及设定议题的能力、在信息革命时代拥有能够及时应对新信息的能力等都是软权力的重要来源。在很大程度上，中国学者也大致认为构成中国软实力的来源也应从文化、政治制度以及外交政策等维度入手。然而，深入考察即可得知，两者使用的“所指”虽然相同或相似，但其“能指”却有着深刻的差异，这种差异源于两者所处的不同背景。对于奈而言，无论是文化、政治价值观、意识形态等都与西方的一套自由民主论述框架息息相关。在这个叙述框架内，社会的多元与宽容、言论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的开放、文化的多元并存、非政府组织的独立与重要作用都与美国的软实力息息相关。在这个叙述框架内，奈能够游刃有余的去论证美国的非政府组织在信息革命的时代具有越来越强大的软权力，而外交政策也不再是由政府唯一主宰的领域。正如其总结到：“许多软权力资源不受政府控制而仅仅有一部分与政府的目的相契合.......今天，美国公司以及非政府组织普遍发展了属于他们自己的软权力，而这个软权力有时与政府的外交政策相协调或者相互扞格”。(Joseph S. Nye, Jr. “Limits of American Power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117， No. 4 (Winter 2002-2003)，p.554)。

　　然而这样的一个叙述框架对于大洋彼岸的中国学者而言却是不适宜的，中国自身国情的特殊性使得中国学者在论述软实力的来源时往往独辟蹊径。他们从中国传统文化(与奈的所指的美国流行文化以及高雅文化不同)、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政治凝聚力以及强烈的国家认同和意识形态的净化(与奈强调的自由民主政治制度不同)、中国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乃至和平崛起、和谐世界的外交政策(与奈强调国际机制的塑造与维护、公共外交以及减少对单边主义的青睐与迷信不同)等角度论述软实力;而从中也可以看出，中国学者的软实力叙述在很大程度已经与奈的叙述分道扬镳。(参见Wang Hongying and Lu Yeh-Chung，“The Conception of Soft Power and its Policy Implications：a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a and Taiwan”，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Aug 2008，No.17，Vol.56，pp.429-430)

　　在蒋英州以及叶娟丽看来，“由于社会科学研究对象不具备自然科学研究对象那样的唯一性，因而社会科学的许多概念很难精准定义，往往予以宽泛的解释或约定俗成。另外，社会科学领域的概念随着国际流动，其解释往往带有研究者本国的思维定势，受本国语境的限约，从而使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出现差异性。”(参见蒋英州，叶娟丽：《国家软实力研究述评》，《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3月，第62卷第3期)因此，两者对软实力的不同叙述也情有可原。然而，在我看来，正是这种独辟蹊径的软实力叙述已经给中国发展软实力所面临的进退两难困境埋下伏笔。的确，蒋英州以及叶娟丽的论述——“如果不确立相对稳定的基本要素，软实力就是不着边际或模棱两可的，从而影响到如何构建中国国家软实力的路径选择。”——一语中的。然而，关键的问题在于中国自身独特的背景框架限制了学者确立相对稳定而且能够操作的基本要素。更令人担忧的是，由于这种背景框架的束缚，导致许多中国学者对奈的软实力叙述怀有深深的偏见，甚至陷入自我设置的“二元对立”陷阱中。在这种二元对立逻辑的作用下，许多学者都轻而易举的将美国的软实力看成是一种“文化霸权”，断定美国强大的软实力输出是对别国的“文化侵略”。而既然美国输出的软实力对于中国而言犹如洪水猛兽，因此中国自然需要强化自身的软实力建设，维护国家的文化安全或文化主权。然而，只要懂得反求诸己，便会明白这种致命的逻辑思维往往导致“自我拆台”(self-defeating)的悲剧。因为，只要换个角度来看待中国的文化输出，他者也能够轻而易举的认定这是中国“文化霸权”或“文化侵略”的体现。否则，为什么有些观察家认为中国的孔子学院是地地道道的“洗脑机构”?这种二元对立的论述，很大部分源于两者所处背景的不同。这种不同的背景对中国发展软实力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此次法兰克福书展发生的一些风波便可见端倪。当梅兆荣说“我们来这儿是为了交换意见，而不是叫人来给我们上民主课，那些日子已经过去了”时，两者的分歧显而易见。而我也并不认为“那些日子已经过去了”，相反，那是因为我们视而不见，故意避开而已!而这种视而不见，对于以劝说、以理服人以及吸引力为核心特征的软实力而言恰恰是一个讽刺。

　　(三)

　　因此，中国学界具有中国特色的软实力叙述往往导致中国在落实软实力的过程中带有浓厚的“中国特色”。客观的说，这种“中国特色”有时不仅无助于提升中国的软实力，而且可能削弱中国本身的软实力。因为这种“中国特色”，中国政府在发展软实力中往往左右为难。按照奈的叙述以及对此学说内涵的深入剖析，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公民社会的发育不良、非政府组织的孱弱、威权政治的存在、言论自由的缺失等造成了中国在发展软实力的过程中不得不依靠“政府”这个绝对角色。然而，奈三番五次的论述到，公民社会才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来源，非政府组织日益增强的软实力往往能够掣肘政府的外交政策。软实力不同于硬实力，政府能够容易的控制硬实力，但相互依赖以及信息革命造就的权力分散已经导致政府不能如愿以偿的控制软实力。(参见Joseph S. Nye Jr.，“The Benefits of Soft Power”，具体参见网址http://hbswk.hbs.edu/archive/4290.html，或者Joseph S. Nye Jr.“The Information Revolution and American Soft Power”，Asia-Pacific Review，Vol. 9，No. 1，2002，pp.67-72)尽管奈的论述很大程度源于美国背景，但只要考察过去十五年中国政府在软实力上投入的资源以及取得的成效，我们便会看到政府主导的软实力发展战略往往是事倍功半。2008年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发布的中美软实力报告即已表明，在许多维度上，中国在亚洲的软实力影响远远落后于美国，让不少观察家大跌眼镜。一方面，中国自身国情的特殊性导致政府成为发展软实力战略的唯一角色;另一方面，这种唯一角色反过来又压制了非政府行为体参与公共外交，使得非政府行为体无法独立参与到中国软实力建设中，进而导致中国的软实力建设步履维艰。这两者相互纠结，无论是政府的有为还是无为，中国软实力建设都将是一场漫长的拉力赛。

　　(四)

　　李智认为中国实现软实力的软权力化需要一个深思熟虑的对外传播战略。只是在我看来，这个对外传播战略绝非简单地“建立以‘和’为核心的文化价值体系，充分调动人力资源和大众传播媒介把“和谐世界”的理念传播到世界各地，使之成为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的文化理念。”(参见李智：《软实力的实现与中国对外传播战略——兼与阎学通先生商榷》，《现代国际关系》，2008年第7期)。尽管李智等学者认识到“对外传播战略”在发展中国软实力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但这种只从狭隘的自我角度，即从“输出”而非“引入”的角度来看待软实力的思维往往具有误导性，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不能解决中国目前发展软实力所面临的困境。事实上，如果从“引入”即汲取他人的软实力资源为我所用的角度来看待软实力，那中国也许会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转圜。

　　在发展中国软实力的过程中，中国的对外传播战略并不仅仅依赖于自身，也可以引入他者。在信息时代，软权力政治并不完全依赖“信息塑造者”(information shaper)——它们寻求说服他者接受自己的做法和价值观;还依赖目标——即“信息接收者”(information taker)或信息流动的目标。而在这个时代，信息塑造者需要信任。另一方面，信息接收者的接受能力因其性格、内部合法性和自己制度而不同。与缺乏合法性和自信的政府或机构相比，拥有内部合法性、自信的信息接收者随时准备接收流动的信息，而其所受的干扰少得多。曾几何时，专制国家视防止信息泄露的能力为法宝，现在它却毫无疑问削弱了专制国家在全球竞争市场吸引投资的信誉和透明度。从逻辑的角度判断，缺少透明度的国家往往没有信誉，因为它们提供的信息被视为具有偏见和选择性的。今天中国自身的特殊国情往往导致许多精英将中国的形象塑造简单看成对外宣传，这种对外宣传寻求口径一致，话语一致，因而在信息接收者看来这无非是政府的喉舌而已(参见丁学良：《中国扩展“软实力”的途径》，网址：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19842)。信息的单一来源与竞争的匮乏往往导致中国在发展软实力的过程中事倍功半。在很大程度上，信息接收者对信息塑造者的信誉的怀疑导致其发布的信息无法为他者所接受，这正是今天中国所面临的尴尬。无论中国投入多少资源到广播电台、新华社或者中央电视台，其对中国软实力建设的贡献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微乎其微。

　　不可否认，中国对外传播战略所面临的困境有目共睹，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要坐以待毙。在中国独特国情的限制下，中国政府放松对国内媒介管制的路程还相当漫长，但中国政府的某些举措并不让人绝望。当中国政府敢于邀请BBC、NHK或其他世界级的媒介进入中国时，在我看来，这种思维的转变将有利于中国的软实力建设。毋庸置疑，无论英国的BBC还是日本的NHK都不是中国软实力的来源。但是，虽然他们不属于中国，但是中国却能够利用这些世界级的媒介为我所用。简单的说，BBC或者NHK在世界上所具有的声誉以及影响力往往使得他们传播的“内容”为观者所信任。一部由中国独家拍摄的《中国学校》与由BBC独家策划拍摄的《Chinese School》或一部由中国独家策划的《激流中国》与日本NHK所主导策划的《激流中国》不可相提并论。因为，客观的说，观者在进行文本解读的过程中首先考虑的是对结构的解读。即在观者准备接受其传播的内容之前，观者自然会考虑到“这些内容由谁塑造”、“由谁传播”、“它们传播的对象是谁”等结构性问题。中国政府在对外传播过程中的千人一词，千篇一律，口径一致早已使得其传播的信息可信度大打折扣。然而，通过政府许可，让不同信息的塑造者进入中国并传播有关中国的信息，这种途径往往能够打开中国软实力建设的新局面。

　　然而，另外一个显而易见的困境是，由于中国政府不能控制这些媒介的传播方式以及传播内容，因而中国政府往往对这些信息塑造者抱有怀疑的心态，一方面中国政府指望这些世界级媒体能够帮助中国宣传其正面形象，加深外部观众对中国的认可;然而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却害怕引狼入室，担心这些世界级媒体无视中国政府的管制与劝告而发布他们拥有的信息，而这些信息往往不利于中国政府。而这也是现在中国发展软实力也面临的最现实的困境之一——如果仅仅依靠中国自身的对外宣传，中国软实力建设势必困难重重;如果引入不同的媒介，其塑造的信息往往由于其可信度而有利于中国的软实力建设。但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却也失去了对信息传播的某些控制权，而这往往使得中国政府对他们发布的某些不实信息无能为力，这反过来也能削弱中国的软实力。归根结底，这个困境还是与中国自身的国情息息相关。

　　(五)

　　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只要这个体系不能在假以时日得以改弦更张，那建立在这个体系之上的软实力战略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必将窒碍难行。事实上，“软实力”可能是一个奢侈品，这个美国货也许只有在特殊的情景内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的确，我们不曾深入思考这样的一个概念是否适用当下的中国。纵观中国学界过去十五年来对软实力的研究与批判，我隐约察觉，对于当下的中国而言，“软实力”也许只可远观而不可亵玩!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