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从危机的传导机制来看——国际货币金融体系
如果说增长性因素的变迁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生产力发展的自有规律，那么现有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内在缺陷则更直接地从结构方面促成了本次危机。与以前的亚洲金融危机和南美金融危机不同，本次金融危机的波及面极广，传播速度极快。从传导机制来看的，其根本原因还在于：本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地是现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中心——美国。Kaminsky和Reinhart（2001）在考察了金融危机的系统性和地区性后，提出中心国家出现危机时，外围国家将会立刻成为中心国家的泄洪区。目前的现实也很好的佐证了他们的论断。何帆、张明（2005）也论证了美元霸权主导的中心——外围构架和国别货币充当世界货币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从传导机制上来说，美国向新兴国家输出储备而获得资源和商品，向欧洲、日本以及石油输出国输出金融资产而获得资本。在这场危机中，很多金融资产变得一文不值，从而严重影响日、欧的金融体系。而储备价值随着美元的疲软迅速贬值、美国进口需求的迅速衰退，使得长期靠外贸拉动经济增长和积累财富新兴市场，遭受了严重的打击。由于金融市场反应较快，因此在金融危机的初期，欧、日必然遭受重创（J.Cailloux,2008）；而随着危机向实体经济的迅速蔓延，新兴市场势必受到严重冲击。可见，在目前经济全球化，以及国际资本、商品流动方向很难在短期内发生改变的情况下，危机的迅速蔓延扩大和不断深入是不可避免的。问题的实质在于，以美国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在其中心发生问题时，必然对外围带来全局的和快速的巨大影响。
（三）从应对危机的国际协调机制上看——国际金融机构
1945年，为了应对战后国际债务重新安排和国际经济重建问题，美国发起建立了极具美国和美元特色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其核心是“其他国家货币与美元”和“美元与黄金”的国际汇率和储备“双挂钩”体系；并辅佐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作为国际协调的组织和执行机构。“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了美元独一无二的领导和核心地位，美国也因此获得了巨额的铸币税和通货膨胀税收益[i]。同时，美国在IMF重大问题决策上的一票否决权制度则最大程度地保障了这种即得利益[ii]。
然而单一美元的国际货币体系必然无法逃脱“特立芬难题”的困境，国际经济形势的发展也提出了改革要求。于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在1976年让步于“牙买加体系”。新体系取消了固有的“双挂钩”货币体系，以美元为主的多元国际储备货币开始并行。然而支撑新体系职能的国际金融机构及其投票权制度，自从其成立和实施开始却没有任何变动，国际金融机构改革的严重滞后一览无遗，见图1。
图1 国际金融机构改革的滞后
我们已经论证，美国和美元主导的现行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对危机的爆发和传导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本轮危机日益彰显出这种体系内的固有缺陷，于是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呼声日渐高涨。然而当新兴工业化和发展中国家谋求在IMF中更大的发言权时，却屡屡碰壁，尽管他们事先得到了这样那样的种种诺言。近来最明显的例子就是，4月22日，IMF正式公布了“各成员国等比例增资”方案，中国3.72％的份额并未提高。这也使得G20集团峰会时曾被广泛预期的“提高中国话语权”的期望落空。而早在4月份伦敦金融峰会前，包括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内的西方国家领袖，都表示同意扩大中国在国际金融界的作用和地位，英国首相布朗甚至暗示，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份额会得到显着提高，但结果都是口惠而实不至。
国际金融机构是国际货币体系的载体和执行组织机构，美国正是以其在这些机构中的绝对主导地位掌握并实施着国际金融霸权。于是问题的性质就很明显：核心国已经获得的巨大即得利益，绝不甘心将其出让与他人分享。由此，国际金融机构改革的滞后就成为必然，应对危机的国际协调机制也不可能真正有效。G20公告的一纸空文就是最好的体现。
（四）从危机的应对措施及后果来看——国别政策
[i] 美国向世界输出美元储备，相当于中央银行获取铸币税；美元的贬值趋势事实上降低了美国的国际债务，相当于向世界收取通货膨胀税。
[ii] 根据IMF的方案，美国一股独大，拥有近百分之十七的基金份额（投票权）。IMF还规定，重要提案需要获得百分之八十五的投票权才可以通过，所以，美国在重大议题的决策上具有不可挑战的一票否决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