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剽窃与粗制滥造

（作者：杨玉圣）

      学术剽窃现象的严重程度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像。我们知道，中国的留学生要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名牌大学拿一个博士学位是非常难的，要过生死关头，但如果外国人到中国拿一个学位易如反掌的话，那么他们从骨子里面就看不起中国的大学和中国的学位。为什么我们中国这么多大学的学位在外国得不到承认，首先是我们自己的学位还不值钱，另外就是外国人到中国拿学位实在是太容易了。

    在很多高校，包括最好的大学在内，大家对写文章、写书、编字典已经不当成一回事了。像儿戏一样，如同有的老师说的那样，几天就攒出一篇论文来，已经稀松平常了。除了网上公开卖论文的外，许多学生常常从网上攒一篇出来就把老师糊弄了。而且，已经不止一次发现博士论文作者在送审的时候正好送到了他所抄袭的那个学者的手中。所以，我们有的非常有名的大学的外号叫“复印大学”，还有的著名大学被称作“抄袭大本营”。 

   去年南大（指南京大学）发生了一个丑闻：一个本科生在国外的SCI期刊上发了8篇文章，被美国的数所大学录取，被南大树为“标兵”，但事实上这个本科生既没有实验室，又没有科研经费，也没有写作什么论文，都是他那在北师大物理系当教授的老爸写的，但儿子署名第一作者。这叫“上阵父子兵”。我觉得不光是南大，其他高校特别是“211工程”、“985工程”国家重点投资建设的高校，都应该反思。为什么现在的论文越来越多、书越来越厚，学术质量却越来越差？据说，北京某高校有一个搞刑法的教授，平均每周都要发一篇论文。可是，这样一来，论文还能叫论文吗？
     
    学术抄袭的问题不解决，所谓的学术创新就无从谈起。这里有一个统计数字：据《光明日报》2004年7月9日报道，在1993年到2003年这十年中，在国际科学引文检索排名中，各学科被引证最多的前20篇论文中，没有一篇是中国科学家的论文；在前100篇中，只有两篇；前1000篇中，只有四篇。所以，邹承鲁院士呼吁：“现在是从对量的重视转而对质的提高提出明确要求的时候了！”他说，“我们应该大力刹住浮躁之风，彻底改变急功近利的观念”。应该说，这些德高望重的老院士已经给我们树立了好的榜样，在学风建设上是功德无量的，因为他们地位高，名气大，登高一呼，即可产生积极效应。  
     
    另一个问题就是粗制滥造。说到粗制滥造，大家一定知道大名鼎鼎的王同亿先生，他编了很多词典，最有名的叫《语言大典》，有15斤重，在人民大会堂搞首发式，被吹得天花乱坠、神乎其神。但就是这本《语言大典》，不仅大量抄袭《现代汉语词典》和《辞海》，而且还有大量的胡编乱造。在座的肯定有穿牛仔裤的，在这本词典中，王先生对“二流子”这个词的解释就是：“没有牛仔经历而穿牛仔裤的人”；对“鬼使神差”的解释是：“由神和鬼派的使者”；什么叫 “不破不立”呢？他的解释是：“公安机关受理的刑事案件，能破案的就立案，不能破案的就不立案”。《语言大典》里还有一个词——“牛鞭”，他说这是“用公牛阴茎制成的鞭”。这个王先生真是“可乐”，跟我们开了不知多少令人哭笑不得的“玩笑”！王先生十年内编了25部词典、1.7亿字，平均每年1700万字。王先生是湖南人，有的湖南人很魁梧（像毛主席），也有的个子不怎么高，王同亿先生1.6米左右，他请新华社的一位记者为他拍了一张照片，发表在《光明日报》上，标题就叫“著作等身”，因为他编的书摞起来同他一般高。  
     
    和编词典一样，现在编教材也是形同儿戏。我们的教授、副教授，很少没有不编教材的。所以，我估计中国的大学教授、副教授大概90%是教材教授、教材副教授，也就是靠编教材而评上的高级学术职称。像《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样的教材大概有500种左右，最新的统计数据讲，《中国文学史》的教材已经有1600部，我估计法理学、民商法的教材也得上百种了。那么，为什么大家把编教材当成评职称的捷径呢？因为在中国有一个怪现象，即编教材变成你抄我的，我抄你的，互相抄来抄去，最后究竟是谁抄谁的，用刘宗绪教授的话说，考证不清楚了。几年前，《中华读书报》的一个记者就这个问题作采访，其中有一个不愿透露姓名的政法大学的副教授就说：什么主编、副主编、新编、合编，他说还不如叫“主骗、副主骗、新骗、合骗”呢！

    学术界确实也有一个沙尘暴侵蚀和危害的问题，也有一个怎样保护学术生态的问题。现在我们已经感到环境保护不了，社会和经济无法可持续健康发展，建设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更不可能。学术界也开始认识到：我们大家都是学术共同体的一员，在这个共同体中，应该有大致认同的价值取向、有大致相似的学术激励与惩处机制，还应该有大致认同的游戏规则。这些就是“学术规范”。离开了学术规范，学术共同体就不复存在了。

            （节选自：杨玉圣《学术规范与论文写作》， 来源:学术批评网2009年11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