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乾嘉经学

（一）吴派

率先以古文经的纯汉学研究形成清学新面目，苏州为核心的江南学者群体。

惠栋：汉学尊崇汉经，提倡述而不作，“笃于尊信，缀次古义，鲜下己见”，必自古文字始，重视声音训诂，“经之义存乎训，识字审音，乃知其义”。代表作《九经古义》十六卷。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

钱大昕《潜研堂全书》（包括《潜研堂文集》五十卷、《十驾斋养新录》二十三卷、《廿二史考异》一百卷、《金石文字目录》八卷等），实事求是，订伪规过，对惠栋有所发展。

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国朝宋学渊源记》。

（二）皖派

戴震（东原）

《戴震集·戴东原先生年谱》：“仆自十七时，有志闻道，谓非求之六经、孔孟不得，非从事于字义、制度、名物，无由以通其语言。”

《戴震集·与是仲明论学书》：“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辞，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

《戴震集·六书论序》：“六书也者，文字之纲领，而治经之津涉也。载籍极博，统之不外文字；文字虽广，统之不越六书。”

集中于古韵研究，“故训音声表里”，“古韵九类二十五部说”，“阴阳入对转”。

兼治数学，并借此对《仪礼》及《大戴礼记》进行研究。

代表作《孟子字义疏证》。强调语言文字的考证训诂，强调领会经言的本义，把握古代圣贤的心志，援引经言，全面阐发他的哲学、伦理、政治主张。对吴派有所发展，成为他的突出特点。段玉裁《戴东原集序》：“先生之治经，凡故训、音声、算数、天文、地理、制度、名物，人事之善恶是非，以及阴阳气化、道德性命，莫不究乎其实。盖由考核以通乎性与天道。既通乎性与天道矣，而考核益精，文章益盛。”最终归于人文。

卢文弨，校刊《抱经堂丛书》十五种。

段玉裁积54年之功《说文解字注》三十卷并附录《六书音韵表》。

（三）浙东学派

黄宗羲认为“学必原本于经术而后不为蹈虚，必证明于史籍而后足以应务”，著《明儒学案》，经史结合成为此派传统。不同于吴、皖、扬的“纯汉学”。

全祖望《宋元学案》。

章学诚《文史通义》，完整提出“六经皆史”命题，认为六经是先王放下的历史记录，其中有“史意”存在，故能兼及经世致用。对当时汉学考据和宋学空疏皆有批评。

（四）扬州学派

王念孙《广雅疏证》。

王引之《经传释词》。

焦循主张会通，精研《易》学，著《孟子正义》，以《易》学通变理论诠释孟子。

阮元组织编纂《经籍纂诂》，创建诂经精舍，撰写《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组织汇刻《十三经注疏》、《皇清经解》。

（五）常州学派

推崇西汉今文经学，精于“春秋公羊学”，不拘门户之别，注重“剖析疑义”。

庄存与《春秋正辞》，重在发挥“微言大义”。

刘逢禄以董仲舒、何休今文经学之春秋公羊“三世说”（所见、所闻、所传闻）反对许慎、郑玄古文经学。

（六）宋学派

方东树《汉学商兑》重新提倡程朱之学，指责汉学家“弃本贵末”。为桐城姚鼐“姚门四弟子”之一，诗论《昭味詹言》以古文文法论诗，认为“诗与古文一也”，主桐城“义法”之说。

此派依托桐城，道咸之际为曾国藩等“汉宋兼采”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