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见过和听到过的现代史上最最难以置信的载人飞行，因为它没有雷达、导航、通信和指挥，更没有气象保障，甚至飞机所有人就连企业的注册登记都没有，却签订了书面合同，且收取了飞行等费用......
当天短暂的试飞很快就结束了，只不过让他无法想像到，明天的飞行，竟然是以一个人的生命为代价——韦文洁
沈阳市大东区小河沿路3号———中国民用航空东北地区管理局(以下简称东北民航局)，这个不起眼儿的大楼，甚至连一些沈阳市民都不太熟悉。就是这里，近五个多月来，几乎成了周萍的第二个工作点。
12月9日上午，45岁的周萍又一次走进了被积雪覆盖的东北民航局大院，来查问一个她已经重复了无数次的问题：李慧之死的调查处理结果。
李慧———周萍的丈夫，是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沈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沈飞公司)通飞集成中心主管试飞项目的工程师。在今年7月3日驾机飞行时，李慧坠机身亡。
受上级部门委托，此次空难事故，由东北民航局调查处理。
不知是因为过度劳累和悲伤，还是着急在冰柜中躺了5个多月的丈夫仍未入土为安，在推开民航局冷冰冰的玻璃大门时，瘦弱的周萍有些力不从心。
仓促试飞
35岁的文锋是盘锦聚龙广告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经理，一名空中摄影师。在经历了那次瞬间的生死后，留给文峰的除了脸上几道明显的疤痕、九级伤残，更严重的是北京安定医院鉴定的“创伤性精神抑郁”。几个月以来，文峰几乎每天都会从噩梦中惊醒。
面对《法制日报周末》记者，谈到发生在7月份的那次空难，文锋的记忆很清晰。
在7月3日正式飞行航拍之前近一个月，6月8日，文锋就和负责此次飞行的辽宁中飞通用航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辽宁中飞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赵伟签订了《航拍协议书》，约定辽宁中飞为他提供一架佳宝J-160小型飞机进行航拍，每小时费用为6500元。同时向赵伟交纳了12000元，用于办理空中飞行手续的费用。
7月1日，文锋接到了沈飞集团原试飞站副站长、盘锦辽宁中飞公司总经理邵某的电话，通知他2日中午，到距盘锦市不远的盘山县陈家机场进行试飞。
这次近半小时的试飞，让文锋对飞行员李慧有了一些了解。
今年47岁的李慧，有近千小时的飞行经历。因长相英俊，在空军时曾被战友誉为“德国飞行员”，并荣立过三等功。1988年，为了妻子，李慧以正营职少校飞行员身份转业到沈飞公司，主管试飞项目。他现在在辽宁中飞公司进行的这项工作，就是通过邵某介绍的。
此外李慧还喜滋滋地告诉他，今年已在安阳航校拿到了私人飞行执照，是沈飞公司正在倾力培养的两名试飞员之一。沈飞公司已经为他办好赴美国的护照，“明天就要订购去泛美航校培训的机票了”。
试飞就要开始了。当登上飞机后，设备的简陋和随意令文锋大吃一惊：机上不仅没有GPS卫星定位系统和航行图，飞行员的对讲机也时好时坏。为了便于航拍，还在靠窗口的地方，掏了一个洞。
当天短暂的试飞很快就结束了，只不过让他无法想像到，明天的飞行，竟然是以一个人的生命为代价。
当7月3日坠机事件发生后，文峰才知道，在让自己搭乘飞机航拍前，辽宁中飞公司没有进行过线路申报、天气预报等必要准备。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所谓的辽宁中飞公司尚未注册。就此，周萍也将矛头指向了辽宁中飞，认为正是辽宁中飞因缺乏资质以及必要的准备等因素，造成了丈夫的不幸。
对于受难者的指责，辽宁中飞的法人赵文星通过电话对记者表示：“我只是投资者，对于通航领域的情况，都是邵总负责”。
在辽宁工商局，记者查阅到辽宁中飞曾经有过注册申报，在空难发生后，撤销了申请。在盘锦市工商局查阅到，由赵文星担任法人的通航企业分别是盘锦中澳航空科技有限公司，其经营范围是通用航空器整机销售，零备件销售，航空器售后服务以及通用航空技术咨询服务；另外一家名为盘锦中飞通用航空园区服务有限公司的经营范围是园区物业管理和场地出租；两家公司均没有航拍等业务资质。
死亡飞行
7月3日一早，文锋驾车赶到了辽宁中飞公司所在地盘山县陈家机场。
5点40分，原空军飞行参谋、承担导航任务的指挥员王明文爬上塔台观察，并给常务副总赵伟打电话，确认是否报批了飞行计划后，准备飞行。
辽宁中飞公司总经理邵某告诉《法制日报周末》记者，一切都准备好后，他便走到飞机右前方，王明文在机务楼二楼上用对讲机喊“3030(三动三动)可以飞行”，却没有人答应，打开玻璃窗向下一看，发现两人还没上飞机，正在看盘锦地图，商量航线的事。
邵某说，本来航线前一天晚已通过GPS定好，从跑道直飞四五十公里拍完红海滩，便原路返回。但文峰坚决不同意，坚持要多拍几个地方。
看到两人僵持不下，邵景鸿忙给赵伟打电话，告诉他“对方要飞4个地方，偏离了航线，不能更改。”赵伟也同意他的意见：“就按昨天已定好的线路飞。”
文锋告诉记者，见邵景鸿出来圆场，他也妥协了，答应只拍一个地方。从机场起飞向南，沿辽河飞到红海滩，再原路返回。
5点50分，飞机准备起飞。邵某告诉记者，他让李慧和文锋把手机都打开，好随时联系。5点53分，飞机往北起飞。指挥员王明文在7月3日的《飞行日志》中如此记录：“5点55分，飞机到达三转弯位置，改变预定航向做左转弯向东飞行，指挥员在塔台持续呼叫‘3030怎么飞呀？’，直至6点30分，飞行员均无回应。”
对王明文日志中的记述，文锋认为，这显然是将事故的大部分原因归咎到永不能开口的死人身上，这不仅刺痛着周萍，也让外行的他无可奈何。
而对这段飞行经历，文锋记得很清楚，飞机起飞时，机场能见度高，可飞行不到七八分钟后，突然遇到灰蒙蒙的浓雾，能见度很低。我们刚开始以为是云层，可一直飞不出去，便决定往回返。可就在掉头左转弯才转了一大半的瞬间，文锋突然看到了一大片绿色扑面而来，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自己就被甩出去了。
飞行员之死
文锋看到的一大片绿色，是鞍山市台安县新华农场的稻田。
此时，正在稻田里忙碌的新华农场夏家村村民李良春，突然听到头顶传来一阵尖利刺耳的飞机轰鸣声，随后便戛然而止。稍后几分钟，就听到有人喊救命的声音。
因为雾太大，能见度仅二三十米，李良春走了200多米远，才在稻田找到摔成两截的飞机和两个人。
喊救命的人，是摄影师文锋。
文锋告诉《法制日报周末》记者，他苏醒过来后发现，李慧正仰躺在飞机旁的稻田里，虽然眼睛耳朵鼻子都在流血，但依然能听到他嗓子里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他很想说话，但又说不出来，只能用眼睛看着他……
通过文锋的口述，李良春很快拨通了运河油田机械总厂邓旭峰的手机。
邓旭峰是文锋的好友。当天早晨6点25分左右，邓旭峰起床准备上班时，突然手机响了，是一个陌生的号码，问他是不是有一个朋友叫文峰，说他乘坐的飞机出事了。你的朋友还清醒，但另一个不行了。
在他赶往现场时，文峰已经被“120”救护车拉走。
文锋告诉记者，他被抬上“120”救护车时，已经看不到李慧了。只听到两个护士之间的对话，“我们走吧，不用等了，那个人已经不行了”。
7点30分，邓旭峰赶到现场时看到：水稻田里四处散落着飞机的机壳、机翼等残骸。飞行员李慧的尸体就停放在距飞机十来米远的稻田里。
邵景鸿总经理告诉记者，直到7点40分，他才和文锋联系上，问飞到哪里了？一听文锋说在台安县医院，他心里“咯登”了一下，知道“飞行员出事了”。
坠机事件发生后，据东北民航局航空安全办公室(以下简称航安办)主任毛时福告诉记者，盘锦市、鞍山市、盘山县和台安县的安监部门都及时赶到了现场。由于辽宁中飞地处盘锦，记者拨通了盘锦市副市长刘家升的电话，但关机，其秘书鞠先生告诉记者：“事故的处理由东北民航局负责调查。”鞍山市台安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局长于文水在事故发生后也曾赶到现场，也证实了鞠秘书的说法。盘锦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办公室李主任告诉记者：“按照规定，铁路以及航空发生的安全事故，由行业管理部门负责调查。”
“非法飞行”
坠机事件发生后，邵某告诉《法制日报周末》记者，东北民航局就试飞、航管、设备、气象等方面成立了5个调查组，认定辽宁中飞公司没经过审批，未取得任何合法证照，飞行员也没有商业飞行执照，才导致这样一个“违规飞行，违纪飞行，非法飞行”，三典型的飞行事件。
事实上，在李慧的《飞行日记》中，该公司存在的安全隐患，或明或暗，并非一天两天：5月12日与蒋德秋试飞。佳宝J-160飞机刹车手柄位置不尽合理，刹车效应不太好；6月12日，飞机问题：一，起落离地抖动；二，右座无线电故障。
曾在空军服役过的周萍也告诉记者，该机在今年4月份完成组装试飞时，曾把李慧请去做嘉宾。可就在这次由西安中飞通航经理宋庆国进行过的试飞中，着陆时起落架损坏。在飞行科目中，这属于三等事故，不能听而视之。
而此次事故，并没有受到监管部门的查处。此后不久，5月4日，东北民航局管理局刘军总飞行师、航安办毛时福主任等人，就在公司董事长赵文星，常务副总经理赵伟等陪同下，来到陈家机场进行了试飞审核。
邵某告诉记者，本来辽宁中飞通用有限责任公司的飞行许可证已经报批，正在工商局申请注册，网上进行公示。如果不是发生此次坠机事件被取消，个把月就可以拿到工商执照了。
对记者提出的“为何公司还未正式批下来，在和文锋签订的合同中，就用上辽宁中飞通用有限责任公司这枚公章？”这一疑问，邵某的回答是，被常务副总赵伟“忽悠”了，这一切都是他的个人行为，并不能代表公司。
而7月3日飞机坠毁至今，让文锋失去耐心的是，自东北民航局找到他进行三次调查后，就音信杳无了。
对此疑问，12月7日上午，在东北民航局三楼办公室，航安办主任毛时福告诉记者，“对于航空事故的调查，是需要漫长时间的，因为这个事情很复杂，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得出任何结论。即便是得出结论，也不会告诉当事方，按照国际通行的规则，我们对事故原因进行调查，并不是为了分担责任，而是为了总结教训，避免类似事故的再次发生。所以，涉及到本次飞行的有无航图，是否申报航线，有无进行天气预报以及无线电是否能用，我都无法回答你。”
毛主任同时还向记者强调，民航只负责调查，不负责处理。记者致电中国民航局航空管理办公室，一位工作人员证实了毛时福的说法：调查结论尚未得出，得出后也不会作为诉讼证据。
对此中国政法大学航空与空间法研究中心主任张起淮认为，中国航空管理局的说法是错误的：“既违背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也违背了常识。对于事故的原因，除了生产商销售商以及当事方需要知道，社会公众同样需要，他们的说法是对社会公众不负责任，是对公共安全不负责任的表现。”
而让周萍和文锋颇为尴尬的是，当他们分别找到地方安监部门时，得到的回答均是：“上面有明确指示，此案不归我们管，由东北民航局负责调查处理。”
12月4日下午下午3点，文峰冒着纷飞大雪，驾车来到鞍山市台安县刑警大队报案，请求追究赵文星的“重大事故责任罪”。而此前，赵文星向飞行员李慧的妻子周萍先期支付了43万元。但因与死者提出的索赔数额有较大差异，目前双方相持不下。而头面部损伤的文锋，则坚决拒绝了赵伟6000元钱的退款。
通航将通
虽然此次事故的原因仍在调查中，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通用航空领域仍处在一个刚刚发育的阶段。毛时福就表示：“中国的低空领域仍未开放。”即便从经济上来考量，通用航空也面临着巨大的市场。
中航通用飞机公司总经理、中航重机集团董事长谭卫东总结说：“通用航空投入产出比是1：10，有的地方可能更高一些，乐观地估计到1：16，就业带动到1：12。”
事实上，自从汶川地震后，通用航空在民间的巨大作用已经被有关方面认识到。国际航空协会秘书长张聚恩说：“中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而航空减灾是减低自然灾害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但现实中国通用航空的发展却很落后，谭卫东就表示：“我们的飞行员大部分是原来的军机或者是民航淘汰下来的，还有自己培养一些，这形成了通用航空发展的瓶颈。我们要想发展通用航空，必须得到政府的支持，政策和法规的完善，空域的开放、基础设施的建设、通航的试点。”
邵某在分析此次事故中也强调：“中国通用航空缺少立法以及监管中的细则。”
张起淮说：“中国通用航空距离世界先进国家还有很大的差距，其中，最重要的原因除了认识上的问题外，还有对这一领域缺少法律法规规范的现实。”
张起淮还认为，机制不建全使得通用航空企业发展缺少动力。它应和运输航空企业一样，成为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自主经营的企业；空域管制也捆住了通用航空手脚。
“现在企业经营通航业务难度很大，受空管油料和机场等多方面制约严重，突出表现在任务和航行申请审批难，机场使用难，乱收费现象十分严重”。张起淮说。
不过，值得欣喜的是，据权威人士向《法制日报周末》记者透露，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已经对运行了13年的《航空法》进行了实质性修订阶段，已经成立了专门的起草修订小组，目前已经完成了第一稿。
□名词解释：
通用航空 指除固定商业航空以外所有的民用航空活动。该产业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据航空部门预测，到2020年，全国的通用航空飞机需求量将在1万架以上，而目前国产量还不到1000架。《法制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