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房》杂志12月专栏文章
I want to believe
王子鹏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I want to believe”这句话在电视版《X档案》的第一集就出现了。它就存在于福克斯·穆德的办公室里，印在一张有UFO的海报上。在此后的剧集中，这张海报仍然时不时地露一下脸。前不久，电影版的《X档案》推出了第二集，干脆拿这句话当了电影的名字。在电影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那张招牌似的海报。
不少中文版本都把这部电影翻译成《我要相信》，虽然不能完整表达原话的意味，但至少还是能找到到那种执着又无奈的感觉。之所以说“我要相信”，因为大家都不信，这句话很明显地也包含了说服自己的意思。
其实，生活中很多事情都需要我们说服自己——我要相信，或者说，我想相信，我希望是真的等等。之所以这么费劲，是因为现实常常令我们失望。
比如前几年的“车改”。某单位实行公车改革，目的是减少机关编制和负担，节能环保，社会化市场化运营，实现资源合理配置等等。这次改革让该单位的普通职工极为高兴。经过几轮激烈的讨价还价，最终的改革方案尘埃落定，唯一被“改掉”的单位职工的班车。一项最经济最环保最缓解交通压力，也是唯一一项为普通职工提供方便的政策被改掉了。我们相信“车改”，我们猜得到开始，但我们猜不到结局。
比如这几天热炒的“教改”。教改改了好几年，越改越失败，害得我们白白相信了好几年，结果教育部长都下来了。没关系，我们仍然相信“明天会更好”。教改意见最大的是“小升初”，从电脑派位改到现在，结果小学生负担越来越重，“小升初”越来越扑朔迷离神鬼莫测。我们相信新的教改一定能真正破解“小升初”乱局，真正减少小学生课业负担，实现教育公平化和均衡化。不久，我们就得到了教委严厉打击各类民办教育机构组织小升初相关培训及考试的消息。如果，这就是我们最终等到的结果，恐怕想说“我要相信”都办不到了。
还有房改。1998年全面废除了实物福利住房分配制度，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提出“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的住房供应体系”。这下可好，再不用盯着领导挑剩下的旧房了，大家都可以在市场上购买的又经济又适用的商品房了。可是10年过去了，那个“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的住房供应体系”再也没有出现，倒是房价横空出世，惊碎无数购房梦。前不久“二次房改”的呼声突兀出现，内容不过老调重弹，我要相信，可是，给我一个相信你的理由先？
改革之初，我们都相信，不是我们很傻很天真，因为其方案本身或者改革的目的都具有很强的公平性和正义性，之所以后来很失望，是因为我们忽略了“可行性”。公车改革很好，可是你敢把领导的车裁了吗？你让领导坐某某公司的车去开会不是给领导难看吗？所以，不用领导吓你，你改来改去自己就阳痿。当初小升初有统一考试，各个中学按分录取，各取所需，倒也相安无事。后来有了电脑派位，初衷是好的，实现教育资源均衡配置。可惜这个“简单粗暴”的政策几乎从来没有真正实现过。有权的使权，有钱的使钱，有关系的托关系，啥都没有的就拼命学，靠优异的成绩到争取“自主招生”的灰色地带争取一个好初中的名额。现在又要改，有权有路子的不敢动，财大气粗搞“共建”的不去动，刀子径直指向民办教育机构中那些期望靠学习改变命运的“苦孩子”，这不能不让人质疑所谓“改革”就是拿弱势群体开涮。
这么说是有依据的，不是X档案，而是经济学理论。经济学中有个“税收转嫁的一般原理”，大意是说税收的最终归宿取决于供求均衡时税收对价格和数量的影响，或者说取决于供给和需求的相对弹性。我们给它“翻译”成白话：税收，或者说某项改革、政策的成本，谁最终承担，取决于你的“弹性”。这个弹性在汉语中含义丰富，我们可以理解为权力大小、暴富程度、关系深浅等等。套用句《蜘蛛侠》里的话，可以简单理解为“能力越大，责任越小”，这就是电影与现实的不同，电影里能力与责任成正比，现实中相反。
这理论用到房改上，结果令人非常不爽。1998年的“23号文”之所以在执行中支离破碎，正是因为各阶层力量的不均衡，结果是弱势的一方成了短板，经济适用房为主变成了商品房一统江山。人微言轻，权力和金钱无疑主导了话语权。同时，“23号文”号称终结了福利分房时代，但这只是理论层面，这两年福利分房“复辟”的呼声实际上现实中各种名目暗箱操作的反映。能力越大，政策的管制能力就越小，更何况我们在制定政策的时候本来就投鼠忌器，总是留下或大或小的“漏洞”。比如教改中的电脑派位，如果真能百分之百无一漏网，虽然很粗很暴力，但至少也是一种公平，但改革的一方把共建、自主、推优等方式加进去，就等于自己否定了自己。这些有意无意的漏洞，足够某些“强者”纵横驰骋，直到把一项制度彻底撕烂。然后推倒重来，周而复始。
所以，现在听到改革就让人心里打鼓，每一个目标都那么灿烂，但每一个结果都那么惨烈，I want to believe，but，what should I believe in?
2009年11月22日星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