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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艺术圈的游击主义

文/马陌上

三个月以来，北京的艺术圈充斥了一种焦糊味，因为眼见得拆迁之火烧到艺术家的后院来了。这些平日对谋求社会公正毫无兴趣、口口声声远离政治的“纯粹者”，显然再也装不住了——他们可不愿重复当年圆明园的游牧生活，尽管谁都拿它当酒足饭饱之后、宽衣解带之前的谈资。每每看见周旋于政府、学院、媒体、屁股一扭一扭的策展人、山西煤老板、浙江绸缎商以及印度尼西亚靠走私奴工发家的矮个子藏家之间的侃侃而谈的艺术家，我就想：他们原来真的也是“人”啊，需要锦衣玉食，需要大房子，需要小轿车，需要十七八岁脸蛋红扑扑的村姑为他们洗衣做饭的同时附赠性服务，需要吹捧，需要爱抚，甚至，需要党的光辉。

而这一次，情况显然超出了预期，朝阳区政府对他们下了死手，除保留798这一当代艺术的门脸房外，其余诸如草场地、北皋、索家村之类的艺术区，通通在拆迁之列。相比房地产商，艺术家对GDP的贡献约等于零。在一个GDP主宰一切的国度，艺术不过是供人消遣的杂耍——尽管艺术家们齐心协力也曾赚回了一些美元英镑马克法郎卢布甚至第纳尔，但在政府眼里，同样是骗钱，艺术家联合起来骗美国人的钱显然没有地产商联合起来骗人民的钱来得快、来得猛、来得太他妈让人心花怒放！

作为共和国母亲有差别的儿子，任志强、潘石屹们是嫡亲，艺术家显然是个野种——纵然你再怎么为祖国母亲涂脂抹粉，你也是野种。明白了这个，接下来的问题反倒变得很简单：继续游击，还是寻找新的根据地？

当然，也有第三种解决方案：学习“史上最牛钉子户”唐福珍好榜样，面对隆隆铲车，将汽油浇在自己身上放火点燃——尽管在当代中国，这一招屡试屡败，但至少可以作为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身处怎样丑陋的一个社会现实中！事实上，这才是真正的行为艺术，比片山用吃屎反对强权更有力道。然而，艺术家与升斗小民唐福珍究竟不同，所谓物以稀为贵，中国至少有八亿人在现代化过程中沦为唐福珍，而沦为艺术家的，则区区不过上百万——披上艺术这张皮，艺术家的命尽管比公务员低贱，但毕竟还是比唐福珍们高贵一些。就是这点高贵，让他们置身困局时，只能选择逃离。是啊，拆了豪宅，宝马尚在，卖掉宝马再盖豪宅，盖了豪宅纳小妾，纳完小妾宝马来——艺术家有时候巴不得“物非人非”一把，他们喜欢“新鲜”，喜欢永远的“小嫩逼”（某艺术家语）。祖国母亲亏待了他们，但养育了一茬又一茬“小嫩逼”供他们消受，厌弃之后转嫁有合法身份、有固定经济来源、有不论怎么摇号也能摇到限价房的共和国宠儿——公务员，然后安安稳稳过一辈子纳税人供养的幸福日子。在这个过程中，艺术家们尽管丧失了一个又一个根据地，但他们得到了巨大的快乐，因为那拆迁队队长的姐姐、那年轻公务员的妻子和老公务员的女儿，都曾是他的胯下之物。

毛主席说过，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分清敌我。表面上看来艺术家与人民公仆勾结房地产商制造的“拆房子盖房子盖房子拆房子拆房子盖房子盖房子拆房子”的现代化、城市化运动是敌我关系，事实上并没有那么简单：要是没有公务员接盘，“小嫩逼”提起裤子后显然会要求艺术家们负责任，而“责任”正是比“拆迁”更令艺术家躲避犹恐不及的字眼，他们压根不是丈夫、不是父亲、不是国民也不是公民，他们当且仅当是艺术家——哦，艺术家。地产商尽管驱赶着他们，但只要美国人没死绝，他们还有机会把那焰火一路放下去、把那光头大嘴一路画下去、把那牡丹一路画下去、把那女人的粉红胴体一路画下去、把那猪大肠一路画下去、把那牛头马面一路画下去、把那面无表情的三口之家一路画下去、把那金佛一路画下去、画下去、画下去……从这个意义上讲，唐福珍们是退无可退才引火烧身，艺术家们则有足够的本钱打游击：金钱如流水，女人如流水，宝马豪宅当然也如流水，所谓天地不仁，且与刍狗周旋，不急！不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