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连续剧《金凤花开》在CCTV播出，收视率颇高，多少有点让人意外，出品方找了些人，开一个小型研讨会，想听取多方意见，我也被拉入其中。在此之前，在家做其他事情时，播着出品方送来的碟片。电视就是这样，很少需要全神贯注，那是“闲聊、闲话”的产物，扫一眼、听一耳朵，大概也就了解了。司马平邦对于《金凤开花》做了一个评价，说它是“少数民族版的建国大业”，这个评价比较准确。

　《金凤开花》大致的故事是，新中国建国之初，解放军深入大西南，一方面是针对国民党在那里的残余势力，另一方面也是团结和争取当地少数民族。中央特地派出一个“访问团”，有很多专家学者、艺术家组成，到西南各地给各个少数民族“送礼”，并代表毛主席，邀请他们到北京参加建国一周年的庆典。剧中的主角，一个是白族姑娘，与访问团接触了解后，加入了访问团，成为最早一批民族干部。另一个是访问团警卫连的连长，刚开始的时候，经常因不懂民族习俗而惹事，后来也学会了如何与少数民族交往，两个人物都有真实原型。访问团的任务完成得不错。建国一周年时，西南各个少数民族的头面人物都“盛装”来到北京，体现了“民族大家庭”的融洽，并且与毛主席约定，永远同共产党在一起，还在云南树立了“盟誓碑”。

　　中国历史上，很早就与西南少数民族发生联系和交往，但是，长期以来，中央政权对于西南少数民族的高度重视，这确实是第一次，不管部落大小，人数多少，一律平等对待，即便孙中山也没做到。孙中山最初的民族观念比较狭隘，为了推翻清朝，他提出“驱逐鞑虏”的口号，显示出民族对立的色彩。但是，孙中山在辛亥革命成功后，受一些有远见的知识分子影响，改变了自己的民族观念，提出了“五族共和”。我曾经说过，李大钊等人提出和明确“中华民族”的概念，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这一概念在自然民族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主权民族”，那就是在中国境内所有的民族，大家共享国家主权，而不是分享被分割后自己的小权利。

　“中华民族”概念确立之前，民国时期有过几次“国歌”的改变，有些依然保留“五族”概念。但是，“五族”概念没有包括错综复杂的云贵川地区少数民族，“五族”概念中只有“藏”，与西南少数民族多少有点关系。云贵川地区因自然地理条件，形成了很多“自然民族”，他们显然在“五族”概念之外。既然新中国主张“中华民族”的整体概念，那么也应该包括云贵川地区的这些少数民族。然而，长期以来，中央政权对于西南少数民族的了解并不全面，因此，建国初期“中央访问团”深入西南，既是登门拜访、发出邀请，也是调查民族状况。为日后“56个民族”的确定打下了基础。它之所以能在较短的时间取得显著成就，也有必然原因。

　   中央访问团深入西南地区，主要工作方式之一是与当地土司、头人、宗教领袖搞好关系，与他们“交朋友”，增进了解。当年红军长征的时候，刘伯承就有一段这样的佳话。新中国成立之初，当地有些土司头人还有“夜郎自大”的特征。《金凤花开》剧中有一个情节，一个头人排除了到北京要被杀头的担心，对邀请他的解放军说：到了北京我要与毛主席比比，如果毛主席的地盘比我大，我就归他管；如果毛主席的地盘没我大，他就归我管。但是，这种“夜郎自大”特征并不影响土司头人一诺千金的分量，这是与商业契约社会不同的中国传统，以个人诚信为基础的“然诺”，甚至比生命还重要，这种文化传统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形成了。中央访问团的成功，某种程度上确实可以说是打消了土司头人等少数民族上层人物多重顾虑的结果。但是，我们同样应该看到，与少数民族上层打交道，并不是共产党少数民族政策的独特之处。从诸葛亮“七擒孟获”开始，与少数民族上层打交道，获得上层人物的信任，就是中原地区与少数民族交往的主要方式。此后唐宋元明清，历代统治者几乎都是这种方式，比方说册封。

　　甚至连国民党政府也同样。我们应看到这样一个事实，中央访问团的很多成员，对于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及文化特征的了解熟悉程度，很多都不如那些依然盘踞在西南地区的国民党残余势力，“中央访问团”里的专家，对于某些少数民族，只能从唐宋明清等古代典籍中获得一些遥远的知识和了解。换句话说，与土司头人等上层交往，除了获得全国胜利这个大势所趋外，共产党并不比国民党有更多的优势，也不比历朝历代的中央政府有更多的手段。甚至连共产党获得全国胜利这个“大势”，很多土司头人都不知道，或者等着国民党的反攻。但是，共产党还是取得了比他们更大的成功，其中原因究竟何在？我认为共产党在西南少数民族问题上成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来自共产党自身的特征。按照共产党的理论，穷人要翻身，推翻打倒统治者才是正确的方针。因此，共产党与土司头人交朋友，其实与共产党的理论是不符的。事实上，共产党在少数民族问题的政策上是一个折中，既与上层交朋友，也为下层穷人办实事，其典型就是解放农奴。不可否认，由于各种原因，西南少数民族很多在文化制度上还比较落后，共产党没有完全遵循理论而强力改变现实，而是尊重现实，对理论做出修正，对上对下都采取了正确的做法。比方说，既与上层交朋友，又废除了土司头人私设监狱、随心所欲对待下等人的“土皇帝”方式。很多少数民族穷苦群众加入解放军，或者成为共产党的民族干部，也没有彻底影响土司头人的地位。中央访问团的成功在于，既安抚了上层，也真正照顾到下层，“得民心者得天下”体现在这里，不光是得了上层的心，而且也得了下层的心，并且没有使两者发生冲突，这才是真正的“得民心”。

　　因此，建国初期共产党对于西南少数民族政策的成功，是很有意义的，是值得很好总结的。电视连续剧《金凤花开》较高的收视率，我想，与近年来民族问题较为敏感也有关。那么，总结建国初期对于西南少数民族政策的成功经验，对于现代新形势下的少数民族政策，究竟有何意义，有哪些需要借鉴，有哪些需要改变以适应时代要求？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民族政策是一个复杂的内容，没有固定的理论可以借鉴，它需要今天的人们从历史到现实总结经验，并在着眼未来的大局观上，有一个新的思维。我认为，这个大思维的主导方针是：以强调融合为前提，以突出共性为首要；同时，允许保留个性，不以强制手段消除个性，但是，要避免个性超越共性。从更长远的历史看，春秋时期的吴越战争也可看成是“民族冲突”。在那个年代，福建、广东等地几乎都是少数民族，如果只强调个性，那么，“势同吴越”在今天就不仅仅是一个文学词汇，而可能成为两个世仇的民族。只有强调共性，融合才能顺理成章地实现。换一个角度看，即使到今天，人们依然经常区分南方人与北方人、山东人、四川人等不同的个性，但并不妨碍大家成为一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