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人与一座城的邂逅。这个人就是欧阳修，这座城就是扬州。

　　杜甫说过：“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欧阳修是文坛领袖，根据这个逻辑，仕途自然该有挫折。果然，从景祐元年六月应召入京，到庆历四年八月被贬逐外任，欧阳修十年之间八次迁官，用他自己的话说：“居官处处如邮传，谁得三年作主人。”

　　然而个人仕途的不幸，却往往是文学事业的万幸。这样一个文豪，他走到哪里，就是哪里文学的福音。因为他能把诗的种子、文章的种子四处播撒，使原本普普通通的山山水水，立刻充满了诗性的光辉。

　　古代中国的庙堂与草野之间就有着这样一种奇妙关系。入仕的文人在仕途失意之际，往往因此而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他们疏离了官场，就接近了自然，就找到了诗。所谓疏离，有些人或暂时或长期离官，有些人可能只是疏离朝廷政治中心，有些人甚至只是公事之余或者忙里偷闲地走近自然。不论哪种情况，其生存时空和心理时空都与自然贴近了。山水、林泉、田园、茅舍是文人们自由生活的乐土，是独立、自由精神的家园，是文学艺术的摇篮，是生命哲学的时间和空间。

　　宋代文学中许多得之于山水田园的佳作，都记录了疏于仕事的文人们旷放疏散、纵情于山水、沉醉于杯酒、遣兴怡情、消解烦忧的情景。其中最著名的就数那篇《醉翁亭记》了。

　　欧阳修谪知滁州之时，年方不惑，自号醉翁，施政从简，放纵于诗酒山水之乐，留下了许多寄意山水之作。《醉翁亭记》是这期间的代表作。他在嘉祐元年所作杂文《醉翁吟》，追忆当年情景，也颇可玩味：

　　始翁之来，兽见而深伏，鸟见而高飞。翁醒而往兮醉而归，朝醒暮醉兮无有四时。鸟鸣乐其林，兽出游其溪，咿嘤啁哲于翁前兮醉不知。有心不能以无情兮，有合必有离。水潺潺兮翁忽去而不顾，山岑岑兮翁复来而几时。风袅袅兮山木落，春年年兮山草菲。嗟我无德于其人兮，有情于山禽与野麋……

　　欧阳修在滁州生活了两年多，琅玡山深蒙其惠。琅玡山、醉翁亭、欧阳修，偌大的中国，我不知道还有哪座山能像这样因为一个人、一篇文章而名闻遐迩。

　　然而有聚就有散，缘聚缘散才是常态。欧阳修不只属于琅玡山。就在庆历八年四月，他又转徙到了扬州。

　　欧阳修一生为官四十年，在扬州做地方官只有不到一年的光景。但是这短暂的一瞬，意义之特别，却非别处可比。在滁州，他是单方面地把诗性赋予了琅玡山；而在千古诗城扬州，则是文学知音之间的双向互动、平等交流。于是，无论是欧阳修还是扬州城，彼此都眼睛一亮，仿佛是前世情人今生相遇。那种似曾相识的惊喜、相见恨晚的情愫，我们至今还能清晰感受！

　　欧阳修在扬州继续他的山水宴游之乐，从滁州山野来到扬州水滨，亲近的对象也就从滁州的山禽与野麋转换为扬州的烟柳琼枝和邵伯湖的荷花。他在蜀冈大明寺西侧的一片清幽古朴之地构建平山堂，又亲自安排种植花木。他要将此处布置成自己诗中所描述的那样：“深白浅红宜相间，疏密还须仔细栽。我思四时携酒往，不叫一时不花开。”而且，欧阳修特别在堂前种植了垂柳一株，后人称之为“欧公柳”，并成为一种典故常常出现在纪念欧阳修的诗文之中。平山堂上，欧阳修常在公干之余宴饮群贤，一时传为佳话。

　　《避暑录话》载：“（欧阳修）公每于暑时，辄凌晨携客往游，遣人走邵伯湖，取荷花千余朵，以画盆分插百许盆，与客相间。酒行，即遣妓取一花传客，以次摘其叶（花瓣），尽处则饮酒，往往侵夜载月而归。”

　　这便是今天“击鼓传花”这个游戏的起源。

　　一座诗性的城市，当然不耐烦不谙风情的治理者。就像情窦初开的少女期盼理解和欣赏自己的情郎，她一直盼着杰出的诗人来治理，做她的“真命天子”。

　　欧阳修来了，欧阳修也走了。但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千年等一回，一回也就足够了。他给扬州留下了美泉亭、无双亭，特别是平山堂！欧公的这些余辉远霭，一直遗存至今。

　　欧公自己也始终牵挂着他的平山堂。嘉祐元年闰三月，欧阳修的诗友刘敞出知扬州，他特意填词一首，为刘敞送行：

　　平山阑槛倚晴空，山色有无中。手种堂前垂柳，别来几度春风。

　　文章太守，挥毫万字，一饮千钟。行乐直须年少，尊前看取衰翁。

　　欧公这么一唱，“文章太守”名扬天下。“扬州太守例能文”，从此不能文似乎就没有资格来扬州做官了。古时候科举取士，文人当官，其中多有文采风流之士。但是他们在别处没有“文章太守”这个称号，到扬州却能荣膺此名。没有别的缘故，就因为扬州地方诗性人文的精神特质，使人与城精神契合、相得益彰。

　　为了纪念欧阳修，扬州市民为他建立了生祠。苏轼出守扬州时，还为他的老师欧阳修在平山堂的身后修建了谷林堂。欧阳修之后，刘敞、苏轼、王居卿……乃至历代重修平山堂的那些“扬州太守”，莫不是文采斐然的风雅之士，他们在这“深谷下窈窕，高林合扶疏。……山鸦争呼号，溪蝉独清虚”的地方，“寄怀劳生外，得句幽梦馀”。

　　这些诗人官员的“疏狂”是人类生命过程中的一种自由形态，而在人类生存的一切环境中，诗性的自然，是最适合这种生命形态良性发育的环境。对“疏狂”的士人，当其疏于仕宦之际，如果说狂于酒和美人之所得，像唐代在扬州担任过淮南节度推官的杜牧“十年一觉扬州梦”，主要是对生命之本真的确认，对生命本能和激情的放纵，对形而下的生命美感的自由享用；而欧阳修、苏轼诸公放纵身心于山水林泉之间，所得到的主要是对宇宙、人生、历史和社会的形而上的沉思默想，对自然和人生的诗意的审美愉悦。这些“文章太守”们在扬州的文学活动，正是这种诗性精神淋漓尽致的发挥。

　　多亏了这次美丽的邂逅，短暂而又辉煌。没有这次邂逅，欧公还是欧公，扬州也还是扬州，但是“文章太守”的清晰概念却不知什么时候才能产生！真要是那样，于诗人于城市都是遗憾，那就成双重的遗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