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奥巴马力推的一项最重要的内政——医疗改革法案，终于在2009年圣诞之前在美国参议院获得通过。当天的投票可谓泾渭分明，五十八名民主党参议员投了赞成票，共和党参议员除一人缺席外毫无例外全部投了反对票。投票终结了美国两党持续几个月的激烈辩论，在两名无党派参议员的支持下，当天参议院以六十比三十九的投票结果通过了这项历史性的法案，完成了过去几届国会未能完成的任务。
这一法案对美国人或许是圣诞节的大礼，对中国人却是极大的讽刺与刺激。其原因有三：
一、美国人得到的是全面的保障：
医疗改革已经在美国酝酿和讨论多年，但由于改革费用庞大和对政府角色充满争议，各方意见难以统一，多位总统多次医改均未能顺利推行。奥巴马2009年1月上台后，内政领域主要议程之一就是启动美国近七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医疗改革。根据参议院通过的医改方案，美国将在未来10年之内花费8710亿美元改造医疗系统，使得医疗福利系统囊括几乎所有美国人，美国3000万没有医疗保险的人将因此获得保险。而保险公司不得因为个人的健康状况拒保。这份美国历史上最全面的医疗改革法案主要内容有三点：全民医保、降低成本、削减赤字。
虽然受到金融风暴的冲击，美国的失业率高达10%以上；虽然政府债台高筑，而且双赤字一直在困扰着美国，但美国依然通过了全民医疗法案。同时虽然引发了金融风暴，但次级贷毕竟让美国人做到了“居者有其屋”。在中国却依然存在买不起房、看不起病、读不起书、结不起婚、养不起孩子的尴尬境地，至于人的生老病死，更是不敢想像的事情。
——难道这不是一种讽刺吗？
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保障确实极大地优于社会主义国家：
再看已经在国民福利方面走在前列的德国、法国、加拿大、意大利等等，就连中国的近邻日本都享有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与国民福利，如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已经实行全民医保，甚至全民社会保障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百姓却还生活在提心吊胆之中。
早在解放初期，中国的领导人就已经承认中国的发展阶段并非社会主义，即使是在建国50周年之后，中国领导人对中国的定位依然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即使是最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都依然处于发展中国家的阶段，所谓“发展中”，其实就是“尚未发展”，甚至可以说是落后。在思想意识形态下的全国一统，居然要饱受衣食堪忧、住房与基本权利难以得到保障之苦，难道不是一种自欺欺人吗？
2005年，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在其《中美财政支出结构和公共服务程度比较----中美财政税收体制比较》一文中说明：美国联邦政府支出的45%用于社会保障和医疗卫生等方面的公共服务，而用于行政公务的费用只占总支出的10%。2003-2004年度马州政府的财政开支中，25%用于健康保障，25%用于教育，23%用于警察设备和工资，16%用于行政公务运转费（包括公务员的福利和薪水），11%用于政府举债的利息支出。美国各级政府的预算支出结构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老年保障、医疗保障、教育、低收入补贴、公共福利等服务型项目，以及消防和治安等社会管理项目。
相反，中国2003年国家财政支出结构，即使不包括预算外支出，仅就财政决算表上的支出结构看，社保、救济、教育和卫生等公共服务型支出只占16%，而经济建设高达24%，行政公务费用为17%。另外，从2002年的数据看，没有进入财政预算表但有统计的预算外收入达4479亿元，其85%用于自收自支单位或者收支两条线单位的行政性供养费用。2003年的数据无法从现有的材料中得到，估计统计的预算外收入为5000亿元，支出4500亿元，其中7%用于经济建设，85%用于行政性供养费用。
社会治安在西方国家是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一个重要部分，因而将其从行政公务开支项目中划出。中国2003年估计用于这方面的支出为1500亿元，加上统计的预算外资金的支出后，国家财政中最大的支出项目是行政公务费用（不包括公安和武装警察费用），高达27%。其次是经济建设费用21.7%，而用于社保、教育、卫生等公共服务的比例全部加起来只占16.6%，我们的财政实际是一个养人和搞建设的财政。
2003年由国家财政、预算外资金、企业和村民交费和列支成本支出的行政事业供养费高达14266亿元，加上公安和武装警察的1500亿，达到15766亿元，占2003年GDP的13.52%，由这些被供养的公务人员所消耗。整个国家总计支出37960亿中的37.58%由被供养人员所消耗。高达37960亿的国家实际支出中，只有21%用于公民最需要的社会保障、抚恤救济、教育医疗卫生项目。
——这难道不是对中国的强烈刺激吗？
什么是国家资本主义？指国家能够直接控制、支配的资本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的性质是由国家的性质决定的，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存在着不同性质的国家资本主义。如各种官办的和官商合办的银行、铁路、矿山、邮电及公用事业等。
全国在1952年土地改革基本完成，1953年8月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指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应该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89页）
叶檀在一篇文章中说，在2009年的时候，非国有资本所占比重较大的主要在两个领域：一是轻工业制造业，约占79％；二是日常生活服务业，包括酒店、餐饮、娱乐、健身、零售等，约占92％。国有资本在五大领域占有绝对的控制力：一是能源、资源、电信、电力、钢铁、航天等领域；二是铁路、公路、水利等基础设施；三是城市公用事业，如水电气、园林、绿化、污水处理、公交等；四是银行、保险、证券，以及报纸杂志出版、电影、电视广播等；五是文教卫生医疗领域。国有资本在这些领域所占比重在90％以上。
三、资本主义国家的福利保障，财力来源于何处呢？
讽刺之三是：在资本主义国家，有很高的福利和全民医疗保险。可是他们的国家财政并没有被吃穷，那么多的钱是那里来的呀？——有人说，主要来源就是税收。在发达国家，国民纳税意识很强，偷漏税现象非常少见。一旦发现偷漏税，被罚得就惨了，破产、坐牢都有可能。本人认为还有其他渠道：
我们高价进口、经过补贴与倾销性的出口，依然是廉价而且遭遇贸易保护主义者的制裁；
我们廉价出让自己的土地、体力与脑力劳动、水电等生产资源、减免应得的税收，却依然要遭遇国际资本的赖账行为；
我们敞开自己的产业市场与金融市场，让国际资本肆意冲击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甚至为国际资本提供廉价的融资平台。用QFII、国家投资与外汇国债等方式去支援发达国家的经济建设与资本入侵。
我们把所有商品与社会服务的定价权与话语权拱手相让，国民生活均成为发达国家进行利益掠夺的保障，维护国家与民族利益的不外流成为越来越难以完成的任务。
同样是消费者的基本权利遭到侵害，中国消费者提出并获得赔偿的仅仅相当于发达国家的千分之一甚至万分之一！
看看这些，难道不是对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讽刺与刺激吗？难道还不能让某些沉迷的人清醒吗？
国际化——这就是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所得到的旗号。
所谓国际化，不过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给被殖民者留下的华丽的外衣与称号来遮羞。
利用国际化的旗号、游戏规则以及将部分决策人拉拢成为利益攸关的共同体的方式，实现殖民化的利益索求。
莫非原本就没有什么姓资与姓社之分，那原本就是马克思留给中国的一种统御之道。社会管理是以政治来统御思想，用军事与国家机器进行内外防范的。而资本则更多的是以经济为主体，以投资回报为核心目的的。
叶檀说，国家经济主义到目前为止受到的是间接质疑，而非直接讨伐。到目前为止，经济界的遭遇战在国家经济主义的外围进行，主要议题是分配公平与企业效率。
就如本人在文章《两个美国老太太给中国的误导（12月15日）》中所提到的：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指挥棒是握在资本家的手中；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指挥棒控制在政客的手中。在中国或者是有中国特色的国度，任何市场走向与脉络都能够找到权利与政治的影子，而在美国与欧洲的某些发达国家，虽然从福利、人性化以及和谐等角度看，都有貌似社会主义的影子，但从本质上，还是经济与市场成为幕后推手。
贾春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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