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雁、刘松等写的怀念父亲刘植岩的文章
董宝瑞
今天，转贴刘植岩的女儿、儿子刘雁、刘松、刘鹰、刘鹤、刘杉、刘茶写的怀念他们的父亲的文章。
今年10月末，在北京与雷妍的女儿刘琤女士联系上后，我提出与她舅舅刘植岩的儿女联系，找一张刘植岩的遗像。很快，刘植岩在北京电影学院工作的大女儿刘雁就通过电子信箱寄来了她父亲的几张遗像。后来，又把她和弟弟、妹妹合写的文章《怀念我们的父亲刘植岩》寄给了我。他们写的文章较长，我进行了一下整理，准备推荐给《昌黎日报》和拟创刊的《品读昌黎》等报刊发表。
转眼之间，刘植岩在“文革”初期蒙难去世已经42年多了。以往，昌黎很少有人知道家乡走出去了这样一位有名的领导干部。我知道刘植岩，是在1979年夏天。当时，昌黎县文化馆订阅有全国各地的不少报纸。我是从那时的《四川日报》上获悉成都举行刘植岩追悼会消息的，记得最清楚的，刘植岩是昌黎人，昌黎县委、昌黎县革委均送了花圈。
近年，笔者负责编写本地的军事志，在写刘植岩传时，却发现网络资料很少，很想与刘植岩的亲属取得联系。不想，有意无意地通过研究雷妍这条线，一下子就联系上了。
怀念我们的父亲刘植岩
刘雁 刘松 刘鹰 刘鹤 刘杉 刘茶
时光荏苒，岁月飞逝。转瞬之间，我们敬爱的父亲刘植岩去世已经40多年了。40多年来，我们一直深切地怀念着他。
“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爆发，父亲离开被日军侵占的北平，到太原在平津流亡学生中进行革命活动。后来，他受党组织委派，到孙殿英部从事改造旧军队工作，先后任党支部书记、工委委员、工委书记等职。1939年，他奉命在薄一波、安子文、陈赓等领导下参加太岳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开创工作。从1940年1月起，他先后任中共太岳区委宣传科科长、太岳区第一地委书记、太岳军区第一军分区政治委员等职。1943年，太岳区第一、二、三地委合并，他任新成立的岳北地委宣传部长兼屯留县委书记，后又任岳北地委组织部部长、地委书记和太岳军区第十八军分区政治委员等职。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先后任岳北地委书记、晋南工委运城地委书记、中共中央西北局工委委员，及太岳军区第一军分区、第三军分区、晋绥军区第十一军分区、运城军分区政治委员等职。1949年5月，他回到北平，与高扬文、邓拓等一起被调到由彭真兼任主任、陈伯达任副主任的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工作，先后任新区组副组长、组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父亲出任了政务院参事室参事，并先后任中央人民政府人事部三局副局长、一局副局长。1952年秋天，他被调到中共中央组织部工作，任副部长李楚离兼任处长的干部管理处副处长，主要负责干部的调配工作。1954年春天，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兼组织部部长，父亲出任综合干部管理处处长。之后，他又兼任中央直属党委常委兼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1956年2月，中共中央组织部成立部务委员会，父亲与帅孟奇、陈野萍、李步新、乔明甫、赵汉等成为除部长、副部长外的部委会委员。当时，中共中央组织部的大事均由部务会议决定，诸如以中组名义发出的重要文件，中组部对全局工作的安排，中组部对中央和毛主席的报告，等等。干部管理处分为一、二处后，父亲任二处处长。同年9月，他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两年后，他被下放到云南工作，从此离开北京，主要在西南地区担任领导职务。
从1952年至1958年，父亲在中共中央组织部整整工作了6年。在这6年中，他凭着对党无限忠诚的赤心，充分发挥自己的智慧和才华，为党的组织建设和干部队伍管理建设做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干部管理体制和制度基本沿用陕甘宁边区时期的模式，政出多门，管理比较粗放。1951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刘少奇提出要搞出一个干部管理体制的新办法。此后，中组部先后拿出几个方案均未获通过。父亲正式调到中组部工作后，主要负责这项工作。在进行长时间、大量而全面的调查研究基础上，他执笔起草了《关于加强干部管理工作的决定》，提出对党的干部按照工作需要划分成九类分别进行管理的“分部分级”管理的新思路和总体构想。其中心内容是：按照工作需要，把干部分成九类，在中央及各级党委统一领导下，在中央及各级党委的组织部门统一管理下，分别进行管理。这是分部除建立在统一管理下分部管理干部的制度外，在中央及各级党委之间建立按干部的不同级别分工管理各级干部的制度。这种分部分级管理干部的目的，在于便于各级干部的管理部门能够深入地、系统地考察、了解干部的政治品质和业务能力，真正做到心中有数，并以此为依据来正确地挑选和选拔干部。同时，在对在职干部建立科学的管理制度的基础上，提倡“后备干部名单”的做法，并使之逐步制度化。1953年7月，第二次全国组织会议通过这个文件；同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下发全党执行。根据这一决定，在一些中央有关工作部门尚未建立以前，中央组织部于1954年在部内先行成立了工业、财政贸易、交通运输、政法等干部处，初步实现了对这几个方面干部的分管工作，便为下一步的分部工作做好了准备。从1956年起，中央陆续批准建立了工业交通部、财贸部等部门；1956年6月，中央又做出成立各省、市委书记处的决定。
1955年1月，中共中央颁发了《中共中央管理的干部职务名称表的决定》。这是由父亲执笔起草的又一个有关干部工作的重要文件。根据《关于加强干部管理工作的决定》所确定的“凡属担负全国各个方面重要职务的干部均应由中央加以管理”的原则，定下了党中央管理的干部职务名称表的范围。名称表规定，中央负责管理干部的各部门应与各地和国务院各部门密切联系，采取各种方法，对属于这一名称表范围内的干部，从政治品质和业务能力两方面，进行有计划的全面的考察和了解，并根据考察和了解的结果，来正确地挑选和提拔干部。此外，还明确规定，今后凡列入这一职务名称的干部的任免和调动，均须报中央批准。
《中共中央管理的干部职务名称表的决定》的下发执行，是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干部管理工作的决定》的具体体现。若说《关于加强干部管理工作的决定》是一个原则性、指导性的文件的话，《中共中央管理的干部职务名称表的决定》则是《关于加强干部管理工作的决定》的具体细则和实施平台，它的出台确保了《关于加强干部管理工作的决定》的相关规定的具体落实。同年，与之配套的干部档案、干部统计和干部的年终鉴定工作也开始逐步建立和实行起来。至此，一个全新的干部管理工作体系，按正常秩序开始运作。
这些做法，是在借鉴苏联共产党的经验基础上，充分考虑中国共产党的具体实际情况，制订的一项带有基础性的政策。《关于加强干部管理工作的决定》》的出台，理顺了隶属，界定了权限，明确了职责，强化了管理，是对中国共产党在战争年代形成的干部管理体制的一项重大改革和突破，是为实现党对干部的科学管理，进而为执政党实现“党管干部”的做法，提供的可靠的体制依托和组织保证。在此后的数十年间，尽管随着形势的变化和时代的发展，党的干部管理办法和机构，相应做出了一些调整和修改 ，但《关于加强干部管理工作的决定》所确定的“分部分级”管理干部的基本原则，一直没有改变。实践证明，《关于加强干部管理工作的决定》所确定的基本原则，是完全符合中国的国情和党情的，适时制定这一《决定》是中国共产党建设史上的一件大事。对此，邓小平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时曾经这样说过：“分级分部管理干部，使干部的管理工作同政治和业务的检查监督互相结合起来。党要沿着这个方向，把干部管理工作推进到一个新水平。”
同一时期，父亲又主要参与了“六条政策”的制定工作。为了搞清楚各级党的干部的政治历史及在各个时期的政治表现，中共中央于1953年11月颁布了《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随着审干运动的逐步深入，一部分干部在历史上有自首叛变行为的问题浮现出来，而有些干部当时还在党政机关担任重要职务。如何处理这样一个极为复杂，政策性又很强的历史遗留问题，关系到不少干部的正确使用，迫切需要妥善解决。本着对党、对干部本人负责的精神，在邓小平和安子文等部领导的关心和亲自指导下，父亲根据中央对“八一”报告批复的原则精神，在对大量审干中搜集的典型材料进行研究分析以后，按一些干部的自首叛变的不同情况，归纳为六种具有代表性的类型，并在此基础之上起草了《关于处理党员干部历史上被捕被俘后所犯的各种错误的意见的报告》。《报告》对干部历史上自首叛变的六类情况，按其自首叛变情节的轻重，其在恢复党籍或重新入党后工作的表现，对党贡献的大小，对党是否隐瞒以及对错误的认识程度等具体分析，分别做不同的、原则性的处理规定，一共六条。这个报告的出台，为后来各级党组织处理和使用这些干部提供了重要的政策依据。《报告》仅仅拟出六条意见，却用去了父亲有两年多的时间，可见问题之重要，态度之谨慎，政策之严肃。他在日记中是这样记述当时的工作情况的：“1954年10月7日上午：部长接头会；审干办公室问题；叛变自首分子的处理问题；了解省级干部问题。”“1955年9月14日：安（子文）部长找去与马定邦谈，干部政治历史问题。”“1955年9月27日：看审干办公室整理的自首叛变分子名单。”“1955年10月12日：安部长谈自首叛变分子排队问题。”“1955年11月1日：讨论自首叛变分子的处理办法。”“1955年12月7日：到邓（小平）部长那里去研究自首叛变分子的使用问题。”“
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胜利召开。父亲不仅出席了党的“八大”， 任华北代表团山西组副组长，还和中组部的领导和同事为“八大”的顺利召开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当时，代表名单的筛选、汇总、确定，中央领导机构组成成员的建议方案的提出等，无不包括父亲的辛勤劳动。当年他在日记中曾经记有：“
多年间，父亲刘植岩为当时的中共中央组织部有名的“笔杆子”。那时候，中组部出台的不少涉及全局的重要文件，给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报告，有关党的干部工作的社论，大多出自他的手笔。除《关于加强干部管理工作的决定》、《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及《关于处理党员干部历史上被捕被俘后所犯的各种错误的意见的报告》等重要文件外，他的鼎力之作还有《为消除党组织内的消极的和不健康的现象而斗争》和《中央组织部给中央的工作报告》（即“八一”报告）。《为消除党组织内的消极的和不健康的现象而斗争》是他于1953年1月为安子文在中直机关大会上的发言起草的一个报告稿。这个报告从几个方面剖析了党内存在的问题，如批评与自我批评开展的很不够，报喜不不报忧的现象十分严重、任人唯亲的情况屡禁不止，论资派辈的资格论颇有市场，官僚主义有蔓延的倾向，等等。在分析这些现象产生的原因之后，报告指出同这些坏作风进行斗争，不仅在目前是一个重大问题，而且在今后很长的一个时期内也将是一个重大问题。报告最后号召，要按“德才兼备”的原则选拔和培养干部，要严格执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改变“党不管党”的现象。后来，这个报告得到毛泽东的赞赏，亲自作出批示，使之以安子文的名义出版发行。约有两万余字的“八一”报告是根据邓小平的要求起草的。报告站在全党的高度，对建国5年来党的各项干部工作，分五个部分做了全面系统的总结。报告本着严肃负责的精神，检讨了过去几年中央组织部工作中的主要缺点和错误，对下一步党的干部工作提出了新的建议和意见。这个报告于 1955年8月1日定稿，故称“八一”报告。报告经中央政治局讨论，于 1955年10月批转全党。关于这个报告的起草过程，父亲在日记中曾经这样记载：“1955年2月10日下午：二月份前十一天大事；写准备给中央写的报告的两段的初稿（干部管理制度、审干 ）。”“1955年6月23日下午：与韩劲草同志谈给中央的报告中的几点。”还有就是，
1958年5月，在“反右”斗争后期，父亲被认为“思想右倾，反右不力”，并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等问题，受到了一场“批判”。1958年7月，他被中组部下放到云南锻练。当时，原定他去云南担任省委书记处书记兼组织部部长，但他坚决要求到更基层的地方去锻练；中央最终任命他为昆明市委书记处书记，分管昆明市的文教和郊区工作。1959年9月，他被增补为云南省委常委。
1966年5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并在随后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决定分别在六个中央局成立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父亲被任命为西南局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组长。“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后，局势逐渐失控，仅仅几个月时间，西南局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就夭折了。1966年11月中旬，父亲开始做“检查”，短短几千字的检查稿竟然写了多日，而且修改得密密麻麻。在检查中，他在多处真诚地坦言对此次运动的不理解。后来，为把他彻底“打倒”，西南局的一些人上窜下跳，先后查阅了中组部和西南局的干部档案和其他相关挡案，大算他在中组部工作时的“旧账”；还把他到西南局工作后不少坚持原则、坚持党性、不惧压力、敢讲真话、敢于承担、勇于负责、掌握政策、保护同志的做法，诬蔑成他新的“罪证”。在“运动”中，他被诬蔑为“安子文安插在西南的一颗黑钉子”，各种各样的“罪名”铺天盖地。
文化大革命中，父亲被定的“罪名”很多。实际上，那些“罪名”恰恰见证了父亲优秀的革命品质。1948年1月，山西晋南地区整党在闻喜县开始，整党中围绕“贫雇农路线”发生了一场大的争论。被太行中央局任命为改组后的运城地委第一书记的父亲，针对那场争论，专门给大家做了一次讲话。他说：“有些人推崇的贫农路线，其实是农村工作过‘左’的做法，已被中央纠正。”“农村贫、雇农和中农都是农村的劳动人民，城市工厂工人和其他劳动者是城市的劳动人民。劳动人民还包括知识分子脑力劳动者，像教师、医生、艺术工作者、记者、编辑等等。不能只看到贫、雇农，说什么‘贫、雇农坐天下，说啥就是啥！’贫、雇农怎么能坐天下呢？那还要共产党干吗？”1955年，针对当时审干扩大的现象，父亲在起草以中组部的名义给党中央写的报告（即“八一报告”）时，提出要对《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第一条进行修改。《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第一条的原文是这样规定的：“审查干部的目的是为了全面地了解干部，主要应从政治上去进行审查，弄清每个干部的政治面貌，清除混入党政机关的一切反革命分子 、阶级异己分子、蜕化堕落分子，以保持干部队伍的纯洁……”父亲建议将这句话中的“阶级异己分子”和“蜕化堕落分子”删掉。他这样写道：“如果按《决定》执行，很有可能形成对政权机关中，除高级民主人士外的资产阶级分子或在历史上有过某些反动行为的人进行一次普遍的清洗。”中央采纳了他的意见，将原规定改写为：“审查干部的目的是为了从政治上弄清每个干部的面貌，清除混入党政机关内的一切反革命分子及各种坏分子，以保持干部队伍的纯洁和便于正确地使用干部”。1964年，出于对形势的错误判断，当时的中央领导一致认为贵州省委已经“烂掉”，是“资产阶级复辟”的典型，中央工作组“空降”贵阳，罢了西南局书记处书记兼省委第一书记周林的“官”，夺了贵州省委的“权”，直接领导贵州省的“四清”运动。对于这种用“左”的办法处理干部的做法，父亲是极不赞同的，然而这是中央的决定，他很无奈，又必须执行，他只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量保护干部。在搞“四清”运动时，有人揭发说“1964年贵州省委提拔的119名正付 厅（局）长、地委正副书记以上干部中，有58%的人不应该提拔，有的还是明显的坏人”。父亲看了揭发材料后说“四清运动就是四清运动，又不是审干运动”，没有做任何处理。当时，错误地把一位省委候补书记、副省长当做混入党内的恶霸地主给揪了出来，并给予降职处分。为了安排好这位同志的工作，父亲认真考虑后，亲自给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和西南局书记处书记、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廖志高写信，建议将安排到四川农机学院任院长、代理党委书记。父亲说，这个职务“地位也较高，比较好安排”。尽管西南局领导层内部存在争议，但父亲还是最终说服了不同意见的同志，将那位干部做了相应的安排。当时，和级以及分子处的名义写报告），从而使前西南局农办主任是一个行政八级的老干部，1963年有人揭发他“恶毒攻击毛主席的《党内通信》”，“说执行了，要亡党亡国的！”西南局组织部监察处把这个材料送给父亲审查，父亲看后，当场就把“亡党亡国”这句话划掉了。后来，监察处又把材料原样报送上来，父亲是送一次划一次，毫不含糊。在那个“高举”的年代，他深知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文革中，面对批斗他的造反派的严厉逼问，父亲坚持说：“他自己不承认嘛！”后来，那位老干部受到处分，被降为地委书记，但在对待他的这个问题上，父亲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当然，因为这些“罪行”，父亲在文革中没有少挨“批斗”。
父亲的“罪名”还不止这些。出于反革命政治目地的需求，康生于1966年8月19日宣布中组部存在一个“以安子文为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之后，《关于加强干部管理工作的决定》被江青、康生说成是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干部路线的总纲，而《关于处理党员干部历史上被捕被俘后所犯的各种错误的意见的报告》（即六条规定）则被他们称为“黑六条”、“叛徒哲学”，一时间全国掀起大抓“叛徒”的黑风，无数的革命干部为此深受其害，有的还丧失了生命。而作为这两个文件的起草者的父亲，更是“罪不可赦”。种种诬蔑铺天盖地而来。如“造反派”整理的他的“罪行”材料中说：“安子文要销毁自己干部档案中叛变投敌的罪证，刘植岩就批准干部处档案科把档案送给安子文。安子文要把党中央书记处部分成员的简历材料送给苏修，刘植岩立即布置专人整理，直接参与这一叛国的罪恶勾当。”“1960年，中共中央西南局成立后，邓小平、安子文、李井泉共谋，经刘少奇点头同意，把刘植岩提拔为西南局组织部长。继后，又提拔为西南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刘植岩在担任原西南局文革小组组长期间，顽固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残酷镇压革命群众，抗拒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刘植岩不仅是李井泉独立王国中的一员黑干将、忠实同伙，而且是安子文安插在西南的一颗黑钉子。”等等。
正因如此，父亲在当时受到的“批斗”之多、之烈，惨不忍睹。然而，面对不可一世的“造反派”，父亲毫不畏惧。原中共四川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安法孝回忆道：“植岩同志是我党老的组织工作者，优秀的共产党员，一二·九运动的积极分子。我虽然在他的领导下工作时间不长，但很敬仰他。文革中我和他一起被西南局造反派批斗，遭受不白之冤。批斗他时 ，我也在场，当时我和植岩同志同台接受批判。他挺立台上，坚决反驳造反派的诬陷，正气凛然，至今留有强烈的印象。”
“文革”结束后，我们于1978年3月上书给时任中组部部长的胡耀邦同志，要求为父亲平反。胡耀邦亲自批转四川省委办理，并责成中组部办公室正式复函，让我们持函直接找四川省委联系。
这是党对他的评价，这是人民对他的评价，这是历史对他革命的、光辉的一生，所做的最公正的评价！安息吧，我们敬爱的父亲——刘植岩！
儿童时代的刘植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