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随着经济危机由恐惧走向复苏，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一升再升，中国共产党从受宠若惊到面临实现全球化的现实，责任重大，考验也大。

　　如今的中国共产党真正走向了领导全世界、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伟大征程！

　　再过两三年，我们国家又到了新一代领导人上台的时候了。邓小平他老人家倡导的“领导核心”，也许以后不再提了，到了归纳总结的时候了。中国走向更加开放和民主的时代到来了，习近平在中央党校的讲话曾经被香港的媒体解读为：以后不会再提以谁谁为核心的党中央。

　　最近一系列的省部级干部的调动，为下一届领导集体的年轻化、国际化、知识化、专业化提供了参考的依据，人口庞大的中国，将来会越来越年轻而富有朝气！

　　【新闻衔接】中共中央办公厅近日印发和实施了《关于进一步从严管理干部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加强对党内干部的监督和问责，以提升中共在不断变化的大环境中的执政能力。

　　官方媒体新华社昨天显著报道了《意见》的有关内容。中央电视台在傍晚的新闻联播中，也以《意见》作为头条新闻进行突出报道，反映了有关当局对这份文件的重视。

　　新华社在引述《意见》时形容“干部队伍总体状况是好的”，但“一些干部对自身要求不严，思想作风不符合党的性质和宗旨，能力素质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要求。”

　　此外，“一些地方和部门在干部管理上失之于宽、失之于软，致使一些干部身上的小毛病演变成大问题、有些小事酿成大事。这不仅不利于干部自身成长，而且损害党的形象，削弱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意见》分四个部分14条对干部的要求、教育、管理和监督作出了具体规定，其中表明将 “加强上级监督和领导班子内部监督”、“加强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多层次多渠道管理约束干部。”

　　《意见》也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肩负起“抓班子、带队伍”的政治责任，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一级带一级、一级抓一级”，认真执行问责制度，并及时调整不适任的干部。

　　种种迹象显示，中共一些干部长期的腐败作风及执政不力，已引起广泛基层民众的不满，以致中共中央对内部社会稳定及其执政能力产生了深刻的危机意识。

　　9月举行的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是党建部署的其中一个重要环节。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源潮在11月30日中共中央党校主管主办的《学习时报》上，就干部管理和人事制度改革提出详尽的论述。

　　李源潮指出，“现在一些干部出问题，主要不是出在才上，而是出在德上”，健全干部管理机制必须“加强对关键岗位干部的重点管理”、“严格干部日常管理监督”、“切实解决干部调整难处理难的问题”及“完善干部激励保障制度”。

　　李源潮说：“干部制度竞争力是国家政治制度竞争力的核心要素，我们要在激烈的国际政治竞争中赢得主动，就要进一步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为培养造就高素质领导人才提供制度保证。”

　　在两次党的代表大会之间的“届中时段”对部分省部级高官进行大调整，已成中共高层人事的常规动作，汰旧换新，为未来领导核心布局谋篇，此次当然也不例外。从这个层面看，刻下正在进行的颇多看点的权力洗牌，对十七大后半时期具有指标意义，也显示出未来一个时期干部任用的主流趋势，更预示十八大的某些政治动向。

　　调整面积之大历史罕见

　　到目前为止，至少有10名以上省部级高官易位，包括辽宁省委书记张文岳、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储波，重庆市长王鸿举不再担任现职，相应的职缺分别由吉林省委书记王珉、福建省委书记卢展工、河北省长胡春华、重庆市常务副市长黄奇帆接任。吉林省委书记一职则由农业部长孙政才接替，福建省委书记则由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孙春兰接任。吉林省长韩长赋、吉林省委副书记王儒林、河南省委副书记陈全国则分别出任农业部长、吉林省长及河北省长。调整面积之大、涉及省区、部委之多为近年来所罕见。

　　此外， 还有几位副部级官员得到任命，例如中国银行副行长朱民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务院研究室党组成员兼农村司司长黄守宏被任命为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财政部长助理张通被任命为湖北省副省长、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王仲伟和国新办七局局长董云虎被任命为国新办副主任。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杨振武出任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国新办副主任蔡名照则出任中宣部副部长。

　　就官员流向而言，依然显示三大趋势：一是地方之间调整，二是部委与地方“互换”，三是部委之间调整。

　　“共和国一代”走向执政一线

　　在这一系列人事调整案中，张文岳、徐光春、储波均以及王鸿举均属年龄“到站”而去职，而继任者以及被拔擢者均属于“50后”。例如王珉、孙春兰均是出生于1950年，卢展工、黄奇帆出生于1952年，陈全国则出生于1955年。最引人瞩目的当属胡春华与孙政才两人的任职。两人都是1963年出生，是中国官场少见的“60后”正部级官员，被认为是中共新生代政治明星。在中国干部队伍中受到关注的“6”字头省部级高官，还有1960年出生的现任湖南省长周强，1967年出生的团中央第一书记陆昊，以及1962年出生的新任国新办副主任董云虎等。

　　其中被外界视为“小胡锦涛”的胡春华，1983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主动选择到条件艰苦的西藏工作，经《人民日报》等中央媒体报道后，广受关注。胡春华在西藏工作20年，由于刻苦耐劳、表现出色，颇受高层赏识，一路提升，频繁转换职务，由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而团中央第一书记，由河北省长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

　　孙政才从农业做起，历任北京市顺义区区长、北京市委秘书长，协助市委书记刘淇工作。2006年年底出任农业部长，成为国务院最年轻的部长。从农业部长转任吉林省委书记一职，也显示其政治前景有着更大的发展空间。

　　在目前中共省、区、直辖市30多位“一把手”中，北京市委书记刘淇已接近67岁，新疆自治区书记王乐泉今年底将年满65岁，但因他们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属于国家领导人序列，任职年龄可最多放宽到70岁。由此可以看出，中共权力层便由“40后”、“50后”和“60后”三个梯队构成，“40后”担任核心，“50后”充当主力，“60后”人才储备的特征非常明显。

　　德才兼备与优化结构兼顾

　　一、“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已成为中共人事布局的重要选人标准。 尤其在为十八大人事布局时，高层似乎非常注重从履行岗位职责、完成急难险重任务、关键时刻的表现。在干部的配置和配备上注重整体性和实效性，尤其注重执政绩效。例如担任福建省委书记近六年的卢展工，调至人口第一大省河南任“一把手”，与他在发展海西经济区工作上搞得有声有色不无关系。

　　二、优化知识结构。在这一波人事大变动中，知识结构显然也是高层用人的重要指标。考察这些权力新贵的成长背景，不难发现他们均是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其中具有博士背景5人，例如王珉是南京航空学院机械制造专业博士，孙政才是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农学博士，张通、朱民分别拥有厦门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博士、美国约翰·霍布金斯大学经济学博士头衔。具有硕士研究生资历的更多，例如中央党校研究生孙春兰及杨振武、工商管理硕士黄奇帆、武汉汽车工业大学经济学硕士陈全国、南开大学哲学系研究生董云虎。

　　三、资历完整，具有基层工作经验是这批新任高官的又一特质。例如孙春兰从鞍山钟表总厂工人做起，然后是车间党支部委员、厂党委委员、市一轻局团委书记，一路走来，最后官至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党组书记。再如王珉，曾下乡插队，当过工人、大学老师，后任南京航空学院机械制造系主任、院秘书长、副院长，直至吉林省委书记。胡春华更是如此，1983年进藏后，最初在西藏青年报社做了2年文字校对，后来调至共青团西藏自治区委员会、西藏自治区林芝地区行署任职，可谓一步一个脚印。

　　团派背景官员依然受器重

　　四、省际频繁交流、中央部委和各省间轮换已成中共人事规划常态。干部交流制度，被中共组织、纪检部门认为培养锻炼干部、拒腐防变、防止山头主义、裙带关系、近亲繁殖的一个有效措施。新轮职交流的这批省部级高层领导干部多是由基层干部提拔起来的优秀分子。即中共人事制度改革的胜出者，也是改革的积极推进者。如此既可以激活人事制度、开阔官员视野，又可以强化官员综合能力的培养。更重要的是，官员轮职交流制度已成中央政府对地方的一种管控手段。言外之意就是不听话、不称职的随时可以换岗。

　　五、团派纷纷上位。像以往的官员调整一样，共青团背景的干部依然受到格外器重。曾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春华自不必待言，韩长赋曾任团中央青工部部长，王儒林曾任吉林团省委书记，孙春兰早年在鞍山市一轻局、鞍山市轻工业纺织局担任团委书记，共青团经历长达10年。王仲伟则曾任共青团上海市委副书记。

　　序幕启开高官调整后续有来

　　根据以往经验，在下一届党代表大会召开之前，中国省部级高官很少有不被调动的。事实上，这已是今年以来的第三波。今年2月，郭庚茂和胡春华分别从河南、河北代省长位置上“转正”，国家安检总局原局长王君转任山西省省长、辽宁省委原副书记岳福洪任辽宁省政协主席。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茅接替高强任卫生部党组书记。商务部副部长于广洲调任福建省委副书记；黄卫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调任北京市副市长；浙江省原副省长钟山任商务部副部长；中宣部副部长欧阳坚转任文化部副部长；清华大学原校长陈希转任教育部副部长等等。

　　今年5月，湖南省副省长徐宪平上调国家发改委任副主任。而国家发改委秘书长韩永文则“外调”为湖南省副省长。福建省委常委、厦门市委书记何立峰调任天津市委副书记；山西省委组织部部长任泽民调任浙江任省纪委书记等等。

　　按照中共内部不成文规定，省部级正职官员一般为满65岁、副省部级满60岁离开实权部门，或退休，或转至人大、政协二线机构任职，或转为“二政府”的政府协会、社团组织担任闲职，作为退休前的过度。据统计，今年将届满65岁退休年龄的省部级干部，除徐光春、张文岳、储波之外，在中央层面还有10位正部级高官，这还不包括刚刚因届满退休年龄而去职的中央直属机关工委原常务副书记孙晓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金人庆等。

　　凡事都有正反两面，高官频繁调动，亦须警惕一些负面问题出现，例如新官上任三把火，每一把火都须从头烧起。再如“维稳”。已有网友担心“领导一换，规划不算”。因为一个省区的发展需要延续好的方向，倘若总是“新人新政”，人走茶凉，不仅不利于抓住机遇、加快发展，而且有可能到头来一事无成，资源白白浪费。

　　中国官场设置年龄限制的原因相当复杂，其中一个理由就是防止终身制，保持年轻化。但是在中国现行体制约束下的“一刀切”，已然显露出不少弊端，因为不能简单地用年龄来评断一个官员的资质。年龄老化并不等于不能担当重要的政府职务，或者成为出色的政治家。例如里根当选美国总统时已经70岁，丘吉尔卸任英国首相时已经81岁；阿登纳卸任西德总理时已经87岁，戴高乐从法国总统位置上退下来时已经79岁。而年龄并不妨碍他们成为名列青史的杰出的政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