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万没有想到,一次想象中应该是非常愉快的阅读旅程,竟然会以这样恶心的方式开始。
打开《永恒的日记——每一天的音乐》,读完了莱布雷希特那篇有趣的“前言”,翻到正文第一页,也就是1月1日的日记的第一行,赫然撞上一个大BUG。
文中写道:“约翰·克里斯蒂安·巴赫(1735-1872)在伦敦帕丁顿区辞世,终年46岁。”读到这样的文字,我真的更情愿为作者连这么一道简单的算术题都做不好而生气了,生卒年份的跨度显示,人家老巴赫家的儿子长寿活到137岁,你凭什么说人家连知天命的年岁都不够?再往下追究,觉得三联书店的校对更不靠谱,1735年生的,到1872年才死,怎么可以说“终年46岁”呢?如果你连这个错误都看不出来,那你当然也就不可能知道这个出生在1735年的巴赫,其实死在1782年。
但这真的不关作者的事,书还真是一本好书,内容有趣自不待言,写法别致更是令人兴致盎然,你完全可以把这书当一本音乐史来读,只是,和朗格的那种比一块大砖头还大的大部头比起来,这基本上就是一个音乐小事史或者细节史。谁都知道,写史能抠出无数多的逸闻趣事,能拎出无数多的书信、日记甚至零散的只言片语,把历史座实到无数生动的细节上,那绝对是非一般功夫所能至。莱布雷希特是这方面的天才,我不知道他怎么能知道这么多,这么细,而且还这么有趣。
我顺手翻倒“12月10日”这一页,“1908年”条目下作者写道:“女诗人塞西尔·绍瓦热(Cecile Sauvage)在阿维尼翁为她刚出生的孩子写下一首抒情诗《稚嫩的灵魂》(Burgeoning soul),这孩子日后成为作曲家奥利维尔·梅西安(Olivier Messiaen)。”读到这儿的时候,我一边顺手去谷歌碰碰运气搜搜这首诗(当然未果),一边又翻页读到下面“12月11日”的文字:“在梅西安出生几小时后,美国现代派艾略特·卡特(Elliott Carter)在纽约出生。”
这样我就知道了,梅西安是出生在12月10日的夜里,而艾略特·卡特则是在次日凌晨时分来到这个世界的。这细节似乎不怎么重要,但我却觉得有意思。我一直很着迷梅西安的《鸟鸣集》,我也一直觉得他是一个对夜晚很敏感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弄出这样神秘灵异古怪的曲子,现在我觉得我找到了其中一个可以说服我自己的理由。
一般音乐史写到某个音乐家出生这样一件事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大事记”的写法:某年某月某日某个大师出生于某地之类,从中完全找不到半点像作者这样在一些近乎琐碎的细节中随意穿越给我们带来的小趣味。
这只是一个小细节,那么穿越呢?比如,今天是12月8日,《永恒的日记——每一天的音乐》一书在“12月8日”这一天的日记里串列了5个年份的词条:1849年威尔第歌剧《路易莎·米勒》在那不勒斯首演时布景突然崩塌,1865年西贝柳斯在赫尔辛基以北60英里的一个小镇上出生,歌剧《霍夫曼的故事》在维也纳上演时一场大火烧死了剧场里的384名观众,1939年詹姆斯·高威在贝尔法斯特出生,1980年约翰·列侬在纽约被杀。读这一天的日记,就如同在这个由131个年份、5个地点现场所构筑的音乐时空里穿行,这来回一穿越,我好像听见了各种不同音乐在这个时间截面上汇聚所发出的交响,我甚至会想去找到这几件事情之间到底有没有联系。我深知要找到西贝柳斯出生和列侬被刺这两件事情之间的关联需要费很大的功夫,但不费吹灰之力我们就能发现,12月8日这一天在音乐史上还真是个比较倒霉的日子,至少《永恒的日记》一书的条目显示,音乐史上但凡在这一天发生的事情好像都挺糟糕的。莱布雷希特似乎也想暗示这一点,他甚至在西贝柳斯出生这件看上去未必有什么不好的事情的描述中,有意强化了这一天的阴郁感:“他的父亲是一名医生,不久死于伤寒。‘很少有人的童年像我那样凄惨。’他告诉他的未婚妻。”
历史从“年”进入和从“日”进入,那感觉是完全不同的吧。一直以来,我们理解的历史概念基本上都是编年的,而由“编年”转入“日记”,明摆着就是以往宏大叙事思维方式的被突破,虽说我们早已熟悉了“历史上的今天”这种回忆历史的方式,但这种方式中对“今天”这一时间状态的强调,有明显的绑架历史的味道,更重要的是,它没能突出由“年”变“日”在方法论上的解构意味和趣味,而“日”,恰恰是我们每一个人最容易进入历史的一个入口。
如莱布雷希特在他书的“前言”中所言:“对于日历的狂热是音乐界的特别现象。”这其中的原因,莱布雷希特也觉得“很难解释清楚”,不过,我倒觉得这是人的一种很常见的自恋行为——通过一个日期数字,就可以让自己和历史扯上关系,只是在表现在音乐这方面,会相对明显一点罢了。
一般情况下,每个人最早用Google的时候,首先做的就是上去搜索一下自己名字,玩Earth的时候首先是去上面找找自己家在地球上的位置,与此如出一辙的是,翻开这本书,我们自然也会首先翻到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日子的那一页,看看那一天有哪位音乐家和我们在同一天出生,看看哪一部重要的作品在同一天诞生或者首演,看看这一天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什么有趣的事情——无论喜庆或者悲伤,只要它们已经被记录在历史当中,仿佛这样,我们便和那些重要的音乐事件有了一种必然的联系,我们也因此成为了历史的一部分,我们那卑微的人生也因此具有了某种历史性的意义——想到这一点,真的很有趣。
于是我翻开我生日那一天的那一页。在5月11日这天的日记里,莱布雷希特记录了下面几件事——
1809年:贝多芬整晚都在兄弟凯斯佩的地窖里,“用枕头捂住自己的头,才能不听到法国的大炮。”他像害怕失去生命一样害怕削弱听力。第二天下午2点30分,维也纳投降。
1865年:600名或远或近的朋友前来观看了瓦格纳的《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的彩排,但是没看成首演,因为女主角的扮演者玛尔维娜·施诺(Malvina Schnorr)哑了嗓子,导致首演被推迟了一个月。
1916年:43岁的作曲家马科斯·瑞格(Max Reger,1873-1916)被发现死于莱比锡一家饭店的客房里,手中拿着一张报纸。
老实说,看到上面这个结果,我多少有点沮丧,我生命中如此重要的一天,在音乐史上真是太平常了!竟然没有一个音乐家在同一天和我过生日?没有一部重要作品和我在同一天诞生?好吧,总算有一个我完全不认识的叫做马科斯·瑞格的音乐家在这一天辞世,但却是在我出生前47年的这一天去世,他的灵魂不可能隔了那么多年才转世投胎到我身上!
莱布雷希特肯定是漫不经心地没把这一天当回事,他肯定有所遗漏。我查不到1948年出生的他到底是哪天生日,我估计他自己生日那天的音乐日记一定做得很用心很详尽!没办法,我只能想别的办法了。我想起我手头的另外一本叫做《音乐手册》的书,在这本十年前由三联书店出版的、国内古典音乐评论家刘雪枫老师编译的音乐日记里,我那小小的历史虚荣心终于得到了些许的满足:有6个作曲家、演奏家分别在1855年至1950年这将近100年间的6个年份的同一天出生,4个音乐家在1849年至1976年间的4个年份的同一天去世。这10个在不同年份的同一天出生或去世的音乐家当中,虽说我只知道美国女高音鲁斯·威尔丁(她比我大14岁)和德国指挥家鲁道夫·肯培(他在我过13岁生日的那一天在苏黎世去世),但这不要紧,没准儿明年我过生日那天,我会放几张肯培的CD来助兴,他指挥的理查·施特劳斯还真不错。碰巧,施特劳斯也是11日出生的,只是他生在1864年的6月。
可以聊作备注的是,莱布雷希特在本书“6月11日”日记中这样记载施特劳斯的出生:“理查·施特劳斯在慕尼黑出生。汉斯·冯·彪罗封他为‘理查第三’:瓦格纳是‘理查第一’,而且,没有人可以成为‘理查第二’。”——再作一个备注,这个叫汉斯·冯·彪罗的人,钢琴弹到足以挑战李斯特的水平,指挥足以把柏林爱乐乐团推向世界顶级水平的人,其实应该是音乐史上的头号命名家,自从1872年7月在巴登-巴登与勃拉姆斯正式订交后,他给了他的朋友两个封号足以让他在音乐史上的地位一下子翻了好几番:他把勃拉姆斯和巴赫、贝多芬并称为“三B”,他还把勃拉姆斯《第一交响曲》命名为“贝十”。你看看,现在列国豪强玩的什么G8、金砖四国之类的创意,人家彪罗一百多年前早就玩得得心应手了呢。
很显然,因为有很多小故事、小轶事、小花边、小掌故,还有很多摘自各类书籍、日记及报章评论的小语录,莱布雷希特的《永恒的日记》一书要比刘雪枫老师那本干巴巴的《音乐手册》好看得多,后者基本上没有任何细节,但它真的很实用——要不怎么敢叫“手册”呢?
我在《音乐手册》上还查到,历史上的5月11日这天有几部作品首演,其中最有名的是劳埃德·韦伯的音乐歌舞剧《猫》于1981年(《音乐手册》一书说是1982年,又是一个BUG,三联的校对还真不怎么样)5月11日在伦敦西区新伦敦剧院首演。这一天我在干什么?我那时还是厦门大学中文系的一名大一新生,我住在芙蓉四107那间阴暗、潮湿、弥漫着臭袜子气味但却快乐无比的宿舍里。那是我离家后在外面过的第一个生日,那年我18岁。我不记得那个晚上我是不是给自己庆生了。想起那时候手头总是很紧,爹妈每月给的30块钱生活费总是不够用,估计没舍得花钱请同学吃饭——那时也不兴这个,没准儿自己一个人偷偷摸摸买上两块馅饼或者一袋鱼皮花生、一瓶啤酒再外带一包过滤嘴的友谊牌香烟(这是我所能记起的当时最奢侈的生活),就已经算是很对得起自己了。
《猫》这个音乐歌舞剧首演至今已经有28个年头了,我在网上看了些有关资料,发现每到一个整数年头的5月11日,人们都要搞些活动来给它庆生。我不是《猫》的粉丝,买了多年的这部作品的DVD放在架子上一直没有打开的冲动,更不用说花大价钱去追现场了。可是现在,当我知道了这个作品和我拥有同一个生日,那以后我是不是会在我过生日那天用去哪里看一场《猫》这种方式来为自己庆生呢?哈哈,谁知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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