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启示录之一
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珠三角长达三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在强大的外部危机冲击下，长期积累的内部深层次经济问题纷纷暴露出来。这些问题的存在强烈折射出曾经一度热热闹闹的“进一步思想解放”运动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种走过场运动，因为实际上珠三角各地的政府部门到企业一直固执地陶醉在各自的业绩和美梦中，既没有认真反思，更谈不上思想解放，大多数措施往往只是对过往提法和措施的改头换面而已。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长期以来，珠三角各地为了各自的利益，“千方百计”地不合作或少合作，不仅大量重复建设、浪费大量资源，而且盲目竞争甚至背后使“阴招”去争项目、争“龙头老大”，进而严重影响了珠三角城市间的产业分工、城市形象、资源利用和发展潜力。粤港澳大桥一拖近二十年，就是这种不合作现象的最好例证，广州芳村的“边缘化”现状就是广州与佛山长期缺少合作的例证。
早在1996年，当时珠三角曾轰轰烈烈地提出建设“珠江三角洲经济区”，我就写了一篇“珠三角经济区研究中的十大问题”一文，其中一点就谈到“市场一体化合作”是建立经济区的基本前提，否则，将成为空想。当时，通过调研发现，珠三角各城市间的盲目竞争和不合作十分严重。后来，这一“设想”无疾而终，实属理所当然。十多年间，我一直关注这一问题。2002年，主持“广东省现代物流发展策略研究”课题中，进一步研究了这一问题，因为珠三角各地市的互不合作导致区域内的物流业发展严重受阻。2003年，我又参与申报了省政府招标课题“加强广东省与周边省区经济合作问题研究”，并为此从省内省外两个层次观察和研究了这一问题，得出的结论是：珠三角不仅内部各城市不合作或很少合作，而且与周边省区也很少合作，并指出这将是制约珠三角竞争力的最大阻碍。
十多年过去，现在看来，珠三角经济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实际上就是各城市间的长期互不合作“病情恶化”的结果。
一、广州可能是收费站最多的城市
理论上说，珠三角应该是最开放的城市，而作为珠三角中心的广州市应该最最开放，应该以博大的胸怀为周边各城市提供便捷的生产服务、物流服务、中介服务、文化服务等。然而，现实与理论的差距实在让人难以释怀。且不说其他服务，单说城市交通一点，就让人可以说深恶痛绝。层层分布在广州市区和周边的数百个收费站，无疑在诉说中它的保守、封闭和对外的排斥。尽管这些年来，广州市已经拆了不少收费站，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它可能是国内唯一的在市中心建收费站最多的城市。
开车的人都知道，从广州各个方向进城都设有不同的收费站。最要命的是，数十个收费站建在人口密集的市中心，包括中山大道、黄埔大道、广州大道、环市西路、东风西路等。中山大道的棠东收费站，就建在骏景花园的门口，四周有数十个大型楼盘，每天几十万人都经过，但为了收取那微不足道的进城费（因为真正的外地车可以从广园内等市内其他各个路口进城，无须从这里经过，从这里经过的，一般都是市内本地车），每天收费站故意关闭几条道，人为造成交通堵塞。过去，外地车为了躲避这个“进城费”，故意绕道棠德南路，害得每天棠下小区的人们痛苦不堪。现在不用了，因为汽车通过东环、广园等干线，事实上早就“进城”了，无须经过这里。
我不知道这些收费站到底收取了多少过路费或次票费，但我至少知道，东莞、深圳甚至增城、从化的许多车辆都怕进或不愿进“广州城”。当然，这里除了交通指示、交警罚款等因素外，层层收费站的设立，无疑是其中的一个因素。它不仅显示着这个城市的小气，从城市管理的角度影响这个城市的形象，而且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广州至少从交通运输、物流、客流等角度与周边城市不太合作。
实际上，这种情形不只是广州。其他诸城市都有类似情形。例如，连接东莞和深圳的莞深高速，是珠江东岸的主要通道之一，按理说深圳与东莞都应该把它修得畅达通顺，然而，在深圳与东莞的交界处，东莞这边是平坦齐整的六车道，而一到深圳这边，道路变得狭窄难行，而且路面已经年久失修。同样，东莞与惠州之间、东莞与广州之间、广州与佛山之间的道路连接无不如此。
长三角三省的高速公路和省际公路，都几乎实行了同城化，然后，作为同一个省内的珠三角各市，其交通通行的屏障和合作，不仅比长三角内部的省与省之间困难，甚至比欧盟内部的国与国之间还难。
二、企业不合作：珠三角企业“难做大”的主要原因
长三角的企业大多有“抱团打天下”的美誉，然而，珠三角的企业却普遍喜欢单打独斗，“宁为鸡头，不为凤尾”，企业之间很少以联盟、联合、并购、参股等方式进行不同层次的同业合作，甚至相互斗得死去活来，两败俱伤。
早在上世纪90年代，有不少力量想促进珠三角的三大彩电巨头康佳、TCL、创维进行合作，然而，尽管这三个企业领导人都是华南理工大学的校友，但最终还是没有给人惊喜，继续以价格战的方式进行自相拼杀，既没有留下什么佳话，也没有真正造就出类似日本、韩国在家电业高速扩张时代涌现出的家电巨头，无非是谁多得谁少得一些加工收益而已。
有些知名企业不仅相互不合作，而且相互拆台和“打群架”，典型的就是顺德的家电企业。仅有一墙之隔的科龙和格兰仕，多年以来，在空调、微波炉大战中，斗得死去活来，从人才、技术到产品、市场，几乎成为“敌人”。随着产业扩张高峰的过去和制造业高利润的退潮，庞大的工厂群落下，存留的是后劲不足的“个体英雄”。假设，如果在过去近二十年中，顺德家电业能多成长出几个类似于美的那样的企业，或许，今天的面貌应该更加令人赞叹。
珠三角企业的不合作或少合作，更多地体现在区域扩张。珠三角很少有企业联手在全国进行整体布局和大规模市场扩张，宁可失去，也不愿进行这种合作。当浙江的企业联手在山西矿业、重庆三峡、新疆农业等各地产业进行收购、扩张时，珠三角的企业大多还在进行内斗。珠三角的企业绝对不会出现“温州炒房团”这样的组织，除了不愿冒合作的风险外，最关键的是，缺少合作的意愿和动力。
珠三角企业更谈不上在资本市场上的战略合作。在国内证券市场一次又一次的并购高潮中，很少见到珠三角企业的影子，更少出现类似于浙江银泰系、四川汉龙系、湖南成功系等需要许多企业从不同角度进行战略配合的大手笔运作。
总之，珠三角企业可能单个很强，但群体间，却显得相当弱，进而不仅难做大，也难做强。
三、珠三角各地政府部门间少交流少合作
这些年来，我几乎承担和参与过珠三角各个城市政府部门委托的课题，更是到过各过城市做过大量调研，发现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就是珠三角各地的政府部门很少关心对方在做什么？有什么经验值得学习？更很少交流与相互合作。
本来，珠三角各城市都有自己的长处和个性，有许多方面都处于全国的领先地位，都值得相互学习和借鉴，然而，这些城市宁可漂洋过海去找什么“假兄弟城市”合作，也不重视与身边的“真兄弟城市”合作。那怕是牲猪屠宰这样一件事，也宁可劳神费力地去北京、上海、福建等地取经，而不愿到近到身边的城市取经。跑到其他大城市一了解，原来他们也是珠三角有关城市学习的经验。
同样，义乌的商人们大多尊称广州为“大哥”，全国各地的商人们基本上都认同广州才是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然而，珠三角大多数城市都率庞大的代表团去义乌考察，却没有留心广州。
珠三角各地市政府部门进行决策调研喜欢动不动出国或去北京、上海，而不是先咨询兄弟城市的相同部门，更谈不上先进行内部交流和调研。在进行决策研究或项目设计时，也是宁可去北京等请一些不熟悉珠三角情况的“知名专家”来进行，也很少考虑真正关心和了解情况的区域内的“土专家”。
当你了解到深圳、广州、东莞、珠海等各城市政府部门之间的那种冷漠、隔漠之后，你就会真正了解，这种区域合作的难度将有多大。
（注：本文为作者研读《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的心得之一，系有感而发，如有错漏之处，请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