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泰戈尔与印度文化精神

泰戈尔并不是一个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他的真正舞台在文化领域，而不是在人群中，更不是走在群众前面的先锋，这是因他所受教育和家庭的影响所决定的。这一时期，泰戈尔思考的问题，更多地转向了对印度文化精神的探寻。显然，虔诚地膜拜神像，从迦利女神的性力崇拜中获得激情和力量，而种姓又将印度人民人为地分割成不同的壁垒森严的等级，这都不是真正的印度文化精神。

印度是文明古国，应该有其文化精神。奥义书时代的自由探讨，形成了很多思想体系；佛陀时代的百家争鸣，都是很有价值的。站在现代人的立场上，对印度文化重新挖掘和阐释，是作为宗教改革运动领袖的泰戈尔要做的主要工作。

泰戈尔阅读了很多印度古代的经典，如奥义书、佛经、历史著作等。泰戈尔及其家庭都是印度教的信奉者，但这时，泰戈尔突破了宗教信仰的樊篱，不再只关注印度教，而是把得到答案的方法转向了其它宗教，比如佛教和锡克教。

佛教是在公元前6世纪作为婆罗门教（印度教前身）的反对派而产生的。可以说，印度宗教发展的历史，就是佛教与婆罗门教和印度教的斗争史。到了12世纪，佛教在印度消亡了。

锡克教是印度16世纪宗教改革的产物，教主纳纳克是一位宗教改革家，他领导的锡克教既反对伊斯兰教，也反对印度教。不但受印度教的排斥，更遭到信奉伊斯兰教的莫卧儿王朝的镇压，曾多次起义。

泰戈尔从佛陀身上看到了大慈大悲。佛陀不仅有博大的同情心，更具有伟大的理性和大智慧；不仅有救苦救难的慈悲之心，更有坚定的意志和追求宁静寂灭的境界。他还从锡克教徒身上看到了印度民族永不屈服的精神。

泰戈尔认为，印度精神不是某一宗教教派的教义信仰、仪式形式和传统习惯，而是那些具有普遍意义的智慧和道德。正如他在描写17世纪锡克教教徒起义的历史故事诗《被俘的英雄》所说；

“英雄屹立着死去——不曾发出一声痛苦的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