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泰戈尔与甘地

甘地（1869一1948）是印度国民大会党领袖，民族运动的主要领导人，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倡导者。出生于印度南部卡提亚华邦波尔班达城，1876年随父迁居拉奇科特，1888年就读于伦敦大学，攻读法律。1924年当选为国大党主席。1947年印度联邦宣告成立。1948年1月30日下午，在赴祷告场的途中被一名印度教徒枪杀。他是印度现代历史的一面镜子，被印度人民尊称为“圣雄”和“国父”。

1915年3月，泰戈尔在圣蒂尼克坦会见了甘地。当时，甘地刚从南非领导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回国，准备投身于印度的民族运动。他解散了在南非办的道院和学校，把其中约20名学生送回印度。他们的朋友安德鲁斯建议甘地先把学生放在圣蒂尼克坦，泰戈尔欣然同意。泰戈尔与甘地见面后，觉得甘地正如大哥德维琼的判断：“这个人将拯救印度。”这是印度近代史上思想巨人与文化巨人的握手。

甘地与泰戈尔的思想与个性有着鲜明的差异。在思想上，甘地更加传统化和印度化；泰戈尔则表现出强烈的现代化与西方化；在行动上，甘地更具有政治家的务实性；泰戈尔则更具诗人的理想性。尽管这种差异使得两人的观点在许多问题上都是针锋相对的，但这并没有妨碍他们之间亲密的友谊。

甘地初到圣蒂尼克坦时，他们之间的差异就表现出来了。他们不仅在探讨印度的政治、文化、教育、宗教、民族等问题时存在着很大的分歧，而且在具体事务上的观点也不一致。甘地对圣蒂尼克坦学校雇用工人和仆人表示不满，认为应自力更生，自我服务。泰戈尔接受建议，但不久就取消了，只是规定每年3月10日为“甘地日”：工人放假，师生自己做饭和扫除。甘地认为学校餐厅不应单独为婆罗门学生安排座席，既然泰戈尔反对种姓制度，就不应让它在学校存在。泰戈尔则辩称自己不愿强迫他人做违反他们意愿的事。

泰戈尔与甘地的认识，使得泰戈尔在他的晚年一直都非常关注印度的社会问题。他的长篇小说《家庭与世界》就是这次相会的产物。这部小说采用三角恋爱的方式构思情节但却不是爱情小说，而是社会政治小说。男主人公尼基尔和他的同学山谛普围绕着女主人公毗玛拉的争夺，主要集中在政治信仰方面，表现了妇女如何面对家庭和世界的问题。但由于作者对政治问题的关注冲淡了这一主题，小说的中心变成了对政治运动的反思。他在小说中为自己当年退出民族运动进行辩解，并反驳非难他的人——他仍然认为应做建设性工作而不应破坏，更不应使用暴力，煽动宗教仇恨。尼基尔的原型不仅是自己，而且也有甘地的影子，他是爱国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统一体。

小说还没有连载完，泰戈尔便遭受了极大的压力。妇女认为他侮辱了印度教妇女，爱国者认为他反对民族运动，为英国人说话。

泰戈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成为了具有国际声誉的诗人，周游列国，鼓吹东西方之间的文化合作，成了他的主要活动。甘地却在印度发起非暴力不合作运动。1920年12月，甘地提出的非暴力不合作主张在国大党年会上通过。不合作运动的主要任务是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全面抵制英国的统治。他认为只要印度人不与英国人合作，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就无法进行，他许诺说，印度在一年内实现独立，因此唤起了印度人民的民族热情。

泰戈尔回国时，不合作运动达到高潮。学生离开学校，人们围在焚烧外国布匹和衣服的火堆边载歌载舞，全民纺纱织布。1921年8月15日，泰戈尔在加尔各答的集会上，发表《文明的汇合》的讲演。他不提甘地领导的不合作运动，大谈自己的东西方合作的理想和主张：“我请求印度成为世界所有民族的代表……把我们的精神同西方精神割裂开来的当前的种种企图，犹同精神自杀。在当代，西方占支配地位，因为西方已经完成了自己的誓言。我们东方民族应该向西方学习。”可以想见，在这样的集会上发表这样的讲演，必然遭到狂热的群众的反对。著名小说家萨拉特·查特吉针对泰戈尔的讲演，发表《文明的斗争》。其实，民族也好，文化也好，文明也好，的确是在斗争中汇合，在汇合中斗争，二者相辅相成。接着，泰戈尔发表《真理的召唤》的公开讲演，指出印度已陷入道德危机，呼吁国人保持清醒和理智。

甘地当然不能接受泰戈尔的态度和观点，他亲自出马，进行反击。他写了《伟大的捍卫者》发表在他办的政治周刊《印度青年》上：“应该让每个人纺纱，泰戈尔也应该像周围人一样纺纱，他应该烧掉自己身上的洋服。这就是今天的要求，明天的考虑留给上帝吧！”

甘地为了争取泰戈尔的支持，来到加尔各答与他交流意见。会谈的时候，只有甘地，泰戈尔和安德鲁斯在场。他们的分歧很大，主要表现在先自治、独立，还是先建设和提高素质。这次会谈之后，泰戈尔对甘地的思想和自己的思想都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他发现自己的位置不在人群中。便于第二天回到圣蒂尼克坦，写了一系列儿童诗，即于1922年出版的《儿童的湿婆集》。

但政治风潮还是来到了国际大学。学生会组织同学公开辩论：不合作运动的是非功过。学生邀请泰戈尔主持辩论。会上，既有支持甘地的，也有支持泰戈尔的。表决的结果，支持甘地者获胜。泰戈尔进行了总结，对辩论的结果感到高兴，因为，学生能自由思考。他们不是应试教育下装满知识的机器，而是有着生机和活力的青年。这足以证明国际大学是沿着正确的方向在前进。

泰戈尔以甘地为原型，写出了象征剧《摩克多塔拉》，麻克多塔拉意即“自由的瀑布”，这是一部观念大于剧情的戏剧。他在1922年1月的一次朋友聚会上朗诵后受到好评，便让国际大学的学生排练。甘地领导的不合作运动却发生了转折。由于大批政府人员辞职，学生退学，工人罢工，农民抗税，迫使当局采取严厉镇压，成千上万的人被投进监狱。1922年2月4日，发生了比哈尔邦农民烧毁警察局事件，甘地决定停止印度的不合作运动，国大党也通过决议无限期停止不合作运动。3月，甘地以煽动叛乱罪被捕，并判6年监禁。《摩克多塔拉》的演出准备也随即停止。

1930年3月，甘地发动了民众不服从运动，同样遭到了殖民当局的镇压。甘地、尼赫鲁等国大党领导人和6万多人被捕。1931年1月，殖民当局释放甘地等人，在与甘地谈判的同时血腥镇压地下民族运动。发生在希吉利监狱两名青年被看守残杀的事件，再次激起了泰戈尔的义愤。1932年，甘地再次被捕，当局发布法令，取缔国大党全印委员会和各地方机构。泰戈尔便断然停止对他的一切祝寿活动，以示对甘地的支持。他还打电报给英国首相麦克唐纳，抗议英国政府对印度人民的“盲目的镇压政策”并要求立即释放甘地等人，并发表声明。

1932年8月4日，英国首相颁发“教派裁定书”，决定赋予“贱民”以独立的宪法地位。正在狱中的甘地决定绝食抗议。他写信给泰戈尔，请求支持。泰戈尔立即致电称赞，并呼请支持甘地，还前往浦那监狱探望他，这加强了二人的合作。

1934年1月，印度北部发生强烈地震，甘地正致力于反对不可接触制度、维护贱民利益的活动，为了宣传自己的主张，他声明北印度地震是神对不可接触制度的惩罚，并举行祭祀以消除罪孽。泰戈尔立即发表声明反对这种违反科学的观点和做法，两人又产生了一场争论。

1936年，泰戈尔将早年的剧作《齐德拉》改编成舞剧，在加尔各答上演成功后，便率团到印度各大城市巡回演出。创作和演出戏剧，这是泰戈尔晚年大力进行的活动，除了对学生进行艺术教育，还有一个目的，就是通过演出为国际大学筹款。当泰戈尔到达德里时，甘地正好在此，他捐赠了6万卢比，并写信劝泰戈尔注意身体，不要劳苦奔波。

甘地是一个民族主义者，爱国主义是他的思想，国家的独立是他的理想，并且是他不遗余力进行的事业。泰戈尔不仅仅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他更是一个人道主义者，因此他超越了狭隘的民族意识，更具有国际主义精神。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带给世界人民的灾难，让他更加关注全人类。所以，在日本入侵中国，意大利入侵阿比西尼亚时，他都给予愤怒的谴责。他讲演道：“人类的文明，决不会被野兽毁灭，真理和正义，决不会逃离人间，英勇的阿比西尼亚人民和刚强的中国人民都已奋起，对敌人作殊死的斗争，我深信他们终将得到最后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