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国内媒体精粹”栏目有大公报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反腐败寄望“高薪养廉”太天真》，该文称：“高薪养廉”之类的话题屡屡被人提及，“高薪养廉”这个命题又一直饱受争议，“高薪”是否真能“养廉”？事实上，豪贪巨蠹人们见过不少，但很少看到有哪一个是因为家境贫寒而走上犯罪道路的，与此相反，倒是因为财富的积累而变得更加欲壑难填。人的欲望是没有尽头的，寄希望于“高薪”就能“养廉”，似乎过于天真。

　　文章主要针对“一把手” 体制提出疑问。文章认为：“一把手”无疑会使权力失去制约，失去制约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当现行体制存在着滋生、蔓延腐败的土壤和条件，那么不出贪官也难。对这一观点笔者也是持赞同意见的。

　　笔者看过全文之后，对“高薪养廉”制度再次引发思考，既然在我国反腐败寄望于“高薪养廉”制度太天真，那么，在我国目前推行“高薪养廉”到底还存在哪些问题呢？

　　首先，“高薪养廉”在当前的惩防机制下难以凑效。

　　毋庸置疑，当今中国社会腐败现象十分严重。中国大规模的腐败现象是从改革开放后的八十年代开始的。在此之前有，但不太严重。对于腐败现象，全民深恶痛绝，政府深恶痛绝，执政党深恶痛绝。我们的执政党，我们的政府，我们的人民真的就没有一点办法了？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办法总会有的。腐败现象只是一股污泥浊水，腐败分子只是我们眼皮下的苍蝇，它们总会被消灭的。只是，清理污泥浊水与消灭苍蝇，这要看执政党、政府，还有人民群众的决心与信心。但我们必须把“一把手”权力过于集中，监管难以推行等等重大问题从根本上解决，要改革我国的法律制度，引进终身监禁等法律制度，要加大我国法律的威慑性，这样才有可能在预防腐败上进一步引进“高薪养廉”这一制度。

　　其次，“高薪养廉”难以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

　　目前来说，我国的国家公务员的工资每年都有一定程度提高，福利待遇也在提高。而事业、企业等单位人员的工资改革却还没有得到较好的落实，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虽然生活条件有所改善，但他们的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还存在很大的问题，而“高薪养廉”到底养哪一部分人群？有人就提出“高薪养廉”不如“高薪养教”，还有人提出“高薪养廉”不如“高薪养勤”等等，说明人们对“高薪养廉”是不赞成的，至少目前不赞成。要“还权于民”、“藏富于民”，这样人民群众才能相信和支持“高薪养廉”制度。

　　第三，“高薪养廉”犹抱薪救火，似急病乱投医。

　　有一个事实是：人是自私的动物，人的欲壑难填。有时候，道德的说教不能解决一切问题，而且解决问题也不是很深刻。目前，党内的还有一些腐败分子处在“地下”状态，如果这些人的问题都得不到有效查处，那么“高薪养廉”不成为一种笑柄么？在这种情况下引进所谓的“高薪养廉”制度，实际上就成了加大官员犯罪成本的行政制度。这与抱薪救火、急病乱投医又有什么两样呢？！

　　最后，“高薪养廉”制度的推行就必须把与之配套的制度加以引进和创新。

　　其实，反腐败现成的办法很多，可供我们借鉴的东西很多。“高薪养廉”制度在新加坡就很成功，新加坡反腐败成效显著，但新加坡也绝不仅仅依靠“高薪养廉”制度就能达到治理腐败的目的的。新加坡有严格的财产申报制度、公职人员接受礼品制度等，新加坡贪污行为调查局被国家赋予广泛特别权力，近乎于苛刻的权力，也有人对此特权提出异议，但新加坡人认为，防止国家被少数败类所腐蚀是首要问题，所以贪污行为调查局的特权得以实施与支持。

　　我们来看看新加坡政府制定的《中央公积金制度》，新加坡《中央公积金制度》规定所有参加社会工作的人员，包括政府公务员、企业职员、一般工人等，都必须参加公积金制度。主要内容是：职工按每个月工资的20%扣交公积金，政府和企业也按该职工月薪的20%比例提供公积金，每个职工可享有相当于月薪40%的公积金。工作时间越久，积蓄越多、据统计，高级公务员到55岁退休时，公积金总额大约有80-90万新元，相当于人民币400-500万元。如果在职廉洁奉公，没有贪污腐败和违法行为，退休后，全家生活富裕，安居乐业。但按照新加坡法律规定，凡有贪污受贿等违法行为者，一律全部撤销其公积金。在如此严厉法律面前，有几个敢冒此风险因贪小便宜去吃大亏的。

　　新加坡严密的惩治腐败制度，至少有三个方面的震慑作用：一是恐惧名誉和地位的丧失；二是恐惧个人人身自由的丧失；三是恐惧个人既得利益的丧失。从而形成“不敢贪” 的巨大压力和心理约束，达到遏制腐败的目的。

　　由此来看，如果我们只盲目推行“高薪养廉”制度，而不把与之配套的制度加以引进和创新，结果显然只能是“东施效颦”，这种仅仅依靠推行“高薪养廉”制度而达到反腐的目的只能成为一种奢望。综合以上四点，笔者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我国，仅靠“高薪养廉”无法达到“养廉”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