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前在京湘籍人士“内部”聚会上的文怀沙
【陈明远按语】因为眼疾治疗，医生好心劝告我等痊愈以后再上网。我托付学生们选些文章，代管陈明远博客。但学生说：过去因他们缺乏经验、不懂人情世故，在网上得罪了人，结果引来对于“陈老师”的误解、责备甚至谩骂，心存惭愧，不敢再造次行事啦！我说没有关系，对事不对人就好，对社会公众有益就是！种地插秧，难免踩一脚粪肥、沾一身污泥，何况在这大酱缸般的文化界呢？再说，要驱鬼同时必驱除自己身上附着的鬼，要治传染病同时治疗自身感染的坏毛病！何必顾虑重重呢？还不就是“人言可畏”、害怕挨骂、恐惧报复吗？……“抗非典”时期，若没有一些白衣天使不惜生命的代价挺身而出，哪能遏制可怕的流行病呢？陈明远老师老则老矣，还不甘老，还自许年轻力壮60岁就当20岁过（参看《生命从四十开始》一诗）来日方长呢！——只愿以身相许，为沉默的一群做喉舌，为将来的希望做人梯。陈某人乐意担负这个责任。过去挂铁牌关牛棚进大牢都没有害怕过，如今受几声辱骂又算得了什么呢？牢记：对事不对人，对事不对人啊！只是必须保障陈明远的话语权最要紧。任离合悲欢、不动声色，嬉笑怒骂、皆为文章。上补青天、下填沧海，裂骨焚身自要强。遂此愿，亦不枉平生，非梦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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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明远博客文摘版编者按】古往今来我们中国社会的习惯势力，就是所谓“一窝蜂”、“一哄而上”、“一边倒”，缺乏理性实证的发掘探讨真相的过程，而是以道德的名义、或者以革命的名义、以正义的名义等等，一边倒。在这个基础上，“舆论一律”“运动群众”“话语霸权”层出不穷，这是一个世纪以前鲁迅等先贤所痛心疾首的民族性的一种表现。投票习惯于“百分之九十五”至少“十个指头比一个指头”，论战的结论往往预设，竞争的收场往往内定。
陈明远博客认为—— 一切结论应该产生于发掘真相的结尾而不是开头，有多少证据说多少话，证据不足则可存疑、求同存异，任何共识都要经过尽可能深入全面的负责任的研讨，而不能靠先入之见。因此，陈明远博客努力办成“群言堂”而不是“一言堂”，以发掘真相、避免主观片面性、探讨客观真理为己任；识别巧言令色的浑水摸鱼、抵制浮夸横蛮的话语霸权，坚决主张“保护少数的言论自由”，因为：有的时候、有的场合（不是一切时候一切场合）真理、或真相（哪怕是部分的真相和真理）可能恰恰在少数人的手里！偏信则暗、兼听则明。所以，本文摘版推荐 天地梁心 博文如下，仅供网友们参考。谢谢大家！
大师文怀沙的“倒掉”，速度之迅猛，足令人惊诧。哪里谈得上是什么论战，光看各大网站醉心鼓捣的“民调”数据就知道，完完全全是一场充溢着杀戮之气的讨伐。一边，是理直气壮、铺天盖地的征讨；另一边，文怀沙弟子给师傅提供的“辩护”疲软无力，胡话通篇，倒像在挖自家阵营墙脚。目睹这场声势浩大的“倒文”运动，笔者不禁联想起当年鲁迅与徐志摩、李四光“混斗”时的一段撒气文字——“倘有戴着假面，以导师自居的，就得叫他除下来，否则，便将他撕下来，互相撕下来。撕得鲜血淋漓，臭架子打得粉碎，然后可以谈后话。”（引自《华盖集续篇·我还不能“带住”》一文）。现今，该是就“倒文运动”谈“后话”的时候了。
从互联网普及开始，它的一个伟大功绩在于，信息传播的高效率被发挥到极致。依托于网络的话语空间里，吸引眼球的“发现”和“结论”主宰一切；在海量信息的轮番轰炸下，人们消费观点，消费奇闻，消费一起又一起煞有介事的“事件”，已经少有求证的功夫和耐心。这样一来，当这些“事件”每每被冠以各种耸人听闻的名目（如“国学大师原是老淫棍”、“美学教授的‘屁眼门’”之类）登场时，一些本来存在探讨空间的话题便迅速被铺天盖地的网民“跟进”。而一旦“不沉默的大多数”产生情绪上的共鸣，某种倾向性的论断就很容易达成。这些论断，哪怕事后看来流于武断和偏狭，也会由于传播效果的深入人心而变得牢不可摧。就文怀沙事件本身而言，“大师”声名狼藉的残局已然无可挽回——某报文章曾打出标题曰“宜将剩勇追穷寇”——而且从目前的舆论态势看，几乎没有“平反”的可能。可以预见，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被撕掉假面的文大师将和“艳照门”、“屁眼门”的主人公一道，沦为真假道学家们所不齿的笑柄。
这桩了而未结的公案，本不应是这样一边倒的局势。文怀沙其人其行，或许没有不堪到人们想象的程度。这样的情形显然归功于网络民意的导引。可以肯定，许多人通过网络对事件表态之前断然不识文怀沙为何方神圣。那么，他们出离愤怒的根由，又是否完全立得住脚呢？有必要申明的是，笔者并没有在这里为文怀沙辩护的意思，只是就事论事，谈谈一些不应就此“带住”的问题。
李辉在发难的文章中历数了文怀沙的三大罪状，此处一一道来。其一，文怀沙年龄几何？李辉断定文出生于1921年前后，主要证据来自人民文学出版社以及国家话剧院的存档纪录。李辉认为：文怀沙改年龄的做法，是为了倚老卖老、给自己增添光环，否则“章太炎弟子”一说和许多头衔都无法成立。客观地讲，依据单位花名册上的记载料定当事人篡改了出生年龄，个中逻辑不免有些牵强。长期从事“20世纪文化人生活”课题研究的学者陈明远援引了钱锺书、吴祖光、卞之琳、艾青、林北丽等人及其家属的说法或，通过考证分析，认为文怀沙自称生于1910年并没有造假。（参见《南方人物周刊》2009年3月刊）此外，文怀沙之子关于其父为了和对象更加“般配”将自己年龄有意改小的说法（文怀沙妻子出生于1921年），放在当时的社会风气下来理解，基本上能说得过去。
其二，文怀沙因何入狱？李辉的说法是：“自五十年代起冒充文化部顾问，称与周恩来、陈毅很熟，与毛主席谈过话，以此猥亵、奸污妇女十余人。”后长期在天津茶淀农场劳教，直至1980年4月解除劳教。此说若成立，便与文怀沙自述的因做藏锋诗冒犯江青而获罪之说大相径庭。有意味的是，文怀沙在回应中单单略过了这一项质疑，是回避？是默许？还是无可奉告？文怀沙好色风流，众人皆知。开口闭口谈漂亮女人，是他一贯的德性，他也一直引此以为豪壮。文某人每每以高调的风流形象示人，我以为，也是一种刻意为之的处世策略。在中国的文化环境里，所谓“至情至性”的名士，常被形容为有超然放达的“魏晋风度”，不但少有人诟病，反而格外受人尊崇。自称独爱“苍生”与“美人”的文怀沙之所以暴得巨名，不单靠一顶“国学大师”的冠冕，其毫不掩饰的风流恐怕也赚回了不少印象分。成也风流，败也风流。对大多数看客来说，也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印象，“奸污妇女十余人”的说法便显得顺理成章了。文人（尤其是有大才的文人）风流，自古以来被看作是天经地义。但对于一个冒充大师的骗子荒淫无耻的行径，孰可忍之？这么一来，网友们的出离愤怒便可以理解了。
事实上，很多历史细节我们迄今无法确知。即算李辉的说法属实，文怀沙获罪的具体案件又是哪一桩？“奸污”和“强奸”有什么区别？是道德问题还是法律问题？在当时，“诈骗、流氓罪”如何界定？即使不是反对江青这样高尚的罪名，文怀沙蒙受长达十数年的漫长牢狱之灾，是不是完全没有政治原因？……那个酷烈年代特殊的伦理价值观和社会境况，不得不让人有上述疑问。而在这些问题没有被拎清之前，盖棺定论似乎为时过早。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清算一个老人半个世纪以前的道德旧账，似乎有那么一些不近人情。他为此付出的代价不可谓不惨痛，过去有罪，也已经赎了。用何三畏先生的话来说：“被‘劳教’这种于宪法无据的刑法惩罚十多年，用今天的人文观点来看，是不是值得为这位老人当年的命运报以一声叹息呢？”
最后一个问题是，究竟是谁炮制了“大师”？在文怀沙顶着的“国学大师、红学家、书画家、金石家、中医学家、新中国楚辞研究第一人，学界著名的文化明星”一连串头衔里，“文化明星”一项凑合，其他恐怕都该划归“假冒伪劣”。一个学人在私生活上还可以玩一玩“躲躲猫”，追究起来终归困难，但学术经历和存世的著述是半点都含糊不得的。据文怀沙自我介绍，其代表作长的有大部头的“四部文明”，短的有所谓“文子三十三字箴言”。对此，许多学界中人已进行过品判，此处偶举两例。李辉写道：“学界知其底数的人则都明白，文的楚辞学问至多可抵一名中学教员。”曾炮轰于丹的徐晋如更是毫不客气地发问：“不要说传世著作，哪怕是具有最低限度的学术水平的著作、论文都没有！这样的人能够被称为‘国学大师’吗？难道就凭他活得长？就凭他飘胸的银髯？”话虽刻薄，但也多少代表了一些学人对文怀沙学术水平的态度。
令人迷惑的是：这样一个在学术上几无建树的人，凭什么就被活生生供上了“大师”的神龛？是的，凭什么呢？首先，我们来看一看文怀沙的为人。此公当然不是什么安分守己的主儿，慕虚荣，爱出风头，好逞能，说大话，迷恋有光环的生活。这些作派，和人们想象中一味端正严肃的大师形象实在有一些分歧。可这个没遮拦的“大师”也有另外一面。文怀沙也并非全无自知之明的。据说，他曾多次当众称“我不是国学大师”——“这跟雀巢咖啡似的，虽然有名，但不一定是最好的咖啡。”回应书里“自揆平生碌碌，泰半荒度”的说法，不管是不是客套，多少能看出他并未消泯的几分敬畏心。可见“大师”的帽子并不是他自个儿封的。而在我看来，自立牌坊与安然受之二者毕竟有着不小的差异。
撇开当事人的道德瑕疵不表，成就“大师”盛名的，乃是这个文化商品年代价值迷乱的供求逻辑。跟风的媒体及其“标题党”、附庸风雅的地方官、劣质文化商品兜售商，还有黑压压一大群没有分辨能力的追星“粉丝”……说到底，他们才是幕后操手，是制造“大师”的同谋。“大师”的出现，一方面填充了新的文化偶像的缺位（中国人向来喜欢寻那挂着金字招牌的“导师”），为偶发思古之幽情的人们找到了精神寄托；另一方面，“大师”的名号一旦成为“品牌”，便可纳入市场交易机制，在文化商人那里成为利润增殖的筹码。据报道，文怀沙之子“待一切都明晰了”，打算状告李辉和《北京晚报》，索赔金额高达1个亿；对此，文怀沙那位不济的崔姓弟子提供的解释倒是相当坦诚，“李辉的质疑严重破坏了文老的国际声誉，严重影响到文老的经济利益，一直以来文老的书、字卖得挺好。”这番言说，岂非告示此地无银？如此而已。
近来，包括钱理群在内的一些知名学者陆续站出来，义正辞严地指出文怀沙“并无突出学术成就”、“称不上是国学大师”云云。此举是“反应过度”的表现，未免抬举这位“大师”了；须知，最高的轻蔑是连眼珠子也不用转过去的。文怀沙的影响从来无关学界。再说，对于书斋外的“江湖”，书生们几声不平之鸣又何用之有？只要上述供求链没有断裂，只要虚造的偶像依然能生成利益，能慰藉许多人的精神虚空，倒掉一个文怀沙，一个又一个朱怀沙、马怀沙还将站起来。这是确凿无疑的。
所谓“倒文运动”，最耐人寻味的是民众排山倒海般的道德义愤。几乎所有人都高举杀威棒，恨不得将一个年龄大于等于90的老人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所有人都欣喜地发现，自己居然也可以为诚信（年龄不造假、不假冒大师）和忠贞（不奸污多名妇女）代言，便有了十足的底气，厉声怒喝：“为老不尊的骗子，胡子蓄长些就可以蒙人了么？去，向人民交代你的罪行罢！”交代不交代，是当事人的自由，外人置喙从来是徒然。近些年，凡涉及敏感些的所谓“历史问题”，大师们比较一致的做法是：要么七拐八弯语焉不详、要么理直气壮拒绝回应；总之，淡的咸的挠痒的吊胃口的都“可以有”，只有真相这个玩艺嘛——那是“真没有”。问题是：不说就代表没有？当然不会。说了呢？莫非就句句坐实？当然更不是。文老先生长达200余字、巫山云雨般的亲笔回应便是明证。
话又说回来，上升为集群行为的道德讨伐多少有可疑的成分。从来没有什么凌驾于历史和时代之上的“永恒道德”。道德作为批判的武器，放在不同环境下是不太靠得住的。而且，诉诸良知的道德属于自律的范畴（而不是他律），更大意义上是一种自省的力量。所以，道德批判不应该成为一种“单边主义”行为，在以道德为旗一味谴责文怀沙们的同时，我们更有必要审视的，是自己的言行，以及内心。就像徐志摩回应鲁迅的怒骂时所说——“鬼是可怕的；他不仅附在你敌人的身上，那是你瞅得见的，他也附在你自己的身上，这你往往看不到。要打鬼的话，你就得连你自己身上的一起打了去，才是公平”。而鲁迅的伟大之处恰恰在于，他的“打鬼”，的确是连同自己、连同全部中国人的躯干和灵魂也一起打了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