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10月的一天，我从工厂的高音喇叭里听到了恢复高考的重要消息。当时，我在延安地区牛武电厂政治处工作，属于以工代干的那种。虽然我们厂地处偏僻的富县牛武山区，但职工多从北京在延安插队的知青和当地知青中招收而来，很多人都怀有上大学的理想。高考消息传来的当晚，我和许多工友聚在一起热烈地议论此事，并暗自盘算着如何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11月初，厂政治处主任派我到富县参加高考招生工作会议。会议除了安排高考报名等事宜外，还传达了党中央特别是邓小平同志拍板决策恢复高考制度的情况，教育战线拨乱反正、否定“两个估计”的文件精神。这次会议不仅使我比较清楚地了解到当年高考的有关政策规定，更令我感到惊喜的是，在县城街头看到了一些高校的招生宣传简章，在会上领到了一些虽然少得可怜但却十分难得的高考参考资料。
回到工厂后，领导指派我具体负责厂里的高考报名工作。由于自己只有初中文凭，对能否考上感到并没有把握，所以到底参加不参加高考，当时还有一丝犹豫。在厂里几个老大学生的鼓励下，特别是想到上大学深造一直是自己的梦想，既然现在机会来了就一定要设法抓住，故以同等学力文化程度报了名。当时的考生，多数人都是一边工作，一边备考。谈起备考，其实大家手头既无考试大纲，又无复习资料，更谈不上有老师辅导了，所谓备考，也就是根据考试科目自己能找到什么书、什么杂志、什么报纸就看什么，根本谈不上什么系统性、针对性，实际上主要依靠的是以往的知识积累和顽强的学习毅力。从后来的录取情况看，也是谁长期坚持自己学习，有基础底子好，才能考出好成绩，短期突击是根本不行的。
由于时间紧迫，全国统一出题考试的条件不具备。1977年的高考是分省出题进行的，我们陕西分文、理两大科类各考四门课程。我报的是文科，考的是语文、政治、史地和数学。12月9日和10日，考试如期进行。我和当时的工友、现任陕西教育报刊社副总编的张莫沉一起借住在富县中学教工宿舍的一孔窑洞里，而考场正好设在这所中学的平房教室，十分方便。各门课程的考试时间均为两个小时，考语文、政治和史地时，我都是把时间用完并经过反复检查后才交卷的，自我感觉挺好。唯独考数学时，我用了20分钟就没事干了，因为我只会其中的两道题，而且还是因为自学了一些高中数学内容才会做的。印象最深的是语文课了，它由30分的基础知识和70分的作文两大部分组成。作文题有两个，可任选一个，其中一个题目是《难忘的一天》，要求写记叙文。另一个题目是《致全国科学大会的一封信》，要求写议论文。我写的是后者，洋洋洒洒，一气呵成。当时我们听到一个说法，高考是见百不放，见零不要。我给自己定的原则是数学能得多少分就得多少，但坚决不能推光头。其它三门课要尽量得高分，以便把总分拉上去。如果按现行高考对单科成绩也有最低分的要求，我估计就玄了。由于当年不给考生通知分数，所以至今我也不知道考了多少分。不久，初选名单出来了，我和厂里的其他五个工友接到通知去县医院参加了录取前的体检。
体检之后，大家又各忙各的工作去了。春节将临，我请假回到了几百里之外的子长县瓦窑堡家中过年。到家后才得知我哥哥、我姐姐和我妹妹也都参加了高考。我们兄弟姐妹几个年龄相差不过六七岁，同时高考在当时也属正常。因为当年的考生既有高六六的，也有在校高中生，有的已30多岁，有的才十六七岁。十几届学生同时参加高考，这也是我国高考史上空前的奇观。从录取的情况来看，在校高中生考上的极少，被录取的绝大多数是我们这些已走向社会的考生。春节后几天，我给厂里打电话得知，西北大学给我寄来了入学通知书，我被录取到中文专业。此前，我哥哥已收到西北大学中文专业的录取通知书，我们兄弟二人成了同一所大学同一专业的同班同学。我妹妹被陕西师范大学历史专业录取，我姐姐也被一所中专录取。兄弟姐妹四人同时参加高考而且都被录取，这在当地还是很轰动的，《陕西日报》曾对此事作过专门报道。要知道这年全国有考生570万人，但只录取了27万人，录取率仅为6.8%。由于我哥哥杨挺的高考作文写得非常好，他和我们大学同班同学吴予敏、班理的作文都被《陕西教育》杂志全文刊登了。1978年2月，我怀着无比兴奋的心情，在经历了插队劳动、工厂工作六七年之后，乘着恢复高考的东风，跨入了西北大学校门。
30多年前的这场高考之所以被人们铭记至今，不仅在于它改变了多少人的命运，使多少人的生命有了新的希望。更在于恢复高考这一重大事件是“一个国家和时代的拐点”。时任教育部部长刘西尧最近在《恢复高考：奏响新时代序曲》一文中写道：“恢复高考，今天看来，怎样褒奖都不为过。它是一座纪念碑，标志着一段历史的结束，同时又是一个崭新时代的开始。恢复高考激活了整个社会的思想，从此，教育和科学迎来了一个百花齐放的春天。”作为一个当年高考的参加者、受益者，大学毕业后又一直从事高等教育工作，我从内心深处感到这样的评述是极其准确而深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