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第二次金融峰会召开之际，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撰文《应创造可保币值稳定的超主权储备货币》，在文中，周小川认为，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与蔓延使我们再次面对一个古老而悬而未决的问题，那就是什么样的国际储备货币才能保持全球金融稳定、促进世界经济发展。他提出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的基础上，建立超主权的储备货币，以克服现行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调节全球的流动性。

的确，本次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之一便在于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美元的泛滥和无节制的发行。正如《美元危机》中所言：“美国政府有一种技术，叫做印刷出版，可以让美国几乎不花成本的印刷出很多的美元”，而在1971年尼克松宣布关闭“黄金窗口”，终止美元与黄金挂钩之后，制约美元发行的唯一障碍被彻底扫除，印刷钞票完全成了美联储的权力。这样导致的结果，一方面是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源源不断的流向全球，另一方面却是各国对美元的发行没有任何制约机制。美元是美国的货币，却的确是全世界的麻烦。就此而论，周小川行长提出摆脱美元，建立超主权的储备货币的大方向无疑是正确的。而且，就人类货币史而言，在英镑和美元成为世界货币之前，无论是银本位，还是金本位，全球储备货币的特性都是超主权的。

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英美两国在讨论战后的国际金融秩序的时候，在《布雷顿森林协定》最初的设计里，并不是将美元作为未来全球储备货币，英美两国的设计者凯恩斯和怀特最初的理想是创立一个世界货币，凯恩斯给未来的国际货币取名叫Bancor，怀特取名叫Unitas。而最终的结果却是美国在战后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实力决定了美元不可替代的地位，美元取代英镑成为世界上最主要的储备货币，美国攫取了通过战争都得不到的全球货币霸权，甚至二战后成立的意在维护国际金融秩序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的分支机构。

当然，美元独步天下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彻底崩溃之后，人类发生的大大小小的金融危机更是不小数十起，无不和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有很大的关系。可以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从今天已经36年了，但人类至今还没有创造出一个真正具有长期内在稳定性的国际货币体系避免国际金融秩序的动荡。而周小川行长提出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为基础，将之改造成超越主权的储备货币的设想无疑是人类进行这种努力的一部分。其实，早在1969年特别提款权创立的时候，其内在的作用就有补充全球的流动性，充当全球金融的“镇痛剂”，摆脱美元毒瘤的作用。然而因为美元的流动性一直处于爆炸的状态，特别提款权根本没有发挥国际储备的机会，其在储备资产的角色上非常有限，直到2002年，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员的非黄金储备中所占比例不足1.25%。

因此，在第二次全球金融峰会召开之际，周小川行长重提特别提款权，提出对其进行改造，使之成为全球最主要的储备货币，我相信这种努力肯定会得到国际社会的称赞，然而，就目前国际金融秩序的现状而言，这种努力成为现实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首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从成立以为一直是美元霸权的最好诠释者。根据IMF的决策机制，占有16%以上的美国拥有绝对的否决权，这就决定了设立在华盛顿的IMF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美国财政部的一个分支机构，无法承担全球中央银行的职能；其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不改造的情况下，根本难以取得对全球货币供给的控制权；第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根本无法对全球流动性的供应进行配置，使之不至于过量，也不至于过少；第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无法合理配置全球货币供给。而这四个致命的缺陷正是特别提款权从1969年创立以来，一直是一个扶不起来的阿斗的根本原因。

因此，我认为，就中国的金融外交而言，首要的不是去主张创设什么超主权的国际储备货币，而是如同第一次金融峰会上胡锦涛主席所倡导的，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改造，增加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投票权，同时对美元的发行通过国际机制加以限制。目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主要掌握在美国、欧盟和日本手中，中国的份额甚至不如比利时与荷兰的总和，根本无法反应中国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地位与实力。可以说，彻底改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将特别提款权改造成超主权储备货币的必要前提，否则，所谓的超主权储备货币只是一个虚幻的，不可靠的空中楼阁，可能外表极为华丽，但毫无根基，一阵强风就可以把他摧毁。所以，在目前的国际金融体制下，不改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美元霸权的丫鬟的地位空谈什么将特别提款权改造为超主权货币的确有点太傻太天真。

（东方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