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今天接到贵州省水城县蟠龙乡大田村村民代表家属发来的传真，他们说：“贵网报道此案发生经过以后，我们曾经去省委、省政府询问，省信访部门领导说，省委领导已对此案作出批示，而水城县当地政府继续拘押村民不放，现在又准备对村民代表刘龙生、张昌勇、谢磊和其他5位村民治罪！近日，水城县公安局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移交到水城县检察机关。昨天，县检察院给我们送来一张《委托辩护人告知书》。我们希望检察机关依法保护村民合法权益，顶住强权势力的压力，调查政府有关人员的违法行为，立即释放8名守法村民。”
案情简述
今年1月15日，本网报道了《贵州水城：政府袒护矿主 出动400余人镇压群众》一文，详细叙述了2008年12月17日至19日发生在贵州省的另一起事件。事件发生地水城县是一个矿产资源丰富的地方，该县蟠龙乡政府为了私营矿主的利益，未经村民同意，擅自决定把全体村民全部迁移到6公里外的窑上村黑射地，要求2008年9月份以前全部搬走，新地点离村民承包种植的田地较远，什么基础设施都没有，水电路也不通，重新建房屋和装修需要大笔钱，村民要求在本村管辖土地范围内重新建房，这一合理要求遭到乡政府拒绝。
尽管如此，村民还是相信政府、理解政府，答应搬迁，前提条件是私营矿主黄永祥是最大受益者，他最起码按照市场价给村民一个合理赔偿价格。为此，村民委托代表多次和蟠龙乡政府协商，政府人员答应村民说，新的住地给三通，村民问房屋建设资金从哪里来？政府每平方米只给赔偿360元，房屋拆掉只付20%，其余另外再定，村民说360元根本不够建新房，别说装修等其他费用，并提出按每平方米500多元方案进行赔偿，乡政府予以拒绝。
村民说，按照政府计划，我们今后再去耕地种田来回要跑10多公里，既浪费不少时间，生活也不便利，一些年纪大的村民丢舍不下祖祖辈辈居住的地方，政府不能为了私营老板发财，而不顾村民的利益和死活，人民政府应该为人民着想，而不该处处站在人民的对立面坑害人民。
2008年9月份，蟠龙乡政府从县里拿来一份不知什么文号的文件读给村民听，内容为，村民住房不论新旧好坏一律按360元一平方米赔偿，石棉瓦盖顶的养殖场房一律不赔偿。村民对此不服，理由是：村民是“靠养殖业来维持生活，石棉瓦房如不给赔偿，搬迁后就不能修复，鸡鸭鹅放什么地方养殖？村民损失更大。”
12月17日左右，村民代表刘龙生、张昌勇、谢磊一行到北京上访，矿主黄永祥得知后打电话请他们回来，答应立即协商解决，三人回到六盘水，黄矿主早已在火车站门口等待，接着带他们到水城新客车站酒楼吃饭，边吃饭边协商，黄矿主说：“我问你们几个代表，你们究竟要多少钱？”代表说：“我们要160万元钱”。矿主当即答应说：“可以，但要你们几名代表做好群众工作，钱要分批付，最后一次结清。”谈的不到10分钟时间，几十名早已等侯的民警对村民代表实施抓捕，有的被打伤，几人至今被关押。
19日早晨，乡县两级党委政府领导带领公安干警及社会青年共400余人左右。警车及一部分社会车辆共计数十辆车，在村河边等候。
400多人进村以后名为维护现场，实际大喊把村民全部赶走，村民不同意的当场抓走，70多岁老太太张昌礼老人说了一句不搬，当即被打伤甩到车上，当时昏死过去，经过三天抢救治疗才回家。
当地村民说，县乡政府领导干部为什么会违法行政？极有可能和私营矿主有非法交易或官商勾结，否则不能这样蛮横的对待人们群众，上级领导应该查清背后有什么见不得光的东西！
欲加之罪
水城县和蟠龙乡政府个别工作人员、人民公仆、国家干部是如何依法行政？他们是否体现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笔者认为：在这场不该发生的纠纷中，水城县蟠龙乡政府相关干部根本没有做到“依法行政，执政为民。”如此粗暴的行为，干群和谐、社会和谐何时建立？这起案件不得不让人反思，某些干部的工作方法和作风令人担忧！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政府想治罪于民借口总是有很多借口，问题的关键你是人民的政府，打着人民的牌子就应该真心服务于人民，而不是合谋侵害人民群众的利益。蟠龙乡政府某些干部平常工作与群众怎么沟通，渠道是不是畅通？或者沟通渠道是不是还存在？如果这个渠道是存在的，是畅通的，会不会发生以上的问题？
人民政府和人民司法，要从爱护人民、爱护我们这一方土地的稳定发展出发，从良知、从问心无愧的角度依法处理这起案件。力争在处理本案的同时，纠正个别不良干部造成的错误和恶劣影响。通过公正的符合法律良心的审判，化解矛盾，减少冲突。树立人民对法律、对国家的信任。
法律规定
依据1997年12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951次会议通过的法释〔1997〕9号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规定》，“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条规定的。法条的原文是：“聚众扰乱社会秩序，情节严重，致使工作、生产、营业和教学、科研无法进行，造成严重损失的”是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
本罪的要件是：
（一）客体要件
本罪侵犯的客体是社会秩序。这里所说的社会秩序是“工作、生产、营业和教学、科研”的社会秩序。也就是说，犯罪行为破坏了这样的正常的秩序。
（二）客观要件
本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以聚众的方式扰乱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的正常活动，致使工作、生产、营业和教学、科研无法进行，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造成严重损失，是构成本罪的必要条件之一。在法理上，本罪是结果犯。如果没有发生刑法规定的犯罪结果，就不构成犯罪。
（三）主体要件
惩治的对象是组织、策划、指挥作用的首要分子。其次是积极实施犯罪活动，行动特别卖力，情节比较严重的积极参加者。
本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但是如前所述，并非一切参加的人都能构成本罪，构成本罪的只能是首要分子和其他积极参加者。对于一般参加者，只能追究其行政责任，不能成为本罪主体。
（四）主观要件
本罪在主观方面只能出故意。也就是说，主观上具有扰乱的故意，行为人往往企图通过这种扰乱活动，制造事端，给机关、单位与团体施加压力，以实现自己的某种无理要求或者借机发泄不满情绪。这是构成犯罪的主观动机。
我国的犯罪学理论主张主观和客观相一致的定罪原则。既反对主观归罪，也反对客观归罪。所以，行为人的主观心态是判定罪与非罪的非常重要的条件。主观上不具备犯罪心态的，就不要以犯罪论处。
执法为民
对本案涉及到的乡政府强行逼迫村民搬迁，村民有没有与之理论的权利问题，政府是对是错、是否合法，有待当地监督机关调查核实。但是，从国家的角度上看，从子孙万代的长远利益上看，强迫村民搬迁到外地又没有合适的价格补偿、侵害村民住房和利益问题是此案的主要焦点。党和政府制定了许多相关政策。法律法规也比较完善。相信有关部门只要按照党的政策、国家法律的规定去执行，蟠龙乡群体性事件绝不会发生。为什么乡政府干部不能以诚信的态度，执行党的政策，把国家法律法规的具体情况告诉村民？如果依法行政、依法管理、充分沟通、交流，纠纷完全可以妥善化解。即使是存在某些失误，只要是实事求是地处理、纠正，农民也可以谅解。
笔者认为，国家立法的目的，是为了惩处那些为了达到不正当目的，企图通过扰乱活动，制造事端，以实现自己的某种无理要求或者借机发泄不满情绪的人，还有故意蛊惑群众，制造恐慌情绪，形成聚众闹事的人。
大田村村民代表刘龙生、张昌勇、谢磊和其他5位村民是否聚众闹事？如果不是属于无理取闹，不是为了达到不正当目的，而是因为相关部门处理问题失当，造成了群情激愤，就不应该以犯罪论处。否则，只有进一步造成更大的社会矛盾，不利于纠正个别部门、个别干部工作的失误。如果认定村民代表有罪，不利于当前党和国家要求建设和谐社会的局面，很可能进一步激化矛盾。
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刑法释义:对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的概念及其构成，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的主观要件的释义是：
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在主观方面只能出故意构成。行为人往往企图通过这种扰乱活动，制造事端，给机关、单位与团体施加压力，以实现自己的某种无理要求或者借机发泄不满情绪。由于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是聚众性犯罪，因而进行扰乱活动必须基于众多行为人的共同故意。
“以实现自己的某种无理要求”是认定本罪构成的主观要件关键所在。那么，蟠龙乡大田村农民要求给予市场价位的征用赔偿合理合法，根本不能认为是无理要求。不是无理要求，就定为“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是否有失偏颇，是否难以令人信服。
行政越位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主要职能是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而蟠龙乡政府政府呈现的是“越位”和“缺位”。一方面，该乡“越位”体现在“积极行政”，侵害农民合法利益。不知这种行为是“以权谋公，还是以权谋私？”，不过，它已严重干扰破坏了农民的生产生活，侵害了农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农民作为共和国公民应当享有的言论自由权、人身自由权、财产权以及生命权等基本权利和自由。
农民这些权利和利益，如今遭到了政府的干预和损害。政府的这种“积极行政”，就是“越位”，做了不该做的事。要保障农民的“合法利益”，政府要“有所为，有所不为”，不要去充当商人的工具，扰民、害民，而是让村民休养生息，安居乐业。
当前，一部分农民的人身权和财产权遭到基层暴力行政的空前侵害，尤其是乡镇的暴力行政，产生了触目惊心的“基层暴政”现象。一些乡镇滥施权力，对农民暴力相向。毛泽东曾说过，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句话用在一些干群矛盾比较突出的地方也是恰当的。由于农民没有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渠道，也缺乏有效的司法救济，不堪重负和欺压的农民只能选择消极抵抗和越级上访。
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一些地方基层暴力行政现象，是一个后果极其严重的社会政治问题。面对这种空前的严重侵害农民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暴力行政，一个主流的观点就是指责某些党政干部作风粗暴、工作方法简单。其实，这是典型的违法犯罪行为，应该绳之以法，从严惩处。
村民期待
农民在市场经济中，缺乏自身利益的诉求渠道。在与权力和资本等强势权力和利益集团的博弈中明显处于利益劣势。在分散的农民与有组织的政府和其他社会集团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力量不对称，强势的政府和其他社会集团常常对弱势的农民滥用权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3条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第3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71条规定：“财产所有权是指所有人依法对自己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第75条规定：“公民的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侵占、哄抢、破坏或者非法查封、扣押、冻结、没收。”
“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人们希望水城县司法机关对本案按照这一原则认真执行。尽管个别强权势力可能施加压力，但人们相信这些案外势力只能改变案件一时的结果，但是他们改变不了法律的最终公正，法律终将会给刘龙生、张昌勇、谢磊，给大田村村民一个公正的结论。
综上所述，刘龙生、张昌勇、谢磊等人没有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的犯罪事实，如果水城县公安机关认定刘龙生、张昌勇、谢磊等人有罪，损害的将是法律的公正性和权威性，执法机关和人民政府在群众中的形象，导致更多更尖锐的社会矛盾产生。请水城县相关部门本着对事实负责，对法律负责，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村民期待执法机关立即释放刘龙生、张昌勇、谢磊等八位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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