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国定律、效应、机制、模式清单(三)
14. 两反模式:所谓两反指的是1.心口背反;2.口手背反。意思是想的和说的不一样,说的和做的又不一样,不仅不一样,甚至还完全相反。我们把这种两反性简称为“两反模式”。要说物国人有什么普遍的性格特征和内在秉性的话,我们认为,非这种“两反模式”莫属。由于有两反性的存在,所以在物国的社会生活中,我们就完全可把以下的存在事实视之为某种不变的规律,也算是对两反模式的一种另解。即,凡想的不说,凡说的不想;凡说的不做,凡做的不说。由于两反模式完全背离了人类表达与交流的正常模式,所以物国在理解与交往方面的成本是以几何级数的方式激增的,其数额之大,甚至远远超出了人类的计算能力。其结果就是,物国的语言空间几乎成了典型的沼泽地、混水层,即使是自明性极强的简单词汇也无法指代它所要表达的那个专指对象,就更不要说那些本身就是含混不清的语词了。其实两反的属性没有说明什么,仅仅证明了牛拜的物国是一个典型的、标准的以语言来制假、贩假,以扯谎为终身志职的庞然大物而已。
15. 零头效应:零头效应说的是物国的好人好事、善言良语经不起概率统计学、综量分析、均数指标的透视与审核。即是说,它们都是一种特异性的个别现象,甚至是一种变异性的反常现象。既然好人好事、善言良语是一种特异现象、反常现象,那它们肯定就不属于某种基本的特征,也不具有某种普遍的意义。在物国,好的事物与坏的事物相比,就相当于山上的沙与山、海面的浪与海、天空的云与天的关系,是一种小零头与大整数的关系。我们认为,既然是零头关系,这个零头与那个大基数、大整数相比,就可以忽略不计。这个不计,不是四舍五入的结果,而是一个2位数与10位数相较之后的必然。当然,如果人们硬是要在幻觉中把几粒沙、几朵浪、几片云无限夸张,无限放大,夸张放大成山本身、海本身、天本身,我们也没法。请问,这不就是一切有关所谓的文化物国、文明物国、礼仪物国之说辞流行的成因么?另外,时至今日,仅就物国人民仍在普遍笃信“枪杆子政权”丛林哲学这一事实,不也同时严格地证明了物国文化零头效应的恒久性存在么?
16. 月饼模式:也叫形式主义模式,专门用于说明物国的表象重于实质,形式大于内容之行事风格。此风格在物国月饼的制造、包装与销售方面,尤其是包装方面,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按理说,月饼是用于中秋节的一种食品,是进口、下肚之物,既然是食品,那月饼的色、香、形,月饼本身的品质才是最重要的。而其他的一切(比如包装)就只能起到锦上添花,附带提升与强化品质的作用。这里面自然有一个主次之分的问题。毫无疑问,月饼是主,包装是次。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月饼的形式与包装都不能喧宾夺主。如果人们花在月饼包装方面的资金与精力远大于月饼本身,那这就是典型的本末倒置,主次颠倒,本质上属于一种非理性的行为。但名目繁多的中国月饼实际上就是这么弄的,形式大于内容,包装贵于月饼本身。细想起来,这也不奇怪,月饼的主次颠倒只不过是物国人形式主义本能的一种自然外射与延伸罢了。
17. 反推定律:也叫“反向推定原理”,是一种判断、推定学术文艺作品其品质与价值的方法。此方法主要用于反义社会学术文艺作品的批评,同时也用于学术人与艺术人其人品与人格的判定。所谓反推定理,就是用一种有别于常规思路的逆向思维来对作品的价值作出一种相反的论断。使用这种方法,能够使人们破除学术文艺界的云遮雾罩,摆脱一些人为的多余的评判干扰,以直截了当的方式给作品下一个更为合情合理的裁决。这样,就使得我们的判断程序大为简约,判断过程大为缩短,让整个判断显得异常经济、快捷、干脆、坚定、果断,而且漂亮。反推定理以以下的存在事实为根据,即它建立在反义社会学术文艺作品之内在本质的基础之上。我们认为,在一个反义社会中,其学术文艺作品的数量、规模、版次、流通面、知名度、上座率、火暴等级、票房价值、官方青睐系数是与它们自身的品质成反比的。即作品的价值是其数量、规模、版次、知名度、上座率、火暴等级、票房价值、官方认可度的倒数。之所以它们之间会存在着这样一种怪异的关系,这主要是由反义社会的性质来决定的。当我们在判断一个人的文化成就与艺术贡献时,我们首先应该搞清楚一个问题,或弄明白一个大的前提。即这些文化成就与艺术贡献是在什么样的时代,什么样的国家,什么样的大环境前提下取得的和作出的?是在什么样的时段上,什么样的氛围里“功德圆满”、“大功告成”、名利双收的?在我们对作品下判断时,我们切不可以不问青红皂白,不去拷问这个前提,切不可以不去厘清这个时代的性质,也切不可以只动用猪脑子,应用简单的因果逻辑,由表面的“火,火,火”就直接推导出实质的“好,好,好”。万一我们遭遇的是一个反义环境、颠倒时局呢?万一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淘优格序、悖论存在呢?比如在物国,它的言论、出版、拍摄、发行是不自由的,它的电视、电影终审是世界上最严格的,它的所有媒体、公演是被党政控制的,情况又会怎样呢?在这样一种性质的“国度”里,如果一个人在所谓的文化艺术上会大红大紫,如鱼得水,呼风唤雨,火得烫人,这本身就会使人生疑,因为其中的“名堂”与“过场”那是太过明显。在一个民主多元、个体相对独立、文化市场相对成熟的国家,如果说作品的发行量、上座率、票房价值还多少能对作品的价值作出某种正面证明的话,那么,在一个经济总是政治化、连经济市场都还没有真正确立,更不要说文化市场确立的国家,其作品的发行量、上座率、票房价值实际上什么都不能说明。即使有什么说明的话,也只能是反向说明。比如在物国,当所有的图书出版都受到官方的控制,所有的电视电影都受到政府的审查,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的书还会发行数十、上百万册,一个人编导的电影不仅能通过审查,而且还能取得极高的票房价值(前者如秋雨,后者如艺谋,顺便说一句,这两个人的名字如果细细推敲起来是颇耐人寻味的),这本身就是个问题,而且是个严重的问题。这种现象,如果根据反推定理,只能说明两点;1.这些作品的精神趣味是有严重问题的,即它们的价值取向本质上是应该予以否定的;2.要么就是整个物国事先为它们准备好了成千上万现存的傻子读者和傻子观众,一大群带有明显儿童化倾向的“观赏家”与“鉴赏家”。它们的成功只不过仅仅迎合了、利用了早已存在的那种傻势,那只愚势,钻了普傻、普愚的空子。只有在这样的物国,只有在这两种条件存在的情况下,作品们才有可能取得如此“美妙”和“理想”的发行与上座效果。否则,根本不可思议。正因为有这些因素存在,所以在物国,作品价值的反向推定是成立的。另外,反推定律的意思也可以用下面的话来表述:在物国,或反义国,谁的书愈畅销,作者愈下着;谁的电影愈卖座,编导愈反动。这就是反向推定。原因很简单,这是一个颠倒的时代,一个反义的国度。顺便说一句,反义时代的火红学术家、艺术家有点类似于上个世纪60年代初饥饿岁月的红头花色人。如果说普遍饥饿中的无比健康是不正常的话,那么,反义氛围中的艺术声誉肯定也是弄虚作假。所以,在如此背景的时代和国度,一切所谓正面的效果实际上都是负面的,一切所谓喜剧的色彩实际上都是悲剧的。同样的道理,一切所谓伟大的成就实际上都是渺小、一钱不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