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长”当学苏东坡

　　

　　周仕凭

　　

　　自2007年无锡市实行“河长制”以来，云南、河南、河北等地在治理污染过程中也纷纷效仿。就在最近，湖北黄冈也在实施，包括市委书记在内的各级党委、政府主要负责人都有了一个新头衔——河流的“河长”、湖泊的“湖长”。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凡是水污染比较严重的地方，几乎都在推行这一新政。

　　客观地说，实行“河长制”，传达了地方政府重视环保、强化责任的鲜明态度。特别是在一些水污染较严重的地区，由党政一把手担任“河长”，亲自督办河流环保工作，可以震慑环境违法行为、加大环境治理力度，从而起到一定的效果。

　　但人们担心的是，市长、书记们的份内工作林林总总，哪一样都不能怠慢，虽然当上“河长”，他们能拿出多少精力，对辖下河流、湖泊、水库的治污进行精心规划，并耗费大量时间、精力对治污工作进行组织和协调？更重要的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官”，一旦人走政息，河流污染会不会还是“涛声依旧”？

　　其实，挂一个“河长”的头衔很容易，但要想真正当好“河长”很难。难在要想当一个称职的“河长”，必须是一个合格的“市长”。在我看来，合格的市长应该符合以下三个标准。

　　首先，市长必须真正遵循以人为尺度的原则，每个人的舒适才是市长追求的目标。这条要求看似简单，其实在中国以道统为准绳的文化氛围下，达到这一标准极难，在某种意义上，以人为尺度的原则其实暗含着西方文明中尊重人性的根本价值。在诸多市长中，真正遵循人的尺度的市长少之又少；第二个标准就是具有良好的审美能力；第三个标准就是广纳民意。

　　此时，我想起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河长”， 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散文家、诗人、词人、豪放派词人代表——苏东坡。

　　苏东坡出生于1037年，1069年，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反对推行新法，自请外任，出为杭州通判。苏在杭州待了三年，任满后，被调往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1089年，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再次到阔别了十六年的杭州当太守。他在杭州修了一项重大的水利建设，疏浚西湖，用挖出的泥在西湖旁边筑了一道堤坝，也就是著名的“苏堤”。

　　众所周知，西湖乃是杭州的中心，杭州人的审美观均以西湖为基础，一个有着较高审美水平的市长，将会合理维护西湖的美丽，反之，一个不具有一定审美能力的杭州市长，则有可能对西湖的美丽造成破坏，进而将杭州的审美氛围和生活氛围引向歧途。

　　自有杭州城以来，担任市长的人已经数百，如果在几百个市长中评选出一位最佳市长，我最愿意把我神圣的一票投给苏东坡。我以为，看遍古今，唯有苏东坡“市长”符合以上三个尺度。这位北宋时期的杭州市长既是人性的，又是审美的，他以自己独有的施政风格赢得了人民和历史的尊重。

　　知道杭州的人，都知道苏东坡。民间流传着这样的故事，在杭州当通判期间，十分迷恋杭州的山水，觉得西湖比古代美女西施更美，便写下了“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这句绝妙好诗。

　　可是过了16年，苏东坡再来杭州当太守时，发现西湖长久不治，湖泥淤塞，葑草芜蔓，就感慨上书，认为“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决定要自任“湖长”，疏浚西湖，为杭州人做件好事。

　　疏浚西湖的告示张贴出来了，可苏东坡却被一件事难住了：疏浚出来的葑草湖泥堆放在何处呢？如果堆在西湖四岸，既妨碍交通，又污染环境；如果挑运到远处去，费工费事，何年何月才能将西湖疏浚好？愁得苏东坡三天三夜饭也吃不香，觉也睡不稳。第四天，他决定到西湖四周走走，看看如何更好地处理这件事。

　　苏东坡带上随从，骑马先到北山栖霞岭。一看这里是通灵隐、天竺要道，堆放葑泥，显然不妥当。于是，想转到南屏净慈寺去看看。他站在西泠渡口，正想上渡船，突然听到柳林深处传来一阵渔歌声：“南山女，北山男，隔岸相望诉情难。天上鹊桥何时落？沿湖要走三十三。”

　　苏东坡一听，心中一阵高兴：这不是在向我献计献策吗？对，天上可架“鹊桥”，湖上难道不能修长堤？这样，既解决了湖上葑泥堆放场所，又方便了南北两岸交通，真是一举两得啊！

　　苏东坡高兴得喊了一声：“好！再到湖对岸去看看。”这时，从柳林中飞出一条小船，船头站着一个青年渔民，身打躬，手作揖，向苏东坡说：“小民在此等候太守多时，快请上船吧！”

　　苏东坡又惊又喜，问道：“你何以知道我要来湖边？”那青年回答道：“听说太守要疏浚西湖，自然要到湖边来亲自察看，因此特来恭候。”苏东坡说：“好啊，那刚才的渔歌一定是你唱的了！”小青年笑笑说：“是啊，这就是我们西湖南北山小民的心愿啊！”

　　苏东坡乘上渔船，来到南山。柳林中又驶出一只小船，飞扬起一阵清脆的歌声：“南山女，北山男，年龄大过二十三。两情相慕难诉说，牛郎织女把堤盼。”

　　苏东坡听了，哈哈大笑道：“唱得好，唱得好，南山女，北山男，让我在湖上筑一条长堤，成全你们的好姻缘吧!”

　　要在西湖上筑堤的消息不胫而走，南北山渔民、农民和城里市民都闻讯赶来，自愿出工出力。苏东坡说：“谢谢乡亲们啦，连年早涝成灾，你们生活困难。我已申报朝廷，决定拨出一批大米，以工代赈。”

　　乡亲们听说有粮米可发，更加踊跃。人多力量大，从夏到秋，终于在北山到南山问筑好了七段长堤，段与段间留了六处水道，只是由于银钱不足，暂时未能造桥。湖北岸一个青年樵夫想出了个好主意，砍了一批树木，拼成木板，造了六顶吊桥。平时吊桥拉起，让里外湖的船只往来通行，早晚把吊桥放下，让两岸乡亲通行。又在长堤两边种上桃树和柳树，一来保护堤岸，二来春天桃红柳绿，为西湖添一美景。

　　后人为怀念苏东坡浚湖筑堤的政绩，就将这条南北长堤称为苏堤。春日之晨，六桥烟柳笼纱，几声莺啼，报道苏堤春早，有民谣唱道：“西湖景致六吊桥，一株杨柳一株桃。”“西湖十景”中的苏堤春晓就此而得名。

　　苏东坡作为杭州太守，自任“湖长”，带领民众治理西湖，可以说是历史上的第一个“河长”。这个故事也较全面的体现了苏东坡的市长作风，他的决策充分体现了民间特色，包含了后来人类普适性民主文明的要素，苏“市长”施政最大的目的是为了创造出一种为全体民众的舒适生活， 这种施政方法从民间出发，又服务民间，从实用出发，又实现了创造性的审美。 

　　用今天的话语体系评价苏东坡，我们可以这样表述：苏东坡“市长”以他博大的人道主义情怀和传统的艺术审美精神，为杭州城市的建设寻找到了一种人性化、优美化的方法论，这样的方法论影响了整个杭州一千多年的历史，真正实现了一座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行文至此，一个问题呼之欲出：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历任市长也已数届，难道这些有着现代眼光的市长们竟然还不如一千多年以前的封建“市长”苏东坡？

　　这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但是我们必须回答。以我的眼光看，诸多高举社会主义特色市场经济旗帜的市长们其实在一种不自觉的状态下违背了人性化和审美化的施政原则。

　　就拿杭州市的旧城和新城看，旧城更多的体现了一种人性化的舒适和审美，而新城则充满了浮躁和喧嚣，宽阔的马路，高耸的大楼已经把人挤扁，现代的杭州所遵循的不再是人的尺度，而是车的尺度，一切以车的快速通过为前提，而杭州几千年来所遵守的优雅和闲适正在消失。

　　我们以为，这样的发展方式既不符合人的尺度，也不符合中国传统的审美尺度，只是一种对资源的提前支取，对传统的人为断裂，对杭州文化的轻率否定。

　　苏东坡建苏堤，完全是从“人性化、优美化”出发的，正因如此，苏堤成了“苏市长”流传千古的“政绩工程”。而现在一些地方的“政绩工程”是不顾群众需要和当地实际兴建起来的，这些工程劳民伤财、浮华无效，却有可能为自己和小团体带来实效。

　　苏东坡的价值正在这里，在他的任期内，没有破坏杭州的资源，但是也没有固守陈旧，他用自己的审美方法合理利用了杭州资源，并将杭州的美丽提升到了一个历史的高度。一千多年过去了，所有来杭州的人民，所有生活在杭州的人民，大家都在怀念人民的“市长”苏东坡。

　　所以，中国的“河长”们，要想真正的把环境治理好，必须向苏东坡学习，在发展经济和环境治理上必须遵循“人为尺度、审美能力、广纳民意”的原则，这一原则其实也就是中央提倡的以人为本。一旦背离了以上的三个原则，环境治理说好听点是舍本求末，说不好听点只是形式主义，将与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背道而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