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思考中华民族的未来，关注中华民族的复兴，不能只从文化、理论、学术角度 去思考，我们必须去关注社会现实，关注中国社会的政治现状，在尊重现实与现状的情况下去探索怎么循序渐近的改变现状与现实，使社会平稳、有序的实现转型，向社会制度过渡。如果我们不顾及这些现状，而只注重理论与文化，盲目的进行社会文化与社会政治变革，搞不好不旦不能成功的实现社会转型与过渡，还会导致社会出现动荡，使一切努力前功尽弃。正如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一样，其实质就是在中国建立 起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但是，考虑文化的转型、过渡以及社会文化与政治理念等社会现状，中国共产党在社会改革的理论阐述中，不得不引入商品经济概念，指出商品经济属于社会主义，然后又引入市场经济体制，在理论上又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阐述，这一切理论的阐述很好的实现了原社会主义制度向新社会制度的转变，在社会文化及社会价值层面上没有使中国社会出现文化危机、价值危机。试想，如果一开始  ，共产党就指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失败，中国要进行资本主义制度改革，则中社会必然出现文化危机、社会价值信仰危机，并进而引发政治危机，最终可能使中国社会陷入动荡之中，改革开放、中华复兴无从谈起。对马克思主义的反对，必然要触动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论，危及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与存在道 义与文化基础。但是，中华文化要走向复兴，又不得不摆脱马克思主义的束缚。这就是一重大的困局，这也就是笔者将反对马克思主义与进一步巩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做为中国21世纪第一大文化命题的原因（见《中国社会21世纪第一大文化命题》一文）。 我们首先将中国共产党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阐述清楚，确定中国共产党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是主体与工具的关系，再来指出中国共产党与共产主义的关系是价值关系，共产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价值目标，最后导出放弃马克主义（工具）而不放弃共产主义（价值追求）的结论。

　　所有这些阐述只服务一个目的，就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并使在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不破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道义与文化基础，不反对共产党的领导，进一步巩固共产党的领导。